琵琶记孝顺歌前腔鉴赏

㈠ 琵琶记第二十出孝顺歌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

《孝顺歌》

父母恩情似海深

人生莫忘父母恩。

生儿育女循环理，

世代相传自古今。

为人子女要孝顺，

不孝之人罪逆天。

家贫才能出孝子，

鸟兽尚知哺育恩。

父子本是骨肉情，

爹娘不敬敬何人？

养育之恩不图报，

望子成龙白费心！

㈡ 麻烦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谢谢~~琵琶记 糟糠自厌 ~急需！！

呕得我肝肠都疼了，眼泪也垂下来，还是牢牢地卡在喉咙里。糠啊！遭到打击，筛你簸扬你，受尽折磨。恰似狼狈的我，千般辛万般苦都经历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想吞都吞不下去。糠和米本互相依倚，谁把你簸扬得忘两处分开？一个贱，一个贵，就好像我和我的丈夫，相见之日遥遥无期。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别的地方我没处找。我便是糠么，怎么把糠当食物救人于饥饿？就好像夫婿你出去了，让我去哪弄好食物供养公婆？

今天背《糟糠自厌》来着，查查翻译 发现没有，我就自己试试吧。留给后来人看看，改改。

㈢ 琵琶记的作品评价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吕天成《曲品》说：“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总之，《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因此， 《琵琶记》是一部值得弘扬的优秀剧作。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仪容俊雅”、“德性幽闲”的赵五娘是个美丽端庄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知经书，能书，善画）的姑娘，嫁与同郡（陈留郡）蔡伯喈为妻。故事发生的时候，她结婚才两个月。作者刻画了“旷野原空，人离业败”、“饥人满道”、灾害频仍、官吏鱼肉乡里的典型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描写了赵五娘悲惨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她在灾荒岁月中儿独自养亲的艰难处境，从而以她的形象体现了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我国妇女在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的美好品质，正因为如此，赵五娘的形象赢得了几百年来广大读者的深切同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首先，她不满于丈夫被逼赴科举考试之举。在此之前，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赵五娘是个怎样的人物？ “辐辏，获配鸾俦。深惭燕尔，持杯自觉娇羞。怕难主频繁，不堪侍奉箕帚。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俦奉暮年姑舅。”（第二出《高堂庆寿·锦堂月》）
这只曲子展现了赵五娘在新婚不久时的心情：羞涩不安，对婚姻颇觉满意，所一心向往的是与丈夫白头偕老，侍奉好年迈公婆。这与她以后反对丈夫抛亲别家去京城应考的态度是一致的，随着剧情的发展，不难看到她在整本戏里是唯一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心的人。当蔡公催促伯喈“快赴春闱”以“改换门闾”，并且以恋新婚、贪妻爱来苛责他，致使伯喈屈从父命时，赵五娘对此表示异议，一方面埋怨公爹“见得好偏”，一方面指责丈夫“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有揆情理，欲偕丈夫向公爹进行劝谏。一旦辞赴试不从的丈夫离家远行，她叮嘱他襦衣换青时切莫恋花柳，定要早办归程。可见赵五娘对赴试求仕一事的态度是鲜明的。以后，她总是把一系列变故、灾难跟它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不幸、痛苦和恼恨跟对它的怨恨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心目中，丈夫赴试求仕跟蔡门一连串不幸事件无法分开。她显然不同热中于得到凤冠霞帔的女人。
其次，她在侍奉老人方面自觉地承担了最大的牺牲。
在赵五娘看来，庆幸夫妻恩爱与尽力侍奉二老没有矛盾，它们本是融合在一起的两件事。而且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挂牵”，“悲岂断弦，愁非分镜，只虑高堂，风烛不定。”（《南浦嘱别》）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竭力撇开“六十日夫妻恩情断”的悲哀，固然有避“迷恋”丈夫嫌疑的苦哀，也不能说没有将偕老与侍奉视作一回事情的明确认识。似乎是近“做作”的语言，其实却正是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特殊心理。也正为如此，她有“我的一身难上难”的埋怨和浩叹。“轻移莲步，堂前问舅姑。怕食缺须进，衣绽须补，要行时须与扶。”（《临妆感叹》）又是“怕”，又是“问”，竭尽心力，毅然挑起了代薄情夫婿独自赡养二老的重担子。原本清贫的蔡家逢到饥荒年景之后，在遣儿科举赴试问题上本就存在分歧的公婆现在随着物质生活日益艰难其矛盾日愈加白热化了。而赵五娘艰苦备尝，劳役不辍，支撑着一家口食身衣，同时勉力劝解二老，那种体贴入微、既以物质上又从精神上多方照顾慰藉老人的情怀确实感人至深。
在第七出《义仓赈济》里，赵五娘早已衣衫解典、囊箧罄尽，“说得不出闽门的清平话”，抛头露面到官府乞领仓米，又遭到恶吏的欺侮凌辱，发出“千死万死不如早死”的哀嚎，要投井自尽，可是当她想到二老会因此招致速死，又辜负了丈夫临行的嘱托，因而虽然力枯形惫也只得隐忍止步。得到张大公转赠一点仓谷后，她安排一口淡饭权给二老充饥，自己只拿狗彘食的谷膜米皮暗处吞咽，殊不料婆婆误以为媳妇不尽心，辱骂她，疑猜她，眼看常见的妇姑闹剧即将爆发。但枯瘦如柴的赵五娘仍然坚持自我克制、牺牲，没有声辩，没有反唇相向，也没有去自寻解脱或自谋生路，抛弃风烛残年二位老人。这是何等感人的性格！
在著名的《糟糠自餍》一出里，赵五娘四支“孝顺歌”借物抒怀，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这个普通妇女身世的艰难、内心的痛苦和始终不渝地侍奉二老的意愿。“糠啊，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这是就艰难身世的抒怀。“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这是喻赴试求仕），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这糠啊，尚兀自有人吃，奴家的骨头知他埋在何处？”这是实际上已成弃妇者内心痛苦的抒怀。第四支是在公婆私下窥伺发现她吞咽糠粃时的曲子，“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这糟糠妻典故的运用，不但表明女主人公对自己作为伯喈贫贱相守的妻子的认识，而且表现了她与二老死生不渝、风雨共舟的坚定信念。自己咽糠，不让老人知道，怕引起他们烦恼，受到猜疑后仍然忍让着不予计较，这是多么善良宽容的精神啊！二老相继死去以后，赵五娘剪发买葬，十爪挖泥，罗裙包土，按那个时代的风俗埋葬和祭奠二老，为二老描容后行乞觅夫，把儿辈的义务尽到了家。这正是《琵琶记》悲苦动人之处。
再是拒绝蔡公关于再嫁的遗命。
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蔡公经过接踵而至灾难的洗礼，顿悟强使独生子赴举一事致使合家不幸，尤悔致使媳妇坠入苦难深渊，并且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于是立下遗嘱要五娘立即改嫁求生。对此赵五娘断然加以拒绝。在丈夫荣枯不知、生死未卜、公婆死后祭奠乏人的情况下，取这种态度，既合乎性格的逻辑，也是忠贞爱情和不渝地侍奉老人这种信念的突出表现。
上述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贯穿终始的是赵五娘倾身侍奉二老这一点。应该认为，赵五娘这样想，这样做，有着现实的合理的思想基础。由于作者有“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的创作观念，坚持把女主人公写得真实动人，这个人物的性格就有了相当的深度。
第一，她作为熟谙儒家经典和传统中关于侍奉舅姑之类教诲的女子，有“做个孝妇贤妻，也落得名标青史”（《临妆感叹》）的信念。这里面虽不免带有封建伦理的时代烙印，但她对什么是孝妇贤妻有自己的理解，即真心实意地把公婆作为应该衷心敬重和热爱井为之承担最大牺牲的爹娘，这中间没有多大牵强做作的成分。“媳妇便是亲儿女”，这是赵五娘性格音符中的最强音。她把婆媳关系与母女关系划上了等号，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家庭关系的传统意识的合理一面，与封建伦理中森严僵冷的等级观念大相径庭。
第二，赵五娘对于父母育儿劬劳有自己的认识和体验。《路途劳顿》中“销金帐”后四支曲中前三支实际上是对于蔡公蔡婆养育伯喈过程的影射，后一支呼吁伯喈一类男子学一学返哺的“慈鸟”。这就说明，她对公婆的孝顺，并不是盲目的行为，乃是当子女的报答父母恩情的普遍心理表现。
第三，毋庸讳言，赵五娘是被作者作为孝妇来颂扬的，通篇不乏封建说教的语言，但即使对于这些描写和议论，也应该具体的分析。譬如有的是当时的习惯语，如“一马一鞍，誓无他志”；有的是封建观念与健康感情的杂揉，如“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妇”；不能全盘否定。对于整个情节中“生事、死葬、葬祭”的模式，这是时代的反映，更不宜予以苛求。

