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入仕

❶ 《后汉书》的内容

《《后汉书》岳麓书社版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编辑本段成书经过
范晔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纪
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 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 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卷七·孝桓帝纪第七 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卷九·孝献帝纪第九 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 卷十下·皇后纪第十下
列传
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卷十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 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七 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卷二十一·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第十七 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卷二十八下·冯衍列传第十八下 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卷三十上·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三·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卷三十八·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 卷四十下·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三·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四·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卷四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二·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上·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三·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六·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卷六十九·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一·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七·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卷八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卷八十四·列女传第七十四 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志
卷九十一志第一·律历上 卷九十二志第二·律历中 卷九十三志第三·律历下 卷九十四志第四·礼仪上 卷九十五志第五·礼仪中 卷九十六志第六·礼仪下 卷九十七志第七·祭祀上 卷九十八志第八·祭祀中 卷九十九志第九·祭祀下 卷一百志第十·天文上 卷一百一志第十一·天文中 卷一百二志第十二·天文下 卷一百三志第十三·五行一 卷一百四志第十四·五行二 卷一百五志第十五·五行三 卷一百六志第十六·五行四 卷一百七志第十七·五行五 卷一百八志第十八·五行六 卷一百九志第十九·郡国一 卷一百一十志第二十·郡国二 卷一百一十一志第二十一·郡国三 卷一百一十二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卷一百一十三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卷一百一十五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卷一百一十六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卷一百一十七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卷一百一十八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卷一百一十九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卷一百二十志第三十·舆服下
编辑本段内容特点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后汉书》中华书局版
《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❷ 古人通过孝顺可以做官被称为什么

举孝廉，是被推荐当官入仕
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专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孝属廉是察举制常科中最主要、最重要的科目。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与大小不一的官职。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从此以后﹐这一途径就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❸ 古代举孝廉是什么意思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廉，是功名，有功名便可实授官职。

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孝廉是察举制常科中最主要、最重要的科目。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与大小不一的官职。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从此以后﹐岁举这一途径就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❹ 求《山居秋暝》,《终南山》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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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首山水名篇，充分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啊！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岖见王侯。”（《献始兴公》）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象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欢歌笑语，那是一些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追求过安静纯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青松、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既然诗人是那样地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

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发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www.ruiwen.com/news/

二、
别开生面的秋韵图——王维《山居秋暝》赏析

春芳虽歇，秋景也佳，雨后秋山的明快舒朗、清新鲜洁，寄托的是诗人一种恬静悠闲的归隐之心。恍映在眼前的却是一幅——

秋，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这个意象往往具有枯竭衰败的悲秋含蕴。如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零落露为霜。”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白《秋浦歌》“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王维《山居秋暝》却挣脱了悲秋的传统审美视野，营造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清腴”（沈德潜《说诗啐语》，意谓风清质腴）雅洁、自由轻灵的慕秋意境，颇具创造性，这是我们在欣赏这首诗时要把握的第一要略。如同我们在欣赏朱自清《荷塘月色》一样要留意，写荷、状月之文枚不胜数，而将二者对举为一个意象的乃朱先生首创，明晰了这一点，欣赏时才能探其门径、得其精髓。

首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点题中“山、秋、暝（晚）”。“空”字极为跳眼，此字在王维的诗中运用频率甚高，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由下文可知，此空非虚也，实乃清、静。“晚”字亦很传神，曲折地道出了诗人盼秋之心、慕秋之情。

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其对仗工整、景物明丽、章节谐和、风格灵动而卓绝千古，此句内在的审美机制在于诗人将无生命的“月、松、泉、石”写活，且活得如此“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相依相托、血脉通连，把自然中的秋之韵味、秋之魅力观察得细致入微，表达得淋漓尽致，体悟得天人合一！

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与上联合璧，动静相协、视听互动、情景交融，浣纱之女穿梭于茂林修竹之间，渔樵之男荡舟于“荷塘月色”之中，充满了一种拙美和野趣，洋溢着一种“人在画中游”的艺术人生之感。

