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孝敬母亲

1. 苏轼的母亲教育他的事情（故事）

程夫人教子，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教育，而是抓住生活中一切对于子女教育有利的事情，并用自身言行，做出表率，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有两件寓意深刻的事，可以说影响了苏轼的一生。这两件事，苏轼都有记载。

苏轼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和《异鹊》诗中记叙到：小时候自家的书房、院落中，竹柏丛生，杂花满院。美丽的桐花凤鸟三三两两飞聚于桐树上，与主人和睦相处，巢穴低得可随手拿到。邻里乡亲见状，惊叹不已。

有一天，家中的一只花猫捕着了一只漂亮的桐花凤，可怜的小鸟在猫的利爪下拼命挣扎着，发出凄厉的叫声。虽然在苏轼兄弟的救护下，小鸟也未能幸免。

苏轼手捧血淋淋的小鸟不知所措。小伙伴中有的吵着要烤来吃。这时，程夫人来了，当问明情况，便教育他们说，做人要有仁爱宽厚之心。这件事让苏轼终身难忘。

(1)苏东坡孝敬母亲扩展阅读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2. "这个老太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生的儿子全是贼,偷得蟠桃献母亲"记忆中是这样说的,这是出自谁啊

相传是唐伯虎，是给对门的富户的母亲祝寿写的，原句是“对门老太不是人，好似南海观世音.两个儿子全是贼,偷得蟠桃寿母亲”

3. 苏东坡传中祖父叔叔母亲等人有什么特点和影响前三章

祖父叔叔母亲都对
苏东坡
的成长和他的性格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4. 关于苏轼的小时候的故事

1、触动心灵的书籍

苏轼很小的时候，父亲因进京赶考落第，便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则在家管教孩子。母亲给予苏轼的教诲，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苏轼小时候很喜欢读《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

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许多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伏；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苏轼的母亲经常以范滂为榜样来教育苏轼。每当母亲讲起范滂的时候，苏轼便会问道：“娘，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欣喜地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我再高兴不过了！”

2、鸟巢

诗人苏轼6岁进入私塾学习。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却只有一位老师，是个道士。诗人苏轼的绝顶聪明，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他最受老师的喜欢。平时，诗人苏轼在读书之外，也有多方面的兴趣。放学回家后，他常常观察院子中的鸟巢。

因为母亲已经严格告诫诗人苏轼和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许多鸟雀就在庭院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诗人苏轼家的庭院去，在庭院一棵果树上搭建了一个鸟巢，诗人苏轼对这个鸟巢视若珍宝，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要看一次。

诗人苏轼对童年时候庭院里的这只小鸟印象特别清楚。

3、砚台

那时候，诗人苏轼的叔叔已经做了官，朝廷里的官员在经过眉山镇的时候，都要到苏家拜访。每次有官员的时候，家里都会忙乱一阵，使女们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准备筵席待客。诗人苏轼这时候也常常会帮忙，挥汗如雨地体会着劳动的快乐。

诗人苏轼和堂兄妹们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菜园中掘土。每次掘土，孩子们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这石板既有晶莹的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当他们敲击的时候，石板发出清脆的金属声。诗人苏轼拿起这块石板说道：“我用它来做砚台怎么样？”

堂妹说：“我看石板这么漂亮，不如找个工匠打磨后做首饰。”诗人苏轼摇着头说：“你看石板纹理多疏，一定易吸收水分，保持潮湿，我看还是用来做砚台比较好。”

父亲得知这件事后，心中暗暗惊喜诗人苏轼小小年纪竟如此心思细腻，遂找来工匠，将石板打成一块砚台送给诗人苏轼，诗人苏轼一直把这个砚台带在身边，陪伴他度过金色的少年时光。

4、幼年写诗

诗人苏轼10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有两句是这样的：“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这篇短文描写的是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人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诗人苏轼能写出这样的篇章与他平时兴趣广泛，热爱观察生活是分不开的。

5、“苏式”背书的好方法

苏轼11岁时便开始认真准备起了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以至全篇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奋努力学习的学生能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

背书时不仅要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这里学来的。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一件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

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轼读书时也用这种方法。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的用功方法，对苏轼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时，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