㈣ (元)高明是什么人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其弟高旸生于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当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两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理学家黄潽的弟子。至正五年中进士后，先后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椽吏、浙东阃幕（统帅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职，官声颇佳。晚年隐居于宁波城东的栋社，以词曲自娱。另有少量诗文传世。
从高明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仕途险恶的认识和对田园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和同情。另外，他还写了些表彰孝子节妇的诗文。通过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来纠正“恶化”的风俗、调和社会矛盾，是高明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基础。在《琵琶记》的开场词中，作者批评一般的戏剧“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识地利用戏剧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这前提下，他也触及了一些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琵琶记》是对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改编，写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即蔡邕，东汉末著名文人。但在民间传说中，蔡伯喈只是借用历史人物之名。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由此诗可以看到两点：
一是蔡伯喈故事在南宋已成为民间讲唱文学的流行题材；二是蔡伯喈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赵贞女蔡二郎》，想必就是从“盲翁”说唱一类民间文艺中演变过来的，《南词叙录》在此剧目下注言：“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另根据元曲、传统戏剧、民间文艺等各种资料所提及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早期民间流传的蔡、赵故事的梗概：蔡伯喈上京赶考，一去不回，不顾父母，遗弃妻子，最后被暴雷震死，是个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赵五娘孝顺公婆，艰苦持家，公婆去世，她罗裙包土，替公婆筑坟，背着琵琶上京寻夫，丈夫却不相认，是个孝顺贤惠的苦命妇女。
如前一节已分析的，《赵贞女蔡二郎》是意在维护家庭稳定的伦理剧。《琵琶记》在保存这一核心内涵的同时，又对剧情作了重大改动。最关键的地方，是把原来作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改造成一个忠孝双全的正面人物，把他抛弃家庭、另娶贵妻处理为被人胁迫而不得已。作者这样做，大致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文士，不愿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蔡邕继续在民间背负恶名，二是可以更好地宣传他所信奉的儒家伦理观念。
改编后的《琵琶记》，通过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忠”与“孝”这封建时代两大基本伦理观念的冲突。在蔡伯喈赴考之前，他的家庭和谐完满。当皇帝“出榜招贤”以后，蔡父不顾他的意愿，以事君尽忠、立身扬名方为“大孝”的理由，迫使他上京赴考；考中状元以后，牛丞相强迫他入赘相府，又是以不得违背圣旨为由，用君命和权势来压服；最后蔡伯喈向皇帝要求辞官，仍被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的理由驳回。辞考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使蔡伯喈无法照顾家庭、奉养父母，结果父母在饥荒中死去。这就是所谓“只为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在封建时代正统观念中，忠、孝原来统一的，但作者却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政治权力的绝对要求对家庭伦理的破坏，这反映了知识阶层在维护家庭和服务于政权之间常常会出现两难选择。
所谓“三不从”的情节，同时也反映了以蔡公、皇帝、牛丞相为代表的纲常伦理的现世权力对蔡伯喈个人意志的压迫。他虽然被塑造成一个孝心昭著、恪守经训的形象，但他也有对新婚妻子的爱恋，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些都因为与君亲之命相冲突而不能满足。他在一段唱词中说：
我穿着紫罗襕到拘束我不自在，我穿的皂朝靴怎敢胡去揣？我口里吃几口荒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
因为个人的意愿被否定，愈益增强了对官场生活的厌倦。而那种在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感，又表现出元末东南士大夫的思想特征。最终，蔡伯喈得到朝廷的旌表和提升，但他仍无法平复因“二亲饥寒死”带来的愧疚。在这些描述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作者揭示了现存道德的不完善乃至虚伪和罪恶，表现出企图从儒家经典原始本义追求完善道德的意欲。
赵五娘是《琵琶记》中着力刻画的人物。就其真实性的一面来说，她代表着一种人物类群：在旧时代中下社会阶层，一些妇女往往是家庭的真正支撑者，她们坚韧不拔，忘我牺牲，奉养老人，抚育子女，使丈夫能够在外界获得成功。在这过程中，她们往往需要忍受巨大的苦难。而《琵琶记》所刻画的赵五娘，在多方面作了强化，作者为她设计了极端艰困的处境：被丈夫遗弃却必须奉养公婆，家境贫寒而又遭遇灾年，竭力尽“孝”仍被婆婆猜疑……。这种描写确实集中反映了旧时代妇女身受的非人的磨难。
但从作者的本意来说，即使对赵五娘这样的人物也有同情，主要的还是为了借助严酷的处境来突出男性社会要求于妇女的以自我牺牲来维持家庭的品格。而且，他还进一步在赵五娘的性格中加入明确的道德自觉与道德说教：赵五娘的种种行为，根本上都是“代夫行孝”，而“代夫行孝”，又被解说为妇女的本分；作者甚至借赵五娘之口说：“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这就超越了对生活本身的关注而成为理念的表达，成为一种道德诱劝。所以说，赵五娘是一个由生活真实和道德理念混合而成的艺术形象。
《琵琶记》作为一部有意识宣扬道德教化的剧作，在后世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据说朱元璋认为它的可贵，甚至超过四书、五经。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它只是一种陈腐的说教。剧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忠“、“孝”的矛盾，个人意愿与社会统治力量的冲突，都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和思考又同元末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的演变有关。
《琵琶记》代表了南戏在进入明清“传奇”阶段之前发展的顶峰，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从结构上说，它的情节虽然存在某些漏洞，但总体而言，整部剧情以赵五娘和蔡伯喈不同遭遇的双线并行发展的处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条线是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的罗网，满心苦闷地处于一片繁华富贵的气氛中，一条线是赵五娘含辛茹苦，拼命挣扎在满目荒凉萧条的境地，许多场面不断交错出现，相互对映，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受。从人物形象来说，虽然夹杂了一些理念化的成分，但无论赵五娘的历经磨难而默默忍受，还是蔡伯喈的进退两难而矛盾苦闷，都有其真实的生活基础。作者为了达到“动人”的目的，逐步深入地展现他们的性格特色和细微的心理活动，使之有血有肉，不因为说教的目的而变得苍白僵死。
剧中的语言，“都在性情上着工夫，并不以词调巧倩见长”（毛声山评本《琵琶记·前贤评语》引汤显祖语），大都本色自然，能够比较深入地写出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活动。《糟糠自厌》一出中赵五娘两段唱词非常有名：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春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孝顺歌》）
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白）丈夫，你便是米么，（唱）米在他方没寻处。（白）奴便是糠么，（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前腔》）
曲子写赵五娘触物生情、从糠的难咽想到自己和糠一样受尽颠簸的命运，又从糠和米想到自己和丈夫的分离，引起对丈夫的思念和埋怨。以口头语写心间事，刻写入髓，委婉尽致。
在戏曲的声调格律方面，《琵琶记》改变了早期南戏不讲究宫调配合的做法，根据剧情的需要，考虑曲牌的缓急、性质的粗细、声情的哀乐，以及相互间的搭配，加以妥贴的安排。对句格、四声的运用，也比较严密细致。所以它在这方面也被明清传奇奉为圭臬。
总之，经过高明这位著名文士的加入，南戏从民间俚俗的艺术形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这在戏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㈤ 中国宋元南戏情况怎样

