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重孝顺

Ⅰ 为什么中国人要孝顺父母

这个问题，首先是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孝顺父母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其次，中国人孝版顺父母主要是因为权根植在中国传统里面的观念，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而且，我们从小到大，父母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给与我们所要的东西，而且在我们成年之后也还一直担心我们，还一直为我们付出。所以我们孝顺父母不管从义务上还是情理上也是应该的。

Ⅱ 为什么中国人提倡百善孝为先

对于中日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文化很强调“忠”,而华人文化特别重视“孝”,百善以孝为先,国难时才“移孝作忠”。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日本的情形,相对简单。历史上,散布各岛屿和各地区的郡主,是庶民安身立命所系,彼此休戚与共,所以发展出“忠”的德行(游戏规则)。一旦日本统一,很容易把忠移转到天皇身上。经济发展之后,被会社(公司)终身雇用,忠心耿耿,本质上和前者无分轩轾。
华人的孝,要稍微曲折一些。台湾大学心理系黄光国教授在一系列论著里都强调:华人重视孝,是因为儒家的传统。这是目前主流的见解。然而在智识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几千年来,儒家成为华人文化的正统,为什么?把儒家当作问题的答案,有点像是锯箭式疗法,只处理了故事的一半。
华人社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活动。一方面,虫旱水灾和瘟疫常在左右,另一方面,农事耕作上,需要人手；而且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最好能互通有无。因此,大家庭、数代同堂、妯娌宗亲等,目的都在发挥保险互助的功能。也就是说,农业社会里,人口流动性不高,一般民众自给自足,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工商业不是重点。在生产、消费、储蓄和保险上,家庭都能发挥适切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之下,“孝”的功能显然非常重要。而一旦把孝内化为价值观,自然可以有效支持家庭这个组织。所以,表面上“孝”是伦理道德,实质上则是成本效益的力量。
伦常关系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处理父母老年时的照养问题。子女小时父母照顾,父母老时子女承欢,这是不折不扣的跨时交换,而聪明的华人发展出“孝道”的机制(游戏规则)。无需外而求也,只要脑海里雕塑出孝的观念,自然以低成本的方式,有效地处理横跨数十年的跨时交换。
要使一种机制发生作用,必须要有适当的诱因,也就是有奖惩的配套措施。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孝道”所发挥的功能太过重要。所以,也需要借重一些特别的配套措施,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发挥功能、完成使命。一个人做了对不起朋友或手足的事,心里可能会有歉疚遗憾的感觉。但是,一旦做了对不起父母的事,心理上会有浓厚的罪恶羞耻感,这就是奖惩的配套措施。因此,伦常关系、孝道、罪恶感羞耻心,彼此环环相扣,形成一种机制,发挥功能于无形。
随着环境的变迁,孝道也与时俱进。两点重要的变化非常明显。首先,农业社会逐渐变为工商业社会,政府职能扩充,一般人不再靠天吃饭、多半有固定(相对稳定)的薪水。年纪大时,有退休金、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等等。养老的功能,已经由家庭慢慢转移到社会的福利养老制度。其次,都市化带来双职家庭,核心家庭大行其道。三代同堂的景象,由常态变为例外。而且孝道的容貌几乎有了180度的大回转:过去是子女孝顺父母,现在是父母孝顺子女；过去是大家庭里含饴弄孙,现在是丁克族(双薪无子女)；过去公园里多是父母牵着子女,现在许多是牵着小猫小狗。不过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发挥重要功能、维系社会正常运作、华人引以为傲的孝道,已经江山不可复识矣!
当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华人社会面临新的考验。一方面,以儒家道德弹性治理,已经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核心家庭等对孝道和伦常带来的冲击,可以说还方兴未艾。对于社会现象,分析时有三个根本问题要解答:是什么?为什么?将如何?就华人文化而言,有成千上万个问题还有待回答。

Ⅲ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重视孝道，用自己的话说，详细一点，或列出大纲，也要多一点。要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1、中国的气候和抄土壤非常适合农耕文明，所以历代文明的前期都是都能够让老百姓吃饱饭，所谓仓廪足而知礼仪，吃饱了自然就会考虑伦理关系。
2、统治阶级的需要，历代王朝都是推翻前任上来的，首先就要承受谋逆的指责，而且中国面积巨大，想统治好，就要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伦理道德，说忠是自己打自己脸，所以只能是以孝为先了。
3、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一个老有所依的国家，国民心理才会安稳，更利于社会稳定。
4、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所谓的重视孝道本身就建立在人天生亲近父母的思想上，一个道德标准能通行几千年，说明他本身就是符合国人需要的，再加上符合统治者的心思，自然大行其道了