他决不会茫然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苏轼也会利用机会练习书法。苏轼的书法成就在历史上是很高的，他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他绝大部分的字都相当平实、朴素，虽然他的字的特征是外形左低右高，但一股汪洋浩大的气息自是他个人的特点，就像他渊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偶露一下手笔的《黄州寒食帖》就已经惊天动地了。由此，苏轼的书法成就被列为宋朝四大书法家之首。

5. 苏轼在中科制考试后曾因母病故而丁忧归里，这是在哪一年他服丧了多长时间

问我就问对了。我才看完苏东坡传的。母于1057.4在汴京病故（后父与其葬于同处，十年后。那首“十年生死两茫茫”哈~爱死了）苏丁忧扶丧归里，于1059.6服满归朝。回答好了，要采纳哈^0^

6. 关于苏东坡的故事

关于苏东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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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拿走了羊肉。“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的伸手把肉扒了过来。“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的抢走了骨头。“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的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的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2出人头地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啊（成语出人头地就是从这儿来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3家庭聚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子由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子由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死。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苏轼却用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4东坡鱼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饕餮美食上也很有一手，除了广闻人知的东坡肘子外，苏学士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橱做鱼，刚刚烧好，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进来了（黄庭坚是中国古代四大字体蔡苏米黄宗祖之一，是苏轼挚友，两人经常以斗嘴为乐）。知道又是来蹭饭卡油，于是慌忙把鱼藏到了碗橱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拉长着脸回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又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道：“也可。”黄庭坚接着道：“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这次被黄庭坚整了个十足十！
5水果和药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叹，东坡居士的才思实在令人拜服。
请采纳。