由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可知，上述之“画”还承载着诗人来自社会的信息。诗人曾属“王孙”，来自官场、来自社会，而今别居辋川。从“误入尘网中”到“复得返自然”，一个“自”字表达出诗人独特的“山居”领悟，更显秋韵之图乃是对羁绊人性的官场社会的强烈反驳。“留”者“居”也，而“山居秋暝”之“居”不仅有自然的深情召唤，更是诗人心灵的驻足。正是在这种精神背景下，为世人所景慕的“春芳”在诗人眼中就显得不足为怪了。

从整体上看，此诗深得《东坡志林》中所讲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之趣旨。本诗（亦或本画、本图）从构图上看，远景是空山新雨、天气晚秋，近景高处是明月照松、清泉流石，低处是模特儿似的浣女与渔人，末句是虚写，其意已于前三句之远、近景中暗示出来。因为“远山无色、远水无波”，故首尾两联实是背景与画外音，而中间两联才是浓墨重彩之处，因而我们只要紧紧抓住“松、竹、莲”这三个典型的表示诗人品性之刚直不阿、超凡脱俗、典雅峻洁的意象，并仔细体验作为诗人山居理想之化身的浣女与渔人的质朴自由，本诗的意境——一幅别开生面的秋韵图就美妙无比恍在眼前了！
资料：http://www.haishan.qde.net/peoplepage/chihui/g2chinese-3/jiaoxuecankao/7%271.shjqm.jc2.shangxi.htm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赏析一】

这首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啊！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洌，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岖见王侯。”（《献始兴公》）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象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纯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既然诗人是那样地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

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傅如一）

【赏析二】

王维《山居秋暝》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之一，它唱出了隐居者的恋歌。全诗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

诗的开头两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是诗人用大手笔勾画的雨后山村的自然画卷。其清新、宁静，淡远之境如在目前。一个“空”字，渲染出天高云淡，万物空灵之美。诗人隐居于此是何等的闲适，如此描绘山水田园之典型环境流露出诗人的喜爱之情。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薄暮之景，山雨初霁，幽静闲适，清新宜人。被雨水洗涤后的松林，一尘不染，青翠欲滴；山石显得格外晶莹、剔透新亮；就连月光也像被洗过一样，极其明亮皎洁；山雨汇成的股股清泉顿时流淌于拾级而上的石板上，又顺着山涧蜿蜒而下，发出淙淙的清脆悦耳的欢唱，好似宛转的“小夜曲”奏鸣。“照”与“流”，一上一下，一静一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仿佛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脉搏在跳动。此时此刻诗人也仿佛觉得自己也被洗净了一般，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此种禅意非隐居者莫属。苏轼把此联誉为“诗中有画”的典范之秀句。

接下来诗人由写景转为写人。在这幅山水画作之中，山村的自然美和村民们的生活美是水乳交融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此二句均为写人——“浣女”、“渔夫”的活动的画面。诗人采用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写法。可不是么，既是夜间，又被竹林遮挡，怎么能见到浣洗完衣服归来的女人们呢！然而，竹海之中传来的女人们缓步挪移时拨动夜露浸润的翠竹，发出“沙沙”的声响，又伴着她们银铃般的笑声，好一派欢声笑语的喧闹竟打破了如此宁静的夜空；再听水面莲叶波动，渔舟顺流而下，这便是渔夫要乘着今晚的月光去捕鱼。诗人触景生情，感慨油然而生：山民们戴月而作，随性而起，这般勤劳、朴素、开朗的性格，远比宦途官场清明、纯净得许多。这些细节无不传达出诗人不仅喜爱这儿的景美，更喜爱这里的人美。这就很自然地给结句作了有力的铺垫。

尾联两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是诗人有感而发。虽然春光已逝，但秋景更佳，愿意留下来。王孙指诗人自己，这是诗人对《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的诗意的反其义而用之。说山居的景色特别留人。正如诗人在《青溪》所言：“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其喜归自然，厌恶宦海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这首山水田园诗画山绣水，清新宁静，于诗情画意中寄托了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的追求，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赏析三】

