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司马氏如何夺取曹魏天下
从三国志看，用的是禅让的手段，实质是逼宫。
咸熙二年五月，立为晋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国、晋王位。下令宽刑宥罪，抚众息役，国内行服三日。是月，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告县人王始曰：“今当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十一月，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乙未，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祗，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请，乃从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祗顺，郭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维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寅畏天威，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永答众望。”礼毕，即洛阳宫幸太极前殿，诏曰：“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远，允协灵祗，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于是大赦，改元。赐天下爵，人五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宿负皆勿收。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丁卯，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迫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几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瑰为太原王，圭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凌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茂为东平王。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其余增封进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历为太始历，腊以酉，社以丑。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在差。置中军将军，以统宿卫七军。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赐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附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锢。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是月，凤皇六、青龙三、
B. 古人说的关于素质道德的话
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这是因为,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因此,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扬清激浊、办事公道、救危助困等,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官德,也就是权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另外，中国古代的百姓视官如父母，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由于司法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西周在选拔司法官时更是强调必须遵循“有德惟刑”的标准，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世袭政体的崩溃，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能力与德行。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由此可见,秦朝的官吏守则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此外,秦律中还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其内容主要是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
到汉代,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也被置于治国的首位,对官吏的道德素养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由此不难看出,汉朝选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德被置于首位。三国时,曹魏创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终止。尽管该法在选官标准上过于重门阀家世，但对才德亦有具体要求。如西晋咸熙二年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就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其时,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等一整套职官管理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唐朝实行科举选官制度,科举考试及第者还须经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职。吏部考试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若“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通典·选举》）。唐朝对官吏考绩的法定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标准，其中第三条是“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书吏部》）。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核。《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另从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内容来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由此可见,唐朝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课方面,对“四善”的要求与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社会贤哲也强调“礼乐刑政,综合为治”,但由于儒家伦理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因而道德教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无限拔高了。无论是董仲舒提出的“刑者德之辅”，还是唐代律家倡导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或者康熙帝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其主旨无不在强调道德教化在综合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统治者意图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从而远恶近善，不去违法，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尽管这一目的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远未达到,但强调道德教化这一手段对治理贪官、反对腐败所起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其中有些东西对今天也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C. 恪忠尽职的意思
出自于《孙子兵法》。解释为恪：谨慎，恭敬。尽：完善。尽自己的努力，严守自己的职业或岗位。全词解释：负责做好本职工作，指谨慎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细心、耐心地守住职位或岗位。
D. 什么是官箴书