7. 苏轼为其母亲守孝守了多久

一般情况下，古代为父母守孝,叫丁忧,为母亲守孝叫丁母忧,都是守孝三年。

8. 第一篇 苏东坡是他母亲培养出来的吗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人，都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团体“培养”出来的。作家是如此，书画家亦然。苏轼、苏辙，同出一门，连同父亲苏洵，号称“三苏”，这是历史的偶然，绝不是哪个人培养的结果。作家和书画家的成就，第一取决于天赋，第二取决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天赋的人，再努力也无法取得成就；有天赋的人不努力，依旧是庸人一个。这就是真理，也是常识。 一般说来，一个男人，第一个最亲密的女人，应该是他的母亲。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母亲死于难产，这个孩子失去了母亲，或者孩子的母亲有病，不能自己抚育子女，或者孩子的母亲特别高贵，不能亲自带孩子，那就不得不由另一个女人来代替母亲。例如传说和戏曲中的包公，就是由嫂嫂养大的，所以他称嫂嫂为“嫂娘”(实际上他父母双全，考中进士以后，就拒绝出仕，回家侍奉老父老母去了)；多数皇子，都由乳母带大，难怪他们当了皇帝，还宠信乳母。在民间，由姥姥、奶奶带大的孩子，为数也不少。总的说来，还是离不开女人。俗话说：“孩子离不开娘”，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很可能牵扯到人品、道德的基本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十分重要。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中，开宗明义第一段，就说：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宋史》中的这一段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苏辙为他哥哥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下面引其中的一段原文：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ɡǎo镐)，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也就是说：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外出游学，母亲程氏亲自课读。有一天，母亲给他讲解《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之后，喟然长叹。小苏轼看了看母亲，问：“娘，我长大之后，要是也像范滂这样做人，你愿意么？”母亲用反问来回答：“你要是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说到这里，牵扯到一个关于范滂的典故，这就不能不简单地说一说后汉的“党锢”历史和范滂这个人了。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宦官与外戚勾结，政权落到了宦官手中，各地的官员，大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他们纳贿，勒索，滥捕无辜，公开卖官鬻(yù芋)爵，垄断仕进之路，贪婪之心，欲壑(hè贺)难填。当时的书生、士大夫纷纷起来批评朝政，反抗这些不阴不阳的宦官统治。忠贞廉正的儒士和太学生们，不惜冒杀头的危险，上书弹劾奸党，抗议腐败，倡言改革。宦官们就诬陷他们这是“结党对抗朝廷”，加以禁锢，史称“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出仕，并不许他们和亲友往来。如果不听话，就要逮捕入狱，那可就是“党狱”而不是“党锢”了。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发生的一场“大学生闹事儿”，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然，古往今来，凡是学生闹事儿，真理虽然肯定在学生一边，但是这样的“斗争”从来也没有成功过。原因就是不民主的统治者掌握着政权和军队，可以恣意地打击镇压。古往今来，这样的“连台好戏”不断演出。 延熹九年(166)和建宁二年(169),宦官两次兴起党狱,打击和镇压重视气节的士大夫,以钳制社会舆论。许多学者和太学生被捕入狱，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致死。党人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死于狱中，其他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到了光和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方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党人来镇压黄巾起义。 在这些正直的学者中，有个名叫范滂的，就是一个勇敢的青年，面对阉党的疯狂迫害，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自己走向了刑场。 那一天，苏轼的母亲教儿子读的，就是《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的《范滂传》。 《范滂传》的全文，这里就不引了，只引他“慷慨赴死”这一段，并适当加一些注解： 初，滂等系(jì记)狱，尚书霍谞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谞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竟无所言。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霍谞(xū需)——字叔智，邺(今河北临漳县)人。曾任尚书仆射(yè叶)，官至少府廷尉。范滂下狱时，曾上表为滂辩解。“往候”句——去拜访问候而不说感谢的话。让——责怪。“昔叔向”四句，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是春秋时晋国大夫，复姓羊舌。叔向因为受到弟弟羊舌虎的牵连，在一次党乱中被囚。祁奚(字黄羊，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请人替他在国君面前开脱，得以释放。祁奚“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杜预注：“不告谢之，明不为己。”婴罪，获罪。自伐，自夸。督邮——郡守的属官，主管督察、狱讼、捕亡等事。传舍——驿舍，供过往官员住宿及传递政府文书者休息的地方。诣(yì意)——到。引——自愿承当罪责。亡：逃亡。仲博——范滂的弟弟。龙舒君——指范滂的父亲范显，曾任龙舒侯的相国，当时已亡故。龙舒是汉代的一个侯国名。大人——范滂对母亲的尊称。感戚——感伤悲戚。李、杜——李指李膺，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是当时士大夫清流中的代表。桓帝时，任司徒校尉。灵帝时，与陈蕃等谋诛宦官，事败，下狱死。杜指杜密，字周甫，东汉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人。桓帝时官至太仆，与李膺齐名，并称“李杜”。灵帝时，因党事被征，自杀。顾——回望。行路——行路之人，即路人。 在苏洵写的悼念他妻子（苏东坡母亲程氏夫人）的祭文里，我们知道这位程家小姐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这在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育观念中，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妻良母。她不但曾激励苏洵努力向学，而且在丈夫外出“游学”期间，除了要主持安排一家人的吃喝生活之外，还要亲自课读儿子，这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唐宋八大家，居然有三位出在他苏氏一门中，和这个程氏夫人有莫大的关系。 