这首诗写山居所见秋山雨后黄昏的迷人景色和融怡陶醉的心境，大约是诗人隐居终南或辋川别墅时所作。诗的境界清澄透明，玲珑剔透，恰似一泓秋水，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于诗情画意当中寄托着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首联整体着眼，大笔勾勒，交待季节，点明状态，给人以身临其境，神清气爽之感。“空山”、“新雨”、“晚秋”，平平实实的几个字，极易引发人们的联想，山居环境的静谧，新雨过后的清新，秋日天气的飒爽，白日向晚的安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空山”是王维惯用的词语，耐人寻味。此处绝无冷清、空洞之意，也不是禅宗所谓的空寂、虚无，结合全诗来看，“空山”包含以下四层意思：一指山中林木繁茂，翠绿成荫，遮掩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如王维《鹿柴》所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二是指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花源记》），有如世外桃源，遗世独立，又如洞天福地，快乐怡人；三是指山雨初霁，万物一新，银辉四射，天地生辉，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派空明洁净，熠熠生辉的灿烂图景；四指空而不虚，静而不寂，活力无限，意趣万千，因为山中有欢歌笑语，渔舟晚唱，有明月朗照，清泉潺潺。可见，雨后空山带给人们的不是孤独、寂寞，不是沉寂、死灭，而是生机活力，妙趣横生。

颔联小处着眼，工笔细描，动静结合，光色辉映，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迷人世界。皓月当空，朗照万物；苍松如盖，亭亭净植；松叶如针，清翠欲滴；水珠点点，闪闪发光；树影斑驳，月光辉映，洒下一地的星星点点，有如细碎银子铺满山林，给人以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之感。落一“照”字，不同于“泻”，朱自清《荷塘月色》写月光：“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与花上。”用“泻”写出了月光如水，静谧朗照，柔媚生辉的特点。王维写月光用“照”字，光色兼备，状态逼真，活现月照松林，回光返射，闪烁不定，迷离恍惚的特点；也引导读者去留意空山松林沐浴月华的恬静光洁和明亮空灵。如果说第一句侧重写月下松林的幽美景致的话，那么，第二句就是写月下溪流的活泼生机。你瞧：山泉流淌，淙淙作响；月映溪流，素洁如练；流水空明，清澈见底；溪流弯弯，活泼机灵。面对这一溪清幽洁明，空灵剔透的山泉，恨不得掬一水山月滋润沧桑的面庞，撷一缕清音唱响心灵的浪花。着一“流”字，尽显风流，颇有柳宗元《小石潭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的韵味，也引导人们去体味小溪或水石相激飞花溅玉的闪亮或穿林绕石琤琤琮琮的合鸣。王维一“流”，可谓意态横生，妙趣无穷！

颈联拓展一步，进到人事生活，而这种生活出现在山中黄昏这一特有的情境中，便显现出迷人的色彩。上句写姑娘：一群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浣衣归来，结伴同行；她们嬉戏玩闹，笑逐颜开，吵醒沉睡的山林，激活了寂静的生机，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幽深的竹林中。下句写渔人：几艘小船满载星辉，尽兴而归，满眼荷叶纷纷倒向两边，掀翻了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此情此景，让人心生羡慕，多么想，摇一船沉甸甸的丰收喜悦来迎接又一个静谧幽美的夜晚；多么想，唱一池脆生生的渔舟小调去欢送又一个余辉掩映的黄昏。姑娘也好，渔人也罢，诗人只听见竹林中的喧闹而不见其人，只见到莲株的摇动而不见行舟，自可想见竹林莲丛的茂密幽深，人们竟是裹在这样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里，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啊！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的人们，勤劳纯朴，心性高洁；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率性真诚，一派天然。难怪末联诗人要由衷地倾吐出“王孙”可留的感叹了。

尾联巧用《楚辞?招隐士》之典，《招隐士》末句云：“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原意是招王孙出山入仕，王维反用其意，自成佳构，增无限趣味，“随意春芳竭，王孙自可留。”春芳虽然自然而然的消歇了，但秋光一样美丽迷人，“王孙”自可不必离去了。貌似劝人，实则自勉。“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污浊而洁身自好；“山中”比尘世好，纯洁空灵，可以远离世俗庸碌而修养性情。诗人对山中生活的迷恋之情，跃然纸上。另外，从全诗所用意象也可看出作者的思想情趣。皎皎明月，纯洁空明；郁郁青松，亭亭净植；幽幽清泉，潺潺流淌；森森翠竹，修直挺拔；卓卓清莲，污而不染；……凡此种种，在传统诗文里面，都是一些清闲雅致，高洁不俗的意象，由此不难看出王维对理想生活的念念不忘之心。（徐昌才）

