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讲最孝顺的一个人

Ⅰ 请问王阳明的心学主要讲些什么内容呢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因此，陈复重新提倡心学，并书写《盘古心经》，继承阳明学的道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新人道协会”，从事外王事业的奋勉，这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与印度玛家哲学，创造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目前正在台湾发展中。

王阳明心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後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我认为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为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似乎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Ⅱ 王阳明为人处世“三不管”：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你怎么看呢

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都说“人无完人”，王阳明却被称为“五百年来的第一完人”。实在是因为他的学识修养与人格魅力，皆是举世无双，为人处世更是深具大智慧。

不管人毁谤

想起来一则文言文小故事：

父子出门，子骑驴，人诽之；父骑驴，人亦诽之；父子同驴，人人诽之；无奈，只好父子抬驴。

意思是：父子俩牵着驴进城，半路有人笑他们：真笨，有驴不骑!

父亲便让儿子骑上驴,走了不久.有人又说：真是不孝顺的儿子,竟然让自己的父亲走路。

父亲赶紧让儿子下来自己骑到驴背上,谁知又有人说：真是狠心的父亲,不怕把儿子累死。

父亲赶紧让儿子也骑上驴背,谁知又有人说：两个人骑在驴上,是不是驴是借来的。

父子两个赶快溜下驴背，把驴子四只脚'你绑起来，用棍子扛着，在过一座桥时，驴子因为不舒服,挣扎了起来，结果掉进河里淹死了。

若想活出自我，当学会开解自己，因为你不是人民币，做不到让每个人都满意。

王阳明的一生，也伴随诸多毁谤。特别是平定宁王叛乱之后，遭受了很多的诽谤和议论，其中很多还是来自与他共事的朝堂之人。

Ⅲ 王阳明为什么说舜是不孝子

《传习录》里有如下一段记载：一对父子在兴讼互控对方后，又来请明朝大儒王阳明评理。王阳明话还没说完，父子就相抱痛哭而去。弟子好奇入内请教老师到底说了什么，居然能让他们这么快悔悟？王阳明说：“我告诉他们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儿子，而瞽叟（舜父）是世间大慈爱的父亲。”弟子听了一头雾水，王阳明解释说：“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 人尽皆知，舜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孝子，王阳明说“舜是世间大不孝子”，乍听之下的确让人相当错愕，但它指的其实是舜的“自我认知”。根据研究，人类思维的一大特点是“外向指涉性”，当事情―――特别是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我们都是先从外面―――环境或他人身上找原因，最后才会反躬自省；但即使是自我反省，也有很明显的“正向错觉”―――对自己的优点看得很清楚，但却忽略自己可能的缺点，结果使得多数人缺乏自知之明。当瞽叟在后妻的挑拨下，与舜发生父子冲突时，瞽叟的反应就是如此，他把矛头指向对方―――问题出在儿子身上；即使反躬自省，也认为自己是个“慈爱的父亲”，这样的认知当然使他对舜更加不满，父子冲突更加厉害。但舜在面对问题时却先反躬自省，而且认为那是因为自己“不够孝顺”引起的，在这种认知下，他对自己做了更多的要求和改善，结果不仅化解了父子冲突，而且使他成为大孝子。 一个人要想改过，必须先知道自己有过；要想精益求精，必须先认识到自己不够精；这也正是王阳明的意思。那对父子在王阳明开导后能豁然醒悟，相抱痛哭而去，表示他们还很明理；因为有更多人即使你对他的过错指证历历，他还是盛气凌人地坚决否认：“我哪有什么错？”对这种缺乏自知之明、没有丝毫自我反省能力的人，我们只能双手一摊，离他远一点。

Ⅳ 王阳明的到底如何理解又怎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知行合一
通俗的理解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理解虽然不能算是错，但是只是对于“知行合一”四个字的浅显的理解了。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本就是一体，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比如说看见美女心里欢喜，不是先看见美女，然后才去欢喜的；看到便便偏皱眉头，不是先看到了，再立个皱眉头的想法。再比如讲孝，说一个人知道孝顺父母，一定是他已经做出了孝顺的事情，人们才会这样认为的。就是说，知是内在的行动，行就是外的观念。