官箴书是中国古代为官者入仕必读书。在中国古代社会，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官箴书是各级官员进入仕途的必读书。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通过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要求，不难看出，官箴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最主要的几部官箴书：一是宋吕本中的《官箴》；二是元张养浩的《三事忠告》；三是清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四是清汪辉祖的《学治臆说》。
E. 忠恪匪躬 意思
忠恪：忠诚恭谨
匪躬：忠心耿耿，不顾自身
忠恪匪躬：即忠心耿耿，不顾自身的意思。
F. 唐选拔官员时对道德和才能方面的要求有何变化
我国是一个德治传统深厚的国家，从业有道德，我国历史上对师德与官德要求比其它任何职业都高。官德，是官员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是基本的从政德行，做人要以德为本，当官要以德为基，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十分丰富的官德思想。
一、官德的作用
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毁。官德正，则吏治清，则风清气正。对于官德的作用，古人有深刻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统治效能的影响。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才能真正治好国，以德理民才能真正理好民，实行德治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力主德治，而将以刑罚治民视为德治过程中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种手段，必须慎之又慎。这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统治者实行德治，他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居其位而群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统治者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即使能老老实实不犯法，却不能在思想上认识到违犯法律是可耻的行为；用道德来教化老百姓，再用礼制来规范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有知耻之心而自觉地走正道。
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深刻影响下，先秦诸子百家中除法家外，其他各学派无不主张德治。汉以后两千余年间，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德治”思想被奉为准则或法度。
如管子认为，官职“授有德则国安，授无德则国乱”。王符《潜夫论》认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西汉司马迁强调，“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他在《史记》中《天官志》篇中把“修德”列为治国的三大方略之首，强调，“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无之。”
为什么古人将官德置于这样一种高度？因为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是公务人员，其道德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必须具备公正无私、清廉勤谨的道德素质才能干好公务，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例如国家不能无法制，但法制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无德者立法必无善法，无德者执行必乱成法。王安石指出，“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就是这个道理，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南宋名相赵鼎也在《从政遗规》中，做出了“吏不善，政虽善不行”的诊断，认为没有好的官德，国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官吏干公务，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才能，但前提是官德好，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正如南宋胡宏《胡子知言•好恶》中指出的那样，“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说的是无德小人依靠权势争夺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唐朝的李林甫和明朝的严嵩就是典型。
二是对官员社会评价的影响。人生有三感，即生活上的归属感、工作上的成就感与社会上的荣誉感，而荣誉感来自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对一个官员来说，社会的评价取决于一个人的才能、成就、道德等方面，在这所有的因素中，官德处于首要位置。《左传》对为官之道作了这样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官德修养列在建功创业、著书立说之前。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代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本之膏梁”，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康熙的德才观也富有传统色彩。他指出：“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强调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可以说品格高尚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前提。
三是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官德有先导、表率作用。孟子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唐太宗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选拔有德君子做官，则心正心善的好人会自我勉励继续行善；误用邪恶之徒做官，则各种坏人就会争先恐后地钻进官府。所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这就是唐太宗一类明君和政治家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获得的至理名言。西汉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汉武帝建议：“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强调官德对社会风气的引领作用。
四是对树立权威的影响。作为官员，要令行禁止，需要一定的权威，权威的树立，来自自身所处地位与才干，但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人格的魅力。鲁国执政大臣李康子向孔子请教关于政治的问题，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所谓政治，就是治国理民者心正身正脚步正，你们这些当官执政的人带头走正道，下面的人有谁敢走歪门邪道。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官员为人有德，正大光明，即使不对百姓强迫命令，百姓也会听从；当官的为人无德，不走正道，即使强制百姓做这做那，百姓也不会真心信服听从他。唐太宗李世民正是凭着人格的魅力，不战而屈人之兵，降服了阴谋作乱的兵部尚书侯君集与突厥悍将阿史那斯摩。
二、官德的内涵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好，“组成一个国家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对一个国家精神形成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官德。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官德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如西周朝有知（智）、仁、圣、义、中、和“六德”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宋元明清各朝的有关规定大体上与唐朝一样，但具有共性的是公、善、慎、廉四个字。