《终南山》的鉴赏
终南山
王维
太乙近天都①，连山到海隅②。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③。
分野中峰变④，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⑤，隔水问樵夫。
译文：
终南山高大雄伟，几乎接近天都，山山相连，直到海角。回望刚刚在身前退向两边的茫茫白云，淡淡青雾，又弥漫成了朦胧迷蒙的一片奇幻的境界。中峰高大雄伟，成了分野之界，阴天和晴天里千岩万壑的景象相差悬殊。天晚了，想要找个人家住下，我只好隔着水向樵夫打听。
疑难点注释：①太乙：终南山的主峰，也是终南山的别名，在唐京长安城南约四十里处。西起甘肃天水，东至河南陕县，绵延八百余里。天都：因太乙为洞天之最，故曰天都，或说指唐都长安。 ②连山句：山山相连，直到海角。 ③ 两句诗互文。即“白云入看无，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回望合”。 白云，白茫茫的雾气。青霭，也是雾气，比白云淡。 ④分野句：中峰南北，属于不同的分野。古代天文学家将天空十二星辰的位置与地上州郡区域相对应，称某地为某星之分野。 ⑤人处：人家、村子。
赏析点拨：
鉴赏这首诗，首先要注意诗的线索和顺序。作者以游踪为线索，以时空变化为顺序，对终南山进行了描绘。首联是远观，用夸张手法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峻、广大，它高近天都，山山相连，直到海角。颔联写进入山中所见到的云雾缭绕变幻莫测的奇妙景象。颈联写来到中峰时所见到的景象，突出了山之高大、景象之变换无穷。尾联写登山流连往返，以至天晚欲寻觅宿处。线索清楚，层次分明，在仅仅四十个字之内把终南山的高大雄伟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次，重点鉴赏诗的第二联。这一联诗采用了互文的手法来描写进入终南山所见到的奇妙景象。诗人进入终南山，朝前看，白云弥漫，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景物，仿佛再走几步，就可以浮游于白云的海洋；然而继续前进，白云却继续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可即；回头看，分向两边的白云又合拢来，汇成茫茫云海。这种奇妙的境界，凡有游山经验的人都并不陌生，而除了王维，又有谁能够只用五个字就表现得如此真切呢？“青霭入看无”一句，与上句“白云回望合”是“互文”，它们交错为用，相互补充。诗人走出茫茫云海，前面又是蒙蒙青霭，仿佛继续前进，就可以摸着那青霭了；然而走了进去，却不但摸不着，而且看不见；回过头去，那青霭又合拢来，蒙蒙漫漫，可望而不可即。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是善于“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

❺ 什么是“孝心”

孝心是对双亲长辈孝敬的心意，是中国孝道文化的核心,是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孝心被称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承到现在概念已经完全变化了，这个词谁都可以用，有各式各样的解读，但结果各有不同，你说呢？

❻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时说到的"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这句话怎么理解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时说到的"你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以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亦指被推选的士人。而诸葛亮说“初举孝廉入仕”就别具讽刺与滑稽意味。
诸葛亮没有忽视王朗的“变节”，抓住王朗的生平，有的放矢：“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意在说王朗叨食汉禄不但不思报效朝廷，反而助纣为虐，完全丧失了汉朝老臣的道德操守，“忠孝”二字在王朗身上荡然无存。
诸葛亮生逢乱世，汉王朝已然走向衰亡。改朝换代之际，各割据势力问鼎中原，武装斗争之外，话语权的争夺也极为关键。诸葛亮与王朗的修辞交锋，根本上是曹魏与蜀汉话语权的碰撞，是“天”（历史发展规律）与“汉”（道德标准）的碰撞。