Ⅳ 为什么中国人以孝为尊，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看重孝

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自古以来，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在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在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为了强调孝的超越性，孔子曾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来源。为了强调孝的普遍性，又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意思是说，孝可充满宇宙之间，能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为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道是如此的重要，俨然成为事亲、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极则（李国良，1973）。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何以如此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说起。从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观点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主要是适合于务农的经济生活。中国的文明最早发源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包括陕西、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渭水盆地）。此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气候多变、降雨量低、植物稀少，但其土壤皆为肥沃的黄土。此种土壤不须另加肥料，即可长久耕种而仍丰收（Rumpelly，1908）。在此类生态环境中，靠耕种谋生似乎是一种最为适宜的办法。考古及其他数据显示，早在公元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此一地区即已出现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此后，农业经营及活动的地区逐渐扩展，及至最近两千多年，淮河以南的地区也形成了多产而有效的农业系统（HO，1976）。总之，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计经济（subsistenceeconomy）主要是农业。
农业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为个人能力所不逮，须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来共同运作。比较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家族乃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内最重要的运作单位。由于家族是农业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家族的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自是非常重要，因而形成了
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familism）的想法与做法。家族既是传统农业社会内主要的团体或集体，自小生活其中的强烈经验与习惯，乃使
养成一种很明显的心理与行为倾向，那就是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予以家族化，即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运作原则推广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这种将家族结构、家人关系及家族伦理的形式与内涵推行到非家族性团体或集体（如社会性、经济性、宗教性或政治性团体或集体）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可以称为家族化（familization）历程。经由家族化历程，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视为类似家族的心态与观念可以称为泛家族主义。有关家族主义、家族化历程及泛家族主义三者的关系见图。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在强烈的家族主义的影响下，为了维护家族的和谐、团结及延续，晚辈必须要对长辈依顺服从，必须要传宗接代，必须要奉养父母，必须要随侍父母而不远游。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要使子女养成这些观念、意愿及行为，必须提倡一套兼含这些要素的意识形态，这便是孝或孝道。所以，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孝或孝道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文化设计，其功能在促进家族的和谐、团结及延续，而也只有这样的家族才能有效从事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达到充分适应适农的生态环境，孝既有如此重大的功能，其重要性自必超越其他诸德与诸善之上。尤有进者，经由家族化作用的历程，孝道伦理还会推广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如行号、社团、郡县、国家、天下。例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常将国家比作家，君比作父，而有“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章》）与“臣事君犹子事父”（《汉书·李广苏建传》）的说法。在家族化作用的影响下，孝的运作范围已不限于家族，进而扩及家族以外的领域。这便形成了泛孝主义的心态（见图1-1）。泛孝主义不仅有助于家族内权威式结构（强调上下关系或阶层排比）的维护，而且有助于家族外权威式结构的维护。这便是为什么当家者要提倡“以孝治家”，当政者要提倡“以孝治国”。总而言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促进家族及其他社会集体的和谐、团结及延续，以有效适应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此类社会里，以泛孝主义所表现的孝之意识形态，不仅是家族主义的重点，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基础。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事实上是以家族主义为主，因而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内，家族是最主要的集体或团体，对大多数
而言，甚至也是唯一的集体或团体。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主要的运作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例如，土地是属于整个的家族，而不是其中的任一个别成员；耕作土地及其他的收人是属于整个家族，而不是任一成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是一生不离家族，因而对他们而言，家族（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家族主义，实即一种集体主义。而且，即使是那些生活范围超乎家族的传统中国人，经由家族化历程所形成的泛家族主义，也会促使他们以家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重集体（家族以外的团体）而轻个人。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传统中国人而言，其集体主义都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所以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传统孝道之所以重要，即在它能促进家族主义式集体主义社会的和谐、团结及稳定。
但是，当前及未来的台湾社会，已经不再是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了。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商社会（杨国枢，1981，1985b）。这不仅是一种量的变迁，而且是一种质的变迁；不仅是一种程度的变迁，而且是一种类型的变迁。在此彻头彻尾的变迁中，最基本的是生计经济形态的转换。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务农活动；在现代工商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工商活动。前者主要是依赖土地作物，后者主要是依赖科技智能。
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工商机构的组织不管如何庞大，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历程不管如何复杂，其中的工作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而设计的。所有权与工作权的分离，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互相习于共同工作。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个人的可被取代性很高，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都可担任该项工作。在大多数情形下，工商工作的获得决定于个人的专业智能及身心特质，与其家庭的背景关系不大。同时，个人为追求较好的工作及较高的待遇，常会不断转换工作类别及工作地点，因而成为逐工作而居的现代“游牧民族”。于是，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众不只从土地疏离出来，而且从家乡疏离出来。
上述这些生计经济形态的基本转换，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特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杨国枢，1981，1985b）。基本而言，现代工商社会是以个人为主要运作单位，而不再以集体为主要运作单位。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个人是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单位，是加以褒贬与评价成败的重心。也就是说，生活价值与意义的中心，不再是集体，而是个体。在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下，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主、价值、尊严及幸福的个体主义（indivialism）。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孝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在家族主义与泛孝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促进集体主义化之家族与社会的和谐、团结及存续。三十多年的变迁既已使台湾转型为现代的工商社会，则随着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没落，传统孝道的上述社会功能自将因而逐渐减弱或消失。传统孝道的功能既失，其本身势必产生重大的演化，逐渐转变成一种以个体主义为基调的新孝道。从集体主义的传统孝道蜕化而来的个体主义的新孝道，会强调亲子（女）双方的价值、尊严及幸福，会尊重亲子（女）双方的独立、自主及自动。与传统的旧孝道相比，这种新孝道究竟有何主要的特征，是下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课题。为了便于此一课题的讨论，下节中将先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孝道的内涵与性质，从而提出一套理解孝道的概念架构。