一是公。即为官公正、正直，天下为公。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名臣讨论道德之内涵，首先都强调居官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尚书》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说执政者能以公心灭私欲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赖归服；不为小圈子谋利，不结党营私，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国家就能兴旺发达。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淮南子》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意为居官从政者有公正无私之德，说一句话也能使万民听从，团结一致。清初朱舜水在《伯养说》中说：“公则生明，廉则生威”，说明为政必须用心公，持身廉。公以服人，公以治国，已成公论；如果不公，就如《管子•七法》所云：“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
二是善。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与人为善。清初唐甄《潜书•抑尊》云：“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在天下之下。”意谓无论哪一级官员，都必须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绝不能自视高人一等。《左传•定公五年》云：“大德灭小怨，道也”，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吴志•孙皎传》云：“爱人多容，可以得众”。《尚书•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西汉杨雄《法言•修身》云：“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北宋林逋《省心录》云：“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云：“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说•天地篇》云：“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强调的都是对别人不求全责备，而对自己要严格，这样才能服众，得到下属与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否则一方面会脱离群众，一方面容易树敌。
三是慎。即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作为官员，一言一行关系各级政府机构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说话、办事必须谨慎，而不能随意。三寸金莲本是后唐皇帝李煜的一大畸形爱好，后来流入民间，相沿成习，成为摧残中国妇女上千年的一种野蛮习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老顽童，有一天拿着一根葱叶吹着玩，从此以后宦官往宫内大车大车拉葱，导致市面上葱价飞涨，“向前葱”。隋炀帝去甘泉宫避暑，嫌里面没有萤火虫，第二天便有人拉来五车萤火虫，照得甘泉宫如同白昼。故《礼记》、《大学》指出，“一人偾事，一人定国。”意思是官员一句错话就可以使事业失败，谨慎处事就可以使国家安定，说明治国者必须谨言慎行。明代张居正也强调，“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讲的就是慎言慎行。
四是廉。即廉洁从政，不谋私利。《皋陶谟》云：“无教逸欲有邦。”意思是说，不使人们贪图安逸，滋长私欲，国家就会长存。《荀子•儒致》也讲：“志忍私然后能公。”意思是说，在意志上能够抑制私欲然后才能为公。北宋张载《正蒙•有德篇》云：“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意思是说，名利并不是可高兴的事，只有头脑中没有名利才值得高兴。春秋末孙武所撰军事名著《孙子》中谋政》篇云：“上下同欲者胜。”宋代胡宏《胡子知言•纷华》云：“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宋代林逋《省心录》中说：“为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见善。”西晋傅玄《傅子•曲制篇》中说：“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无大于不知足。”
以上四个方面，是不同朝代居官从政者都要遵守的职业道德，也是不同朝代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都要遵守的行为准则。
三、如何加强官德修养
高尚的官德不是于生惧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而成的。历史上一切清官廉吏无不重视自身的官德修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赢得清廉美誉，流芳千古。
一要培养崇高的气节。儒家讲修身，怎样修身？公孙丑问孟子：“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回答是“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其实就是气节，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意思是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其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其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其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心忧天下，这便是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我们常说，得志的时候将别人当人，不得志的时候将自己当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要树立报效国家、造福百姓的伟大理想。古人强调的修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致君尧舜，使民小康”成为封建士大夫的最高理想。他们认为民为天下之本，民生则国生，民富则国强，故藏富于民乃生民之大道。故养民是养政之方，急民事是治政事之策。民不得其养，则民情险急、祸乱丛生，居心叵测者窥其位而竞相为之，国家有倾覆之虞，社稷有柱之维艰之险。一切清官廉吏，无论管位大小，都是真正的大丈夫，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福祉、淡泊个人名利、务求高风亮节的宽广胸怀和远大志向。由于立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官德修养才有自觉性和持久性，才能节节升华，直达高峰。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做官为政的动机问题，为公则有大志，为私则无大志，还会产生邪念恶行。对清官廉吏来说，做官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不是他们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济世益民，他们的目标是在居官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
三要时刻自警自励，“不以小善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从点点滴滴做起。这就是古人所倡导的官德修养功夫。他们为此发明了许多颇有效验的方法，如记功过格，置座右铭，写官箴、自成约，悬官署对联自励，定期瞻拜先贤祠，日日自省其身，甚至经常征询同僚、吏民意见，虚心接受批评并作自我检讨，等等。清官的“自责书”与明君的“罪已诏”屡见于史书，从中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君德修养是大有讲究的，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相当开明的表现。
若论官德修养功夫，清朝一位著名清官孙嘉淦的“居官八约”很有代表性。孙嘉淦当官四十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担任过学政、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敢于只谏，在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等方面贡献卓著。他为自己立下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大意是：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逐功名；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保持清政廉明。
孙嘉淦始终恪守《八约》，即使被贬为小吏也不改初衷，赢得皇帝的尊敬和百姓的爱戴。乾隆刚继位时，他就上了一篇《三习一弊疏》，指出：“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厌恶）刚”；“耳习”于山呼海颂，则“喜谀而恶直”；“心习”于唯唯诺诺，则“雄才而易事”，即自以为雄才大略而恣意妄为。“三习”既成，必生“喜小人而厌君子”一弊。国君被小人包围，则过必乱，君必危。孙嘉淦剖析“三习”的成因在于“自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圣明，一贯正确。所以要根除“三习”，必须经常清醒地、客观地反视自己，能够“自以为非”而“从人之是”。晚清大臣曾国藩对此疏非常推崇，认为不仅“君德”修养需要破除自以为是和“三习”，他要求子弟录写《三习一弊疏》，作为做官的座右铭，经常对照个人，反躬自省，以提高官德水平。