❼ 古代什么信物代表孝心

没什么固定的！~就是行动多

一、传统孝道的基本内容与本质
(一)、传统孝道的基本内容
传统孝道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人将其归纳为15个方面:1、敬爱双亲;2、顺从双亲;3、谏亲以理;4、事亲以礼;5、继承志业;6、显亲扬名;7、思慕亲情;8、娱亲以道;9、使亲无忧;10、随侍在侧;11、奉养双亲(养体与养志);12、爱护自己;13、为亲留后;、14、葬之以礼;15、祀之以礼。’有人认为以上可概括为三点:一是经济奉养;二是精神赡养:三是祭祖思亲，光大宗门。2有人认为孝道有五个方面的内容:1、养亲二即子女对父母的奉养，它又包括四点内容:①子
女对父母应负责赡养。②尽力为父母做事，满足父母的需求。③守侯在父母身边。④关心父母身体健康。2、尊亲:要在人格上对其尊重，思想上令其满足，使父母健康长寿。3、遵亲:子女只是对父母奉养还不够，还要积极地顺从他们的意愿。4、礼亲:要求对父母的奉养符合周礼。5、光亲:主张入世治国，流芳一百世。主张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建立功业，以
光宗耀祖。3有人认为:善事父母的规范大致可分为事生与事死两个方面。其中事生包括二方面:1、养亲敬亲:2、居常以礼、侍疾以忧;3、行之以顺，谏之以理。事死包括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及继志述事、大孝终身慕父母三方面。4有人认为孝道内容包括事生与事死两个方面。其中事生包括养、敬、忧、谏四个方面，事死则包括俭、哀与不违三个方面。’有的研究者则以孝的两重性及现代价值判断标准来概括孝的内容，认为从孝道的负面社会价值角度看，孝有以下含义:1、“无违”即孝;2、父子相隐;3、“父母在，不远游”;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夕;5、“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6、厚葬久丧;7、“孝感”迷信与“愚孝”观念。其积极正面价值则包括:1、赡养父母;2、敬亲尊亲;3、谏争即孝;4、尊老;5、将孝亲与济国救民结合起来。’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本文把中国传统孝道的基本内容概括为物质赡养、精神赡养与祭祖思亲，光大宗门三个方面。1、物质赡养物质赡养，是指子女在吃、穿、住、行等方面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求。作为子女，应该使父母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孔子说:“用天之
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2即作为普通老百姓，要勤其四肢，按时劳作，易其田畴，树桑养畜，生产出足够的物质财富，以保证父母生活能够达到温饱而作为仕人，应该入仕，可以不择官而仕，用其傣禄供奉双亲，为父母的物质生活提供保障。
2、精神赡养传统孝道认为作为子女，不仅要从物质方面给予父母衣食供奉，更要重视精神赡养。子女对父母的精神赡养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要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经常与老人进行精神交流，多从精神方面给予父母以慰籍与关心。《礼记•曲礼》中要求子女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父母身体不好时，子女尤其要尽心侍奉、关心父母。“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3后来的二程还提出了“知医为孝”的思想认为“病卧在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另外，父母上了年纪后会有孤独感，子女有条件的话应常陪伴在父母身边，给予父母精神上的安慰，这种精神土的安慰也正是年迈的父母心灵深处所最为期望的)②、一子女要尊敬父母，包括尊敬父母的人格，尊敬父母的意见，做使父母高兴的事情，使其心情愉快。子女如果在奉养中不尊敬父母的人格，对父母没有敬心，那么即使能给父母提供山珍海味，也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孝。换句话说:真正的“孝”应该在物质赡养的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楼，达到“敬”。孔子强调要以敬的态度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健康，以敬爱的心情与和颜悦色的态度对待父母。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敬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礼记•祭
义》认为:“养可能也，敬为难。”孔子也认为:“色难”。2子女还应尊重父母的意见，即使父母的意见有不对的地方，也不要当面指责他们，以免伤父母的心。另外，子女应做让父母高兴的事情，让父母心情愉快。③、子女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不做令父母为自己担心的事。《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3作为子女，珍惜自己的生命，保持健康的体魄，就是对父母的孝敬。一则可凭借自己的健康来赡养父母，另一方面，可少让父母为自己操心，减少父母的精神压力，这本身就是孝。子女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还表现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4以及“父母唯其疾之忧”5子女如果有恙，父母会很担心，所以子女要保持健康的体魄，以免父母挂念。3、祭祖思亲，光大宗门中国古人特别重视丧礼和祭礼，讲究“慎终追远”。古人认为丧礼和祭礼不仅能表达生者对己故的先人的追忆，如《尚书•文侯之命》中之“追孝于前人”，《论语》中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而且，它们亦能体现人子的孝心，表示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6荀子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川当今学者李泽厚先生总结说:“追怀死者的丧葬礼仪，都具有此种情感兼理知的重要功能。”2此外，丧葬之礼还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还曾讲“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在焉，祭祀则往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在传统孝道思想中，还强调娶妻生子以延续香火是孝子必尽的责任。视“无后”为最大的不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5这种思想在今天来看是错误的，应该受到批判。传统孝道不仅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奉养义务，而且要求他们立德，仪言，立功，以达到“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6的目的。光宗耀祖，光大宗门是传统孝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古人认为:“扬名显亲，孝之至也。’，7在古代社会中，父母的权威，家族的门第，都可成为子女的庇荫之所，个体随即就赋有延续、光大门庭的使命。子女若无权势、门第可以依靠，那么子女就肩负着实现父母理想的重任，振兴家门，升扬门第就成为子女崇高而艰难的责任。