宋杂剧和金院本虽然具备了基本的戏剧形态，但只保留下来一些名目，还未发现完整的剧本。我国最早有剧本保存下来的是宋元南戏。因此，有人认为南戏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剧。

南戏是东南沿海一带土生土长的民间戏剧，又叫“戏文”。一般都认为它首先是在温州一带产生的，因此又叫“温州杂剧”或“永嘉(温州的别名)杂剧”。温州座落在离入海口不远的瓯江南岸，是控带山海、利兼水陆的交通枢纽。这里气候温润，河网交错，物产丰富，风光旖旎〔yini乙你〕，造船、漆器、瓷器、刺绣都很发达。宋室南迁之初，温州一度作为南宋逃亡政权的临时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温州一带好巫风，尚歌舞，里巷歌谣、村坊小曲、民间小戏极为丰富，社火活动相当兴盛，为南戏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这是颇有见地的。

早期的南戏结构灵便，形式自由，不太讲究宫调和格律，曲调婉转清柔，主要在温州一带民间社火活动中大显身手；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流传到城镇和都市，受到宋杂剧的影响，又广泛吸收了唐宋以来各种音乐歌舞、说唱艺术的营养，形成由歌、念、诵、科泛、舞蹈组成的综合艺术。通过人物装扮，能够表现复杂而完整的故事。

徐渭《南词叙录》是最早记载南戏的典籍，内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南戏萌芽于北宋末年，盛行于南宋，至元代广泛流传开来，并和新兴的元杂剧竞秀。当时，江南有撰写剧本的“永嘉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敬先书会”等民间创作团体，集中了富有演出经验的老艺人和落拓失意的文人，他们的共同创作，为南戏提供了大量剧本。元代中叶以后，一些著名的杂剧作家也纷纷加入南戏创作队伍，如马致远、萧德祥、汪元亨等。元末明初，北杂剧趋于衰落，南戏却得到长足发展，很多文人染指南戏，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有了不少革新和创造。

南戏存目约180个左右，有全本流传者仅17本(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且大多经过明人修改。最早的演出剧目有《赵贞女》、《王魁》等，均已佚失。明《永乐大典》收录宋元戏文33种。八国联军入侵时，残书遭劫，戏文仅存《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三种。它们较多地保存了早期南戏的风貌。其中，“九山书会”编撰的《张协状元》保留了由说唱诸宫调演变为戏剧的痕迹，被人称为戏曲的“活化石”。

《张协状元》是一出“负心戏”，它描写四川成都秀才张协，于大比之年忽得奇梦，圆梦后辞别双亲，进京应试。途经剑阁五鸡山，盘缠被强盗洗劫一空，身负重伤，逃进古庙。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多亏王贫女收留救护。在乡邻李大公的说和下，二人结为夫妻。贫女卖发借贷，凑足盘缠，使得张协进京夺魁。但张协高中后，不认前来寻夫的贫女，命人将她乱棒逐出。为了功名，张协又拒绝了王宰相的招赘，致使宰相千金王胜花羞愧而死。张协上任途中，又经五鸡山，再度遇贫女，竟挥剑将她砍成重伤。后来，贫女被王宰相收为义女，再嫁张协。新婚之夜，贫女发现新郎竟是忘恩负义、心狠手辣的张协，当场诉说了往日的恩怨，拒绝成婚。后在王宰相的劝说下，二人才又重谐鸾凤。

《张协状元》批判了富贵易妻的行为，歌颂了王贫女质朴善良的品格，申张了传统的民族美德。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人物众多，矛盾冲突跌宕起伏，并穿插许多喜剧性的科诨，以增强戏剧效果。其曲文质直浅近，活泼自然，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气息和地域风彩。

《张协状元》采取不严格分折分出，从头演到尾的连场戏形式，时空自由流转，初步形成了行当齐全，唱、念、做、打兼备的综合表演体系。而以人当道具的表演形式，则充分显示出古代艺人的天才创造性，堪称一绝。

南戏的代表作是“荆、刘、拜、杀、琵”，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琵琶记》五大本。

《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元人柯丹邱作，演温州名士王十朋家境贫寒，以荆钗为聘，娶钱玉莲为妻。婚后，王十朋进京应试，得中状元。万俟〔moqi末其，姓〕丞相欲将女儿许配，王十朋拒亲，因此被调往边远的烟瘴之地任职。早就垂涎于钱玉莲的纨袴子弟孙汝权趁机篡改王十朋的家书，伪称王已入赘相府。钱玉莲虽不相信王十朋会重婚，但耐不住继母逼迫改嫁，愤然投江，被福建安抚使钱载和救起，认作义女。后来，万俟丞相势败，王十朋升任吉安知府，回家接母，发誓终身不娶，谢绝钱载和招婿美意。及至荆钗重现，夫妻始得团圆。

显然，此戏的立意与南戏中大量的“负心戏”颇不相同。宋代实行科举取士，不少寒门出身的读书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中的许多人地位陡变后，便马上抛弃共过患难的妻子；而权贵们也往往要从新贵中挑选“东床”(女婿)，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种政治性的“联姻”，便酿成富贵易妻的大量悲剧。上面提到的《赵贞女》，写蔡二郎中状元后，抛弃了供养他读书，又奉养他父母的原配妻子赵贞女。赵贞女上京寻夫，蔡二郎竟狠心地驰马将她踹死。后来，天雷殛〔ji集〕顶，轰死了这个歹毒的负心汉。《王魁》则鞭笞了变心的状元王魁，他全然不念资助他读书应试的妓女敫〔jiao角〕桂英的恩情，逼得桂英愤而自裁，化作厉鬼，活捉他的灵魂到阴曹地府问罪。《张协状元》中的张协不报贫女收留救命之恩，竟然挥剑砍伤贫女，后来在权势力量逼迫下才得破镜重圆。这些戏总是深深同情那些受害的女性，对忘恩负义的男人给予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表达出人民群众的鲜明爱憎。
荆钗记

《荆钗记》也是写这类题材的，却从正面落墨，塑造了富贵不忘糟糠之妻、忠于爱情的正直文人形象。对钱玉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美好品德也给予了赞许。全剧以荆钗为主线展开故事，构思缜密，结构紧凑，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中《刁窗》、《见娘》、《祭江》等出颇为流行。