苏洵的家庭，无疑是个豪门富户，这从今天眉山的苏氏故居有多么大的庭院房屋，就可以看得出来。苏洵的青少年时期，不是没有学习的条件和环境。但他禀性疏懒，喜欢和同村的少年朋友出去玩儿，不认真读书。天圣五年丁卯（1027），苏洵十九岁，娶了十八岁的程氏为妻(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生十八年归苏氏”)。明道二年癸酉（1033），苏洵二十五岁，方才开始认真读书(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景祐二年乙亥（1035），苏洵二十七岁，方才开始发愤，刻苦读书(见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 。这就是《三字经》中“年二七，始发愤”一句的由来。景祐三年丙子（1036），苏洵二十八岁，苏轼出生(苏轼有两个姐姐，一个比他大八岁，出生不久即夭折；一个比他大一岁，就是传说中的才女“苏小妹”，十八岁死亡；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两岁，五岁时夭折)。庆历五年乙酉（1045），苏洵三十七岁，苏轼十岁，苏洵亲自教苏轼作文；苏洵举制策，东游京师，母程氏夫人亲自教苏轼兄弟读书。 这样看起来，苏轼、苏辙一向都是由苏洵亲自课读，程氏夫人只是因为丈夫上京赶考，方才暂时出任“代课教师”的。 程氏夫人虽然在家里受过良好教育，但是当年的女子，不可能“上学”读书，无非是在父母的熏陶之下认识一些字而已。她能够在丈夫外出的时候，担负起给孩子讲《后汉书·范滂传》这样的重任，不是“精通”古文，不是肚子里装有几个古人，是绝不可能“开讲”的。讲史绝不是“教识字”，而是要结合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并拿出自己的观点来讲的。要不然，像范滂这样的例子，如果是一般“粗通文墨”的女性，很可能就会拿明哲保身来教育孩子不要多管闲事，要以自己的飞黄腾达和升官发财为重。特别是当年的“忠君”思想，分明就是一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凡是“皇上说的”，就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肯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一生步步高升，绝不是苏轼这样的“右派分子”，迭遭谪贬，甚至无以为生。 我认为，苏轼的学问和才华，父母的教育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苏洵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恰恰都成了大学问家，而且还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偶然，不能理解为苏洵和他夫人有特殊的教育方法，不论有几个孩子，都能够统统成才。从事文学艺术，第一要有天赋，第二还要自己努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还要第三，那就是环境。一个极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如果没有学习音乐的环境，没见过乐器，没老师教他，也不过在旷野上大喊大叫几声，就自生自灭了。苏洵应该是个有天赋的人，在他二十五岁以前，不愿意刻苦，喜欢和村子里的少年人游嬉浪荡，一方面是他自己不努力，一方面也是他父亲对他督促不严所致。婚后在他贤妻的督促之下，勤奋起来了，这才把他的天赋发挥了出来。如果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脑袋就像榆木疙瘩一样，程氏夫人就是把他的头发悬挂在房梁上，常常用锥子刺他，我看也培养不出一个“唐宋八小家”来！ 再说，小孩子家说话，无非是“张嘴就来”，不一定经过认真思考。苏轼成了名人，这才想起他少年时代说过的“豪言壮语”来。没有成为名人的人，他少年时代说过的“狂话”，自然就没人提起了。甚至还有反面的例子：我有个朋友，“文革”期间，因为坚决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被“革命派”很残酷地折磨死了；平反开追悼会那一天，他一个十岁的儿子，当众表态：“我长大以后，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一切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由于他是烈士遗孤，党和政府培养他上了大学，当了县里的一个局级领导干部。表现怎么样？说他是贪官，我没证据，但至少是个“庸官”：他政绩平平，惟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请”，每请必去，甚至不请也去，每吃必醉，每醉必自吹自擂，甚至胡说八道。——由此可见，就是官员，也不是只要出身好，就能“培养”出来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否定过“天才”的存在，批判了“天赋论”，并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培养的对象，不问是否有天赋，却强调阶级出身，实在出不了作品，就调成名的作家来“辅导”，实际上是帮他写。这一批“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也出了书，甚至很畅销，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成就的。 这里面，个人的独立思考，应该占有很重的比例。独立思考之后，能够不被外界力量所左右，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是否有定力、是否能保持晚节的问题。人人都知道，汪精卫不但是个才子，而且是个“立场坚定”的革命派，为了革命，曾经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拿炸弹去炸摄政王。但是谁想到他中途会突然丧失人格，变成了大汉奸呢？ 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禀性善良，从小教育我“自己的东西要爱惜，别人的东西不羡慕”，“力所能及，要尽量帮助人家”。但是她却十分迷信，什么佛都拜。我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到城隍庙去烧香，除了摆列猪头、全鹅之外，还烧了许多锡箔折的元宝。我问母亲为什么要给城隍老爷上供烧银锭，母亲说，是为了求城隍老爷管顾我没灾没病，快长快大。我又问：如果不给他上供烧纸钱呢？母亲回答：那城隍老爷就不管你了。我立刻反驳：城隍老爷是阴间的县太爷，他的职责就是保全县的百姓平安；如果仅仅管顾给他上供烧纸钱的，不管顾那些不给他上供的，这就是一个贪官，绝不是好城隍老爷！母亲听了，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还扬手要打我…… 我在迷信的家庭中长大，却一生不信任何鬼神包括“偶像”。可见，独立思考是第一位的，外界影响，包括教育，只能是第二位。 顺便说一句：苏轼的母亲虽然贤良，他的舅舅、也就是程夫人的哥哥，却是个不学无术的赌徒兼混蛋。程夫人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哥哥的儿子，竟让他折磨死了。这个小女儿，就是传说中的“苏小妹”。——下文专门介绍。 由此可证：程夫人的贤慧，也不是程老太爷“培养”出来的。不然，怎么不把儿子也“培养”得更好一些？即便达不到“贤良方正”，至少也不至于让苏洵痛心疾首，写诗骂他一千年吧？

9. 中老年的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 好美食，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5]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
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