参考链接 https://..com/question/583594471.html

Ⅳ 为什么中国人都“孝顺”

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长期形成的后果，无论是周朝的宗法制还是对中国文回化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都答提倡以孝治国，这种以血脉为根基的传承方式，让中国人都很讲究“孝顺”……至于中国多汉奸……这个不一定是中国多，你看看西方历史也有很多著名的叛徒，如果真的是中国多汉奸，那只能说，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按百分比，汉奸自然多了！！！

Ⅵ 中国人为什么讲“孝”这么重要

孝的本义是无条件服从长辈，这非常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秩序，老百姓把内官僚成为父母官，把皇帝容称为君父，孝道的灌输让老百姓从小形成等级观念，不敢有反抗的念头。
另一方面，古时候生产力低下，孝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养老问题，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对于传承文化也有积极意义。

Ⅶ 为什么中国人是百善孝为先

为什么中国人是百善孝为先我来答，孝敬父母是应该必须要做到的

Ⅷ 为什么中国人以孝为先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
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
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
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Ⅸ 为什么中国人重孝道

中国的“孝道”是害人的毒瘤
孝道”这个从古至今被中国人推崇的东西，实质是奴隶制度在家庭中的缩影。它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主仆关系。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父母永远是对的，孩子必须听父母的话，否则就是不孝。父母在身体健康时如果让孩子给自己洗脚，孩子嫌脏不洗，便是不孝。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愿管束子女，子女不愿受父母管束，如果反抗，便是不孝。父母有权打骂侮辱孩子，孩子如果还手、还嘴，不但是不孝，而且是大逆不道。

中国父母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自己有权视为私人物品。遗弃女婴或残疾婴儿的有之，孩子生多了送人的有之，杀子的也有之。打骂侮辱孩子者更是人人乐此不彼。

中国的父母判断孩子好坏最基本的标准是：听不听话。就象奴隶主判断奴隶好坏最基本的标准是听不听话一样。

在“孝道”教育下的中国人，由于被洗脑而被迫屈从这种观念，不敢反对“孝道”，怕因此成了众矢之的，被天打五雷轰，从而世世代代的在“孝道”的阴影下委曲求全的生存着。

不少成年人在谈论起小时候被父母打骂的经历时，还会说：那时我一犯错误，我爸就把我吊起来打，现在想想是对的。别人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和支持。支持他被吊起来打......这真可笑。

在我们要建立的“新教育思想”下，“孝道”是被摒弃的，我们要建立的是“人道”，“人道”是建立在平等、互敬、互爱基础上的，是符合人性的。

而我们当今的教育者们，不但完全不懂这些，而且自己就深陷其中。

Ⅹ 为什么中国人以孝为本

因为儒学以孝为本，而儒学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而中国古代社会是精耕小农的熟人社会。这就要求古代中国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聚族而居，所以家庭的稳定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组织起来的基础。所以中国人讲的是家国，是先有家再有国，化家为国。

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变了，孝的地位当然要下降，商业社会要求的就是个人独立、自由，孝的消极作用还是比较明显，但在中国这个环境下，完全否定也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