《刘知远》又作《白兔记》，作者不详。故事来源很早，宋有《五代史平话》，金有《刘知远诸宫调》。此戏演述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为财主李文奎牧马，被招赘为婿。李文奎死后，刘知远受到兄嫂李洪一夫妇的欺压，不得已弃家投军，入赘岳节度使府中，并以军功升为九州安抚使。其妻李三娘在家饱受折磨，磨房生下儿子“咬脐郎”，无力抚养，托人送往军中。16年后，咬脐郎在刘知远身边长大，成为一位英姿飒爽的小将军。一次出猎，因追赶白兔，与正在井台汲水的李三娘相遇，才知道是自己的母亲。咬脐郎回营，诘问刘知远，促成合家团聚。此戏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刘知远青少年时的潦倒和屈辱，投军后的艰辛与苦楚，未发迹时的挣扎与奋斗；同时也批判了他发迹后的志得意满，对发妻李三娘的“短幸薄恩”。剧本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描写了李三娘既遭哥嫂迫害，复被知远遗弃，在孤独寂寞、凄风苦雨中忍受熬煎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矛盾，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刘知远》前半部分写刘知远和李三娘由合到分，后半部分写二人由分到合，中间穿插窦公送子，为咬脐郎的成长、出猎和合家团聚埋下伏笔，针线颇为细密。其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yi益〕。”(吕天成《曲品》)“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曲海总目提要》)其中，《磨房产子》、《窦公送子》、《出猎回书》十分流行。

《拜月亭》，又称《幽闺记》，大都认为是元代施惠(君美)根据关汉卿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故事发生在金末，金主昏庸，听信奸臣聂贾列的谗言，杀害了主战大臣陀满海牙全家。海牙之子陀满兴福得秀才蒋世隆搭救，二人结为兄弟。蒙军进攻中都(今北京)，金国兵部尚书王镇的女儿王瑞兰逃难时与母亲失散，邂逅〔xiehou泄后〕书生蒋世隆，结为患难夫妻。蒋世隆的妹妹蒋瑞莲与哥哥失散后，被王镇夫人认作义女。王镇和番归来，在招商店巧遇女儿王瑞兰，嫌蒋世隆贫穷，将两人强行拆散，和夫人、瑞莲一同回到府中。王瑞兰日夜思夫，拜月亭下吐露衷情。后来，蒋世隆、陀满兴福分中文武状元，同被王镇奉旨招婿。世隆和瑞兰开始拒接丝鞭，及至证实乃是昔日被拆散的患难夫妻时，惊喜交集，破镜重圆，蒋瑞莲亦与陀满兴福成婚。

《拜月亭》热情歌颂了王瑞兰与蒋世隆在患难中经过相互了解而产生的真挚爱情。王瑞兰不是那种“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苟且女子；也不是那种柔弱而无主见的女子。她对蒋世隆热烈中有冷静，泼辣里见矜持。为捍卫来之不易的爱情，同专横跋扈、势利虚伪的父亲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尽管这出戏最后还没有摆脱生旦大团圆的结局，但它相当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北方各族人民在战乱中经受的骨肉分散、颠沛流离的苦难，多方面表现了人们在危难中相互扶持的美好情感。通过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揭露并批判了悖情谬理的封建礼教。

《拜月亭》的故事发生在战乱之中，充满悲剧色彩。作者以偶然性避免悲剧性结局，借喜剧性的巧合来突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祝愿和对封建礼教的嘲讽，使人感到妙趣横生，真实可信，成功地将悲剧色彩与喜剧氛围融合。特别是“拜月”一出，在悲与喜的转换交替中，细腻入微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性格，揭出姐姐原是嫂嫂，妹妹又是小姑的真情，产生了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拜月亭》的语言质朴自然，炉火纯青，于本色处见文采，譬如“歧路相泣”一出，王镇夫人与蒋瑞莲在逃难途中，以唱代白，情景交融，“委疑天造，岂曰人工？”(李卓吾对《拜月亭记》容与堂刊本的总批)有人甚至认为，《拜月亭记》超过了《琵琶记》，可以和《西厢记》媲〔pi辟〕美。

《杀狗记》，一般认为是明初人徐畛〔zhen真〕根据元人萧德祥《王脩〔xiao消〕然断杀狗劝夫》杂剧改编，然后又经过冯梦龙加工润色而成。它描写孙华受狐朋狗友柳龙卿、胡子传挑拨，与同胞兄弟孙荣失和，将孙荣赶出家门。孙华之妻杨月真屡劝不听，便杀了一条黄狗，伪装成死尸放在门口。孙华深夜酒醉回家，看到尸首后十分惊惧，忙去找柳、胡帮忙，两人都托词拒绝。孙荣却不记前恨，把尸首背到城外掩埋。孙华深受感动，幡然悔悟，兄弟和好如初。本剧运用对比手法，阐明了交友要慎，守业不易的人生道理，批评了浇薄的世风，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孝友为先”、“亲睦为本”、“妻贤夫祸少”等封建说教充斥剧中。孙荣和杨月真的形象，也不够生动丰满。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后人称他为东嘉先生，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约生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约卒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明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辈由宋入元，怀着亡国之恨，不曾居官。但年轻气盛的高明决心通过科举途径实现经时济世的抱负，于是发愤读经，中了进士，踏上仕途，做到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由于他清廉自守，耿介刚直，看不惯黑暗的官场和腐败的吏治，以致数忤〔wu午〕权贵。后来，终于解官辞归，隐居庆元(今宁波)城郊栎〔li利〕社沈氏楼，闭门谢客，专心著述。高明“长才硕学，为时名流”，交游很广。工诗文词曲，诗文有《柔克斋集》20卷，戏文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琵琶记》。