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对唤醒官吏的良知、反对官场的腐化堕落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G. 在隋朝科举之前任职官员的途径是怎么样的
主要是察举制。
由汉武帝于元光元年确立。察举制不同于以先秦的世袭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
察举制是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王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荐举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制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孝廉科是汉代最主要官,员来源。
从察举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注重声名取士。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
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隋唐时期，察举演变成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主要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这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中国的世族在社会上有重要地位，几乎全部官位的重职、要职都有世族成员担任，虽然这一时期也有所谓乡兴贤能制的选举，但这只是选拔伍长、乡吏等小官，如孔子之仕“委吏乘田”，皆为小吏。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
从西汉开始建立完善察举制来作用主要的仕方法，征辟制作为察举制的补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拔制度，比汉代多了一条以推荐考核为选官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对东汉察举制的反思与改进的基础上创设的。
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先后约持续了约八百多年，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有深刻的影响。
秦代和汉初用人，承袭了战国以来政,府奖励军功的政,策，主要凭军功赐爵。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削弱贵族的势,力，西汉前期逐步建立完善察举，大举纳入人才并大胆果断地打破了汉兴以来非列侯不拜相的惯例，任命没有封爵的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再封他为平津侯，这对贵族势力企图长期把持高官显位，是一个强有力的打击。汉武帝通过健全察举取士标准，亲自选用干练有实才的官吏充任三公九卿及高级军,事,职,务，如桑弘羊、张汤、张骞、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曾官居高职。特别是两汉时期，察举制在大部分时间里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带来了汉代英才辈出、功业兴盛的局面，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汉王朝之所以能在华夏文明史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成为当时举世无双的文明大帝国，这也与察举得人密切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入仕途径之一，西晋时，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的格局。但曹魏以后，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察举制的地位开始下降。由察举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借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
在南北朝，考试日益成为决定被举者得官与否的中心环节。人们对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对策时文辞的优美，孝廉则在于经学的精湛。唐代初年，王朝规定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自由报名，员额上没有限制。这样，察举制也就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经漫长演变，变成了一种中央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举制度。
察举制在实行的数百年间，不断增减调整，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察举科目，成为两汉取士的主要来源。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常举行的科目，称常科；另一类是不经常举行的科目，这种科目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的特别选举科目，称特科或特举。
孝廉是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科目。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最初为特科，到了西汉后期秀才科也成了岁举的常科。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
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选官制,度，经过局部变更产生曹魏以后的九品中正制。特别是隋唐时期，为了弥补察举客观性差的弊病，逐步加大考试在其中的比例，最终形成了后期的科举制。它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官吏制,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加上察举荐举为主、考试为辅的特点，以及对伦,理,道,德的要求，导致察举制主观性很强，客观性差。因此到了实施后期，“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东汉延康元年（220年）曹魏建立前夕，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最早汉代推行察举制，因缺乏客观标准，长久以来为门阀把持，乃至贿选之风极盛。曹魏时，以陈群之议，定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其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中正必须是二品现任中央官，中正以簿世（谱牒家世）、行状（才干、道德）、乡品（中正鉴定）为标准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正给乡品前先列某一层次，即所谓“辈目”，先由小中正（郡）列入记录，再报大中正（州），最后转呈司徒，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曹魏时对人才的提升和使用有重要作用，如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大中正亦可推荐小中正，但无权任免。陶侃亦曾任中正。咸熙二年（264年）以六条作举荐标准：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
中正制每隔三年清理调整一次，有所上下，言行有修者则升之，如由五升四，道义有亏者则下之，如自五退六。
九品中正制是要改进汉末察举之颓风，汉末人口流徙，户籍紊乱，乡论不能行，于是以该地贤者，评论当地之人士优劣，以代乡论。但到了西晋时实际上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为防止庶族假冒士族，世家大族便编写谱牒（家谱），谱牒学成为一门学问。
中正制只重家世，不问贤愚，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久之造成社会风气浮靡，世族弟子终日清谈，不问国事。世族为维持门第血统，婚姻必择门当户对。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和科举制实现，此制终被废除。
H. 竭忠尽智,恪守职位的意思应该怎么回答
可以用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来回答。
I.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慈父事君臣子笃匪躬之谊作忠以孝国家弘扬之 在清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这段如何断句的？？？？慈父事君，臣子笃匪躬之，谊作忠以孝国家，弘扬之？回
慈父事君臣，子笃匪答躬之，谊作忠以孝，国家弘扬之？
慈父，事君臣，子笃匪躬之，谊作忠以孝，国家弘扬之？
慈父，事君，臣子笃匪躬之，谊作忠，以孝国家，弘扬之？
得有个断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