❽ 忠即是孝，孝即是忠

统治者认为在家里子女无条件地“孝”于父母，走入社会后自然无条件地“孝忠”于统治者。
在西周王朝，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在家孝顺父母，至亲至爱；在社会上尊老敬老，选贤举能；在国家则忠于君王，报效朝廷。周代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礼记·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着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于家、乡、国、朝之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逐步受到更大范围人们的尊敬。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期举行养老礼仪。周代的养老礼仪包括朝廷和地方两个层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视察学校，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在地方，则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乡饮酒礼，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礼遇。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确实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后，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就是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汉王朝开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思想，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开始直接服从于“ 父为子纲” 、 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两汉时代，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 孝” 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对“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是汉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 32次，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如有一陈姓寡妇，养婆母 28 年，汉文帝感其孝行，给予“孝妇”称号。东汉初年，临淄人江革以孝母闻名乡里，光武帝赐其“巨孝”称号，赐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励孝道，重视养老，选拔官员也把“孝”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兴“举孝廉”，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诏，凡两千石以上官吏必须察举孝廉，否则按不敬和不胜任论处。“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自此以后，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汉武帝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吏多为孝廉出身，被视为仕宦之正途。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在东汉尤为求取官职的必由之路。山东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开明、武班、武荣都是经察举孝廉后入仕做官的。桓帝诏书说：“ 孝廉、 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后汉书·桓帝纪》)宋代徐天麟说，汉代“ 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为后世所不能及”(《东汉会要·选举上》)。可见孝廉任官，对稳固汉朝的统治秩序具有长效作用。
汉代另一个重要选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于汉惠帝四年(前191)，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诏以孝悌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以后又增《论语》、《孝经》为七经，作为从京师到各郡、县、乡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必修课和必读教材。无论贵族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经》成了国家教材。《孝经》强调尽孝道的普遍性，并对孝道的原则、内容及尽孝的方式、孝子事亲的行为举止等，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它不仅要求人们事父母以孝，事兄长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关系运用于国家君臣关系，把孝亲与忠君直接相连。
汉代的养老活动也是统治者孝治天下的一个重要形式。汉高祖西入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汉书·高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曰：“其命君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疾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这里的律就是对养老的专项规定。汉代是孝的观念兴盛的时代，老人在家庭与社会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汉代以孝治天下，对后世政治有很大影响。两汉皇朝绵延四百余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朝代，这与以“孝”为治国之道有一定关系。
魏晋隋唐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响相对削弱的时期。但是，孝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有其深厚的民众社会基础，这段历史时期孝道仍受到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崇尚。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晋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晋书·武帝纪》)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载：“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车胤传》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样的活动相当隆重。
两晋时期一项相当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 注：“(阮)简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旨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黎臛 ，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因在父丧期间，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 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隋唐也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时代。唐玄宗亲自为《孝经》写序、注释，并下诏颁行天下。 天宝年间免征居父母之丧者的劳役赋税，称为“孝假”。代宗时又开“孝悌力田”选士科目。唐代社会出现了一些“以孝闻于世”的孝子贤孙，其尽孝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善事父母，养老送终”等方面。对于尽孝道的典型，唐朝统治者也给以褒奖和宣扬，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举荐，上奏朝廷，授官、赐物、旌表其门闾、蠲免其赋役，甚至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两《唐书》的《孝友传》中罗列姓名或详见于篇者，即为当时最高的褒奖。有的还受到皇帝亲自嘉奖和恩典。武则天时，元让以孝著称，诏拜太子司议郎。则天谓曰：“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儿。”(《旧唐书·孝友传》)这些事实反映了唐朝统治者继承了儒家传统中讲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为整个社会和个体家庭坚实地竖起“三纲五常”、“明天伦之本”的统治秩序。