《琵琶记》写的是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说唱、院本、早期戏文均有此目，都把蔡伯喈写成“背亲弃妇”、身遭雷殛的负心汉；《琵琶记》袭用了原有故事的大部分情节，并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把蔡伯喈改塑成软弱、动摇、怯懦的“违心郎”。剧本演书生蔡伯喈新婚两月，正赶上皇榜招贤，上司推荐，父亲强逼，在“子不听父言是为不孝”的训斥下，他只得含泪告别娇妻，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后，他再三请求辞官，回乡侍奉父母以尽孝道，但皇帝不准，强令他留在京城做官。在“臣不遵君命是为不忠”的压力下，他勉强戴上了乌纱帽。牛丞相要招他为东床快婿，他再三推辞不下，无可奈何，只好入赘。身居相府，享不尽荣华富贵，面对着美貌贤淑的牛小姐，他却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蔡伯喈“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他对双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停妻再娶，都是迫不得已的。就这样，剧本通过“三不从”(“三强为”)情节的设置，开脱了蔡伯喈的罪责，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牛丞相和“君亲”。牛丞相凭借手中权势，只顾自己招得快婿，生生拆散蔡伯喈和美的家庭。当朝皇帝则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相逼，要他忠君报国，屈从“师相”婚事。强大的封建势力使蔡伯喈一步步走向困境，使蔡家陷入悲惨命运。

高明的改塑，当然有为历史上的蔡伯喈翻案的动机，有通过“子孝共妻贤”宣扬并提倡封建道德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借这段历史故事，抒发难以排遣的满腔忧愤。高明借蔡伯喈之口，一再沉痛地表示：“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这不仅流露出菲薄名利、眷恋天伦田园之乐的思想，而且点明悲剧的根源在于赴试求官。剧中充满了对科举制度、仕宦道路的厌恶和批判，寄托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思考。

《琵琶记》最为动人之处是对赵五娘命运的描写。赵五娘是苦难的化身，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缩影。她不慕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同意丈夫去应试。丈夫走后，时遇荒年，公婆年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她的肩上。领了一点赈济粮，又被里正(乡官)抢走。自己吃糠，把米饭留给公婆，反遭公婆误解。公婆死后，无钱埋葬，她剪下头发，沿街叫卖。罗裙包土，自筑坟台。最后，又画下公婆遗容，沿途弹奏琵琶卖唱，进京寻夫。剧本突出刻画了赵五娘的善良、温柔、勤劳、朴实、任劳任怨、坚韧不拔等优秀品质，以及自我克制的牺牲精神，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琵琶记》全剧42出，结构宏伟，构思精巧，两条线索相互交叉，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富贵的罗网而不能自拔，赵五娘于水深火热之中日益艰难而无法摆脱。于是，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在家苦守；一边是蔡伯喈独占鳌头，春宴杏园。一边是灾难临头，赈粮被抢；一边是良辰美景，洞房花烛。一边是背着公婆吃糠咽菜；一边是荷花池旁饮酒消夏。一边是“黄土伤心，丹枫染泪”，罗裙包土筑坟台；一边是长空皓月，思念家乡梦里人。一哀一乐，一悲一喜，一贱一贵，一贫一富，两两相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刻画出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不同心境和性格，使人对赵五娘的遭遇产生无限的同情。历代曲家常把《琵琶记》与元杂剧中的《西厢记》并称，给予高度评价。明末王思任甚至认为：“《西厢记》易学，《琵琶记》不易学。盖传佳人才子之事，其文香艳，易于悦耳。传孝子贤妻之事，其文质朴，难于动人。故《西厢记》之后，有《牡丹亭》继之。琵琶之后，难乎为继矣。是不得不让东嘉独步。”(毛声山评本《琵琶记》)

《琵琶记》的语言朴素、本色，以口头语写心间事，委婉尽致。描写物态，栩栩如生。尤其是赵五娘吃糠时唱的“孝顺歌”，更是脍炙人口。赵五娘由糠的难咽，想到自己的身世。以糠和米一贱一贵，生生被扬作两处，比喻夫妻间不同的命运，触物伤情，倾诉了心头无尽的怨艾。传说高明写到此处时，案上的两只烛光合而为一，交相辉映，堪称神来之笔。

尽管《琵琶记》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有些情节欠合理，牛小姐的形象概念化，缺乏真实感等，但它不愧为南戏中兴后的第一杰作，在戏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数百年来，一直活在戏曲舞台上。