格物致知
朱熹版”格物致知“： 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存在，我们要努力寻找蕴含于万事万物中的道理，最后摸索总结出天下至理，最终成圣。说白了就是”格物穷理“

王阳明版”格物致知“： 格为正，物为事。这里的事也不是事物的事，而是意之所在，意之所发，也就是心中之事，心中之物。所以王阳明理解的格物就是”格心中之物“。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也就是说，我们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格物也就是回归自己的内心，把自己的心中种种不正常的思想，欲望，情绪，观念正过来。
简言之，朱熹向外寻求天下的道，王阳明向内向自己的心寻求。

再说个额外的：存天理，去人欲。
这在近代中国应该算是被误解最深的六个字了。
这里的"人欲”并不是指的人的欲望，而是指超出合理 、正当范围的欲望。虽然说这个“合理”与“正当”很难界定。但是却不难判断的。比如说人饿了，一天吃三顿饭绝对百分百的正当，可是一顿吃个三五万的，就不正当了。再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如果你娶一个不算，包了个二奶还觉得不过瘾，再来个小三小四小五啥的，就属于要去的那个“人欲”了。所以宋明理学家们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是指去掉不合理的欲望，而不是所有人的欲望。

Ⅳ 求教阳明学扫盲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这是所谓的内“天泉证道”所容悟出的阳明四句教，是指王阳明晚年对自己一生学问宗旨高度概括和总结而成的四句话。而四有四无说论争指由于王阳明的两位大弟子钱德洪(绪山)与王畿(汝中、龙溪)对阳明四句教理解和看法不同而引发的一系列论说和争辩。

钱德洪在理解过程中努力严守师说，力主复性功夫，所以是“四有”。而王畿则对师说提出异议，认为四句教并非究竟话头，如果说心体无善无恶，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则心体还有善恶在。所以是“四无”。

如果通俗的理解，你可以想做禅宗的一段公案，也就是神秀与慧能的得法偈之争。

Ⅵ 说下你知道的最孝顺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男朋友就很孝顺，每到周末都会给家里视频，看看爸妈最近过的怎么样，还经常给家里寄吃的、用的。

Ⅶ 王阳明的学说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因此，陈复重新提倡心学，并书写《盘古心经》，继承阳明学的道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新人道协会”，从事外王事业的奋勉，这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与印度玛家哲学，创造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目前正在台湾发展中。

王阳明心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後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我认为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为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似乎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Ⅷ 怎样体会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中提出的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

这就是说，人天生就有区别善恶的良知，这是人的本性。于是，王阳明就有了“良知”这个概念。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在五十岁时提出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应该用最恰当的“良知”去解决办法。他大胆地否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死框框，死架子，而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处事方法。所以他提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必为自己的粗俗而自卑，粗俗也并不影响一个人勤学苦读，去当圣人。总有一天，粗俗的人照样会同地位高的人一起平起平做。这一点打破了封建阶级的阶级论，为统治者不喜。他还提出在用兵上，要在变中讲求效果，他常常把“便宜八事”（最省力地办事），“期于成功”挂在嘴上，甚至提倡重用有才干的贪财人士。这一点打破了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观念。王阳明还特别瞧不起死守清规而不知变通的人。阳明杂著中曾记载了一件非常典型的事：补生傅凤，因家境困难而无法养活年迈的父母和傻子弟弟，于是不顾性命日夜苦读，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学业辛苦，竟然卧床不起，患了大病。要是按当时传统儒家的思想，只讲动机而不讲效果，傅凤的举动可以说非常孝顺，要受到世人的称赞。可王阳明偏偏不欣赏，反而说他不孝顺父母，如果人累病了，甚至累死了，父母弟弟又将无人供养，就算你动机再好又有什么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提出的最后一个学说，是他心学体系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他对以前所有学说的最高概括和总结，是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Ⅸ 用古文说一个人只把孝顺挂嘴上，却没有实际行动

徒言孝而无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