宋朝是经过社会动荡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朝代，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大肆宣扬“冠冕百行莫大于孝”(《宋史·孝义传》)，“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宋史·选举志》)晋人王祥卧冰求鲤，三国时人孟宗泣笋等荒诞不经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们灌输。由于政府的大力褒奖，孝道在宋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孝子辈出，孝行壮烈得惊人。《宋史·孝义传》载，太原的刘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还“断左乳以食母” ；杨庆“ 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药进焉”；吕生则在他父亲失明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对这些行为，宋朝皇帝不但诏赐粟、帛，还亲自“召见慰谕”。不仅如此，宋朝法令还规定：未葬亲不许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罢官(赵翼《院余丛考》卷二十七《未葬亲不许入仕》)。而且即使缌麻那样的远亲病死，也不得赴举(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缌丧不得赴举》)。这时的孝道就纯属残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而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
元朝统治者对孝道的认识与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而游牧经济是分散的、流动的，父子依附关系相对减弱，自然不会产生适应农业经济的孝道。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审视内地的封建道德规范，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视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 肝等行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奖，反而被明令禁止。 据《元史·刑法志》 载：“ 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 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元朝政府对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极为淡漠。用以维系宗族关系的孝道一经破坏，家族纽带也就有所松懈，孝道的核心内容善事父母也发生了动摇，甚至遗弃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元史·刑法志》云：“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亲族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元朝统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并从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无疑在客观上起到思想解放的进步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治乱世用重典”思想指导下，诏谕臣民们要兴孝道，用“孝”维系皇权统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务”，认定“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明通鉴》)朱元璋兴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范，观念倡导与教育，制礼作乐，政策支持与奖励等。洪武一朝，荐举讲孝，科举讲孝，选官员亦讲孝。洪武六年曾罢科举，举贤才，其目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荐举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明史·选举三》)。明朝还以养老之政教民孝，对老人赐以布帛，授以爵位，还让他们议政，御政，评论官员，理民诉讼，宣教民众，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明文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养。由于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个明代都非常重视孝道。明12代皇帝统治的277 年中，皇帝的庙号、谥号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谥中的“至孝”、“达孝”、“纯孝”、“广孝”等。
清代统治者作为异族君主，开始不便在汉族遗民中提倡忠君，于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视以孝道治天下。顺治皇帝曾经注过《孝经》。康熙、乾隆皇帝数次在宫内开设“千叟宴”。康熙还曾颁发“圣谕”，提倡孝道，敕令全国广为宣讲。他认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 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 ”(《御制文选》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规定，对于不孝甚至残害父母的，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则是旌表孝子。雍正时曾规定，犯死罪但因为是独子，必须赡养父母的，予以宽刑。清代封赠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种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扬孝道，倡导敬老的意义。清代为了加强孝治，把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个科目合并，特设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诏直省每府、州、县、 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备用。以后每遇皇帝即位就荐举一次。乾隆五年(1740)，确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予知县等官

❾ 历史上真正做到忠孝两全的人都有谁

忠孝两全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历史上能够真正做到忠孝两全的人物很少，另一方面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有限。但我心中，称得上忠孝两全的人有三个，婉拒晋武帝征召的李密，替父从军的魏氏女子花木兰以及介子推。

介子推是非常重情重义的一个人。功成名就之后，与母亲隐居上林，他一心一意服侍母亲安享晚年。对于朋友、国君，他称得上绝对忠诚，他为逃亡的重耳出谋划策尽心尽力，使他躲过多少次明枪暗箭的致命伤害，甚至在危难之际不惜为重耳割下自己身上的肉，这该是一份多么重的情谊。因此我们说介子推完全配得上忠孝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