㈥ 找一下各种戏剧

湘剧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四行，各个行当又各有若干分支，都有其独特的技艺。生角居各行之首。小生中罗帽、文巾，雉尾、盔靠俱全，有穷、文、富、武四做派。唱用假嗓，念带本音，不掺土语，尤重做工。如穷小生戏(俗称“烂布子戏”)《泼粥》中之吕蒙正，《金印记》中之苏秦，《打侄上坟》中之陈大官等，表演松弛自如，很有生活气息。又如《打猎回书》中的娃娃生，一段高腔合着一段舞蹈，舒眉亮眼，转带摇翎，抬腿过额，旋步若风，飒飒英姿略带几分稚气，自然而逼真地表现出十五、六岁的少年将军天真活泼的性格。这种高腔与舞蹈紧密结合的表演艺术，传自名小生杜三，后来五云班李芝云、华兴班吴绍芝，都以此驰名。建国后，陈剑霞继承这一传统表演艺术，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五云班柳介吾在《祭风台》中拖鞋行走的趿鞋路，仁寿班陈绍益在《金沙滩》中金鸡独立的船路，普庆班盛楚英在《金马门》中脚踵作步的醉路，都是很富特色的艺术创造。清华班言桂云的唱工，曾以“云遮月”的嗓音被人称为"南叫天"。建国后，徐绍清又发展了湘剧老生的演唱风格，在扮演《琵琶上路》中张广才时，滚唱数十句一气呵成，行腔走板，有如高山流水，响遏行云，曾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
湘剧的传统表演艺术，既有丰富的程式，又能突破程式；既有角色分行，又不受行当的局限；而是从生活出发，塑造出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如《打雁回窑》，本为正旦唱工戏，却溶进了武旦做工，形象地表现出柳迎春这个富家小姐在经历十年寒窑生活后的性格变化。《哭祖庙》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小生扮演，使刘谌这一人物更符合历史真实。《装疯跳锅》中的蒯通，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净角扮演，以写实性的做工，丰富人物的性格。《空城计》中的司马懿，本为净扮，却改用靠把生角，以达到唱念并重的艺术效果。《八牌庄》中的路遥，《背娃进府》中的表大嫂等人物，泼辣、粗犷、直率、奔放的形象十分鲜明。�
3、角色行当
湘剧的角色现行体制一般有十二行，分别为头靠(又称大靠)、二靠、唱工、小生、大花、二花、紫脸、三花、正旦、花旦、武旦和婆旦。各行分别根据所扮人物的身份、生活、性格不同，在年龄、装扮、做派上表现各异，又有不同戏路之分。
头靠：讲究"靠、唱、醉、死"之别，所以一般除扮演长靠老生如《水淹七军》中的关羽，《定军山》中的黄忠，《刀劈五虎》中的赵云，《九龙山》中的岳飞等是以把子、功架见长，唱做俱重的角色外，还要演《琵琶记》中的张广才，《鹦鹉记》中的潘葛，《西川图》中的张松，《醉写瞄蛮》中的李太白，《拜斗斩延》中的孔明，《打痞公堂》中的宋士杰等以唱、念、做见功的角色。表演首重"位份"，讲究功架气派，沉着稳重，且有白须、麻须、青须之分，及解袍、靠子、胯衣、黄布袄、罗帽、纱帽、趿鞋等戏路之别。
二靠：如《借箭打盖》中的鲁肃，《表功》中的秦琼，《推弓结拜》中的薛仁贵，《花荣带箭》中的花荣，《一捧雪》中的莫成等角色。由于身份、职位、年龄都不及头靠的分量，表演上也不要求如头靠的功架沉稳庄重，表演的大多系身法戏。除讲究扎靠破把外，重跌扑武功，敏捷灵巧，有蟒靠、袍子、袍子、罗帽、纱帽等戏路之分。
唱工：如《金沙滩》中的卢俊义，《收姜维》中的孔明，《上天台》中的刘秀，《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二进宫》中的杨波等，是以唱工为主的生脚戏，讲究嗓音嘹亮，口齿清楚，调高气足，唱做结合。有皇帽、蟒衣、褶子、袍子等不同戏路之分。
小生：戏中文巾、雉尾、盔靠、罗帽俱全，讲究穷、文、富、武之别。如《黄金印》中的苏秦，《赶斋泼粥》中的吕蒙正，《抢伞》中的蒋世隆，《赏荷》中的蔡伯喈，《桂枝写状》中的赵宠，《白门楼》中的吕布，《三讨战荡》中的周瑜。还有一路胯衣戏，如《狮子楼》中的武松，《兄弟酒楼》中的石秀。此外；娃娃生戏如《打猎回书》中的刘承佑，唱做兼重，少年英姿中略带稚气，舒眉亮眼，转带飞翎钢，是湘剧小生行中很有特色的角色。
大花：如“封神戏”中的纣王，“三国戏”中的曹操、董卓、张飞，《装疯跳锅》中的蒯彻，《大进宫》中的赵炳，《薛刚反唐》中的薛刚，《打龙棚》中的郑子明，《金沙滩》中的阮小七等。人物众多，文武兼有。除袍带、靠子、短打诸戏路外，还有部分中军戏，如《审假旨》中的张守信，《打弹鸣冤》中的牛谨等；以及部分草鞋戏，如《战荡》中的张飞，《摘梅推涧》中的侯上官等。表演上文武唱做俱全重叫跳鸣嚎，用嗓讲究炸音、虎音霸音，身法要求功架凝重舒展，脸部重眼功与动脸子功(脸部肌肉抽搐)。由于人物不同，脸谱各别，又有水白脸、黑脸、花脸等戏路之分，表演上各具特色。
二花：如《五台会兄》中的杨五郎，《七郎打擂》中的杨七郎，《摸鱼闹江》中的李逵，《战长沙》中的魏延，《狮子楼》中的西门庆等。重跌打翻扑，表演矫健敏捷，须具扎实的武功底子。在戏路上亦常分靠子、袍子、胯衣、粉脸与和尚戏等。
三花：即丑行。如《九锡宫》中的程咬金，《昭君和番》中的王龙，《双下山))中的本悟和尚，《写状》中的何乙保，《拦马》中的焦光普，《打草鞋》中的王子能等。人物繁杂，表演上大都讲究幽默风趣，身法短小灵活，轻巧敏捷，有的朴实自然；亦有解袍、官衣、褶子、袍子、丑衣、烂布子等不同戏路。
正旦：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打猎回书》中的李三娘，《秦雪梅》中的雪梅，《烂柯山》中的崔氏，《昭君和番》中的王昭君等。表演首重唱工，身法端庄稳重。
花旦：如《琵琶记》中的牛氏，《偷诗、赶潘》中的陈妙常，《写状三拉》中的李桂枝，《赠剑斩巴》中的百花公主，《坐楼杀惜》中的阎惜姣，《扇坟吵嫁》中的贾氏，《翠香下书》中的翠香《背娃进府》中的表嫂等。表演上首重做工，念白讲究爽朗甜润，身姿讲究灵活轻俏。由于人物类型的不同，又有花衣戏、背搭戏和大脚婆戏等不同戏路。特别是大脚婆戏，动作粗犷洒脱舒展大方，念白清脆，具有浓厚的湖南乡土气息，是湘剧做工花旦中独具特色的一路戏。
武旦：扮演原花旦行中一部分武戏的角色。如《打围》中的穆桂英，《杀四门》中的刘金定，《十字坡》中的孙二娘等。表演上以武功为首，踩娇破把、矫健敏捷，特重腰腿和把子功夫。传统演技有为亮研特设的身法，如《打围》中的穆桂英须连踢四十八脚。
婆旦：演各种身份的老年妇女，如《摸包认母》中的李后，《辞朝》中的佘太君，《牧羊卷》中的朱母，《春秋配》中的乳母，《乌龙院》中的阎婆，《骂鸡》中的王婆等。重唱做及面部表情，且有贫、富戏路之分。
紫脸：湘剧的紫脸是湖南地方大戏中一个独特的行当。以开紫色脸谱人物为主，为净行中的唱工角色，如《二进宫》中的徐延昭，《沙陀搬兵》中的李克用，《牧虎关》中的高旺，《斩信哭头》中的单雄信，《观星借头》的高鹞子等。亦兼演生行中的唱工开脸戏，如纷《打龙棚》中的赵匡胤。其表演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唱工上，音调高亢洪亮，用脑腔共鸣，兼以“夹音”（即“假嗓”）。它虽是在唱工花脸和唱工生脚的演唱技法基础上发展的，但又有别于二者，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唱派。紫脸行盛于二十世纪前期，名角辈出，最著名者数罗裕庭、蒋福雷等。罗裕庭体态魁梧，音高气足，唱腔高亢激越，造诣较高；落福雷因系女性，独具特色，她嗓音圆润浑厚，行腔婉转自如，影响颇大。稍后则有梁金蠢，五十年代仍能演唱。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后继乏人，偶有演出，皆多由唱工生脚代扮。
在行当应工上，湘剧还有不同于别的剧种的地方，如：《空城计》中，生扮司马懿。《沙陀国》中紫脸扮李克用。《哭祖庙》中，小生扮刘湛。《装疯跳锅》中，净扮蒯彻。《琵琶宴》中，净扮赵炳，颇具特色。
4、伴奏乐器
湘剧的伴奏乐队，传统上称为“文武六场”。武场四人，击打鼓板、铙钹、大锣和小锣；文场二人，操弄二胡、月琴，兼吹竹笛、唢呐，统由司鼓指挥。建国后，文武场面均有增加。弹腔以京胡(取代传统的二胡)、京二胡和月琴为主，称为“三六件”。平板由竹笛主奏。高腔试用管弦伴奏后，高胡主奏。低牌子由竹笛主奏。打击乐有一套成型的锣鼓经，分〔长锤〕、〔击头〕、〔溜子〕、〔挑皮〕等类，每类又有十至二十余种不同名称的锣鼓点子。
[编辑本段]特点
湘剧声腔主要由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乱弹）4种声腔构成，用中州韵唱白。高腔是湘剧四大声腔的代表，源于江西的弋阳腔。
低牌子是一种曲牌联套体结构的唱腔，唱时以唢呐或笛子来作伴奏，更配以锣鼓。为了丰富唱腔，营造强烈对比，高腔和低牌子分折间唱的演唱形式，称为“高低间唱”。

㈦ 《琵琶记》当中以糟糠自比描写人物的悲苦是哪一段

这时戏里安排有两段唱腔，第一段描写糠的粗砺、难以下咽：“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扬簸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孝顺歌》)

这支曲以糟糠自比，写五娘的遭遇和悲苦，已经非常真切动人。

㈧ 高明 琵琶记 艺术成就、思想内容

一、艺术成就：《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明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所以，过去把它称为“南戏之祖”。
二、故事内容：《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故事讲述了一位书生蔡伯喈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喈被逼赶考状元后又被要求与丞相女儿结婚，虽不允，但牛丞相不从而依之。当官后家里遇到饥荒，其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他想念父母，欲辞官回家，朝廷却不允。赵五娘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后终于找到，并团圆收场。这“三不从”是高明重点刻画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关目。
三、思想内涵：总体上看作者主观希望“为文人立心”，宣传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但其思想内容比较复杂：
1、表明封建社会忠孝难以两全，在“全忠全孝”的同时又有一定批判。
2、在宣传封建道德时，对于当时的黑暗现实也有所批判，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如牛丞相的专横，地方官的腐败。
3、一方面要宣传封建道德，一方面要把戏写的动人。

㈨ 高明《琵琶行》全诗

浔言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沈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㈩ 琵琶记糟糠自厌孝顺歌前两支

《琵琶记·糟糠自厌》
《琵琶记》是元代剧作家高明的代表作，也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悲剧。在这部戏文申，作者通过对赵五娘与蔡伯喈的爱情故事的描写，深刻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社会的腐 朽与黑暗，愤怒鞭挞了争斗倾轧的封建官场和自欺欺人的封建科举制度，热情歌颂了生活在饿殍遍野的元末社会下被压迫妇女勇于献身，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和高贵 品格。
从这出戏中，我们不难看到元末社会种种面影。穷奢极侈的官吏生活，贫困潦倒的贫民境遇，科举制的昏庸、没落，被压迫妇女的善良、贤惠和自我牺牲等等。这些在 作者的笔下得到了深广的艺术再现。《琵琶记》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政治意义，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民间传说和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也为当时所有南戏所不 及。
《琵琶记》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明代王世贞在《曲藻》中说：“则成(诚)所 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啄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屈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回答之际，不见扭造；所以佳耳。”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逼 真自然。尤其是赵五娘这一典型形象，更是为广大观众和读者所喜爱。这一形象之所以真切感人，不仅在于她屡遭灾祸、身世凄惨，更主要的是在她的身上凝聚着中 国封建社会千百万劳动妇女共同的悲惨命运。确实，赵五娘所受的痛苦可谓多矣，——连年灾荒，家境贫穷，丈夫出走，姑舅埋怨，……然而，在我们为女主人公悲 惨命运一洒同情之泪的同时，更使我们产生强列震撼和激动不已的则是这一形象性格的闪光点。赵五娘勇子承担苦难，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渝的品格以及不受功 名利禄引诱的纯朴的生活理想，无不闪耀着晶莹的光芒，打动着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