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从什么时候开始

Ⅰ 孝敬父母,我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1、你要自己独立养活自己。
2、在第一条的基础上，同时养活自己的父母。
3、娶一个能孝敬双方父母的媳妇。
4、能经常陪父母一起吃饭。
5、给父母生个小孩。

以上5条，你这辈子能达到3条，你就是孝敬父母。

Ⅱ 披麻戴孝是从什么时期开始的呢

披麻戴孝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丧服制度。根据周礼的五服制度，因血缘亲版疏远近的不同规定了五种不权同的丧服，服制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其服丧期限的长短、丧服质地的粗细及其制作均有不同。按规定，血缘关系越亲、服制越重；血缘关系越疏、服制越轻。在丧葬上，中国人忌穿华丽衣服，家庭成员会披麻戴孝，称为「上孝」。孝服的颜色是白、黑、蓝和绿。儿子、媳妇、女儿的关系最亲密，要穿棉制的白色衣裤。戴孝则是在衣袖上端戴上孝布，如果死者是男性，则戴在左袖，女的则在右袖。

Ⅲ 中国孝源于什么时候

在中华民族，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诗经》中则有“哀哀父母，生我劬（qú）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咏叹。而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则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也就是说从夏朝以前人们就懂得了孝敬父母了。“孝”字字形可以看出老在上、子在下，到了西周已经成为统治者忠于君王，报效朝廷、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制度了。

Ⅳ 历史上中国的孝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提倡的

所谓孝道文化，就是关于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的一种文化传统。 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一般指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赡养老人，为父母长辈养老送终等等。

Ⅳ 形成文字文化的孝是从哪个朝代开始

看此文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
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
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
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到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

Ⅵ 人类在原始人的时候，有孝敬父母一说吗孝敬一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传说战国时，有一妇女从柏壁寨（现在的唐村）讨饭到该村师祖庙的舞楼下（即今孝敬村沁河段院内）生下一子，取名司马昂。昂母死后，葬于庙后。司马昂长大成人后，成为赵国的将军。楚汉战争时，司马昂因为数有功绩，被项羽立为殷王。司马昂被封为殷王后，常去祭祀他的母亲。每次祭祀，行至今扒庄（爬庄）所在地，即行下马叩头，徒步走到孝敬村祭奠母亲。后人为张扬其高贵品德，将他下马叩头的地方命名为扒庄（爬庄）；将他出生、成长的地方命名为孝敬。孝敬村的四个十字街口，古有四个石羊，群众称其为石狮，传说是司马昂诞生于孝敬的信物。据此推断，司马昂可能肖羊。

《史记》载：汉高祖元年“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立赵将司马昂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项羽本纪》载：“赵将司马昂定河内数有功，故立昂为殷王，王河内。”

《怀庆府志》载：“项羽立司马昂为殷王王河内”《覃怀志》载，“高祖既定魏，魏王豹将兵徙下河内，虏殷王昂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洛阳。”《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河内郡，汉置。今河南之河北道大部分地方皆是。胡渭云，古者河北之地皆谓河内，自战国魏始有河内河东之名。而秦汉因以置郡……汉时郡治怀县，在河南武陟县西南。”《辞海》释：怀，古邑名，春秋郑邑，战国属魏，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武陟县地名志》载：“怀县治所在今阳城乡土城村。”

《晋书．宣帝纪》载：“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子重黎，为夏官祝融。……楚汉间，司马昂为赵将，与诸候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后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昂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变。量生颖川太守隽，字元异，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三子也。”这段记载说明，司马懿是司马昂的第十三世孙。孝敬村是后人颂扬司马昂孝敬母亲得名无疑。

《怀庆府志》载：“里，每里十甲。”孝敬里，应是个不太大的村子。从孝敬里到孝敬村，是孝敬从里发展到村逐渐壮大的过程。孝敬里原属温县，后因沁河改道和行政区划变迁，孝敬村划归博爱县至今，司马昂及其子孙历来都认为司马氏都是孝敬里，即今孝敬村人。

Ⅶ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才真是理解“感恩父母，及时尽孝”的意思

父母这个话题，一直存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热度一直没有减退。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影视剧或者是真实生活中父母抛弃孩子或者是对孩子不好的新闻，但是生养我们的父母，我们始终还是要抱着感恩的心，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及时尽孝，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再后悔成为遗憾。

“感恩父母，及时尽孝”在每个年龄段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但其实只是还没有真正领悟到其意思。以前读书的时候是觉得父母供我们读书不容易，要好好学习，用好的成绩来感恩父母，平时有空的时候就帮着做些家务。等到自己真的工作的时候是觉得要赚更多的钱来改善父母的生活，让他们过得更好。

趁着他们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多点时间陪伴父母，多点耐心留给父母，多点爱给予父母。用不留遗憾的心去尽孝。

Ⅷ 孝顺的孝的历史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误传
中国自西周开始就开始有孝道。影响最广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最让人熟悉的就是——《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原文是“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把孟子的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舜没有告知父母就结婚了，这就是无后，但君子以为，和告知了差不多（因为舜出家在外，而且是尧要把女儿嫁给他）。”也就是说，孟子的原话里，并不是大众所谬传的——不生孩子就是不孝。而是认为最不孝的，是对长辈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孟子原话中并没有说其它的两种不孝是什么。
后来汉代赵岐写了《十三经注》。阐述了他个人对于孟子这段话的理解：“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翻译成现代文：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即最大的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 。
可见赵歧把”无后为大“曲解成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为第三种不孝。于是开始了二千多年的误传。
有人误以为这是孟子说的话，并且大骂孟子泯灭人性，说孟子没人情。实质上是汉代人赵歧的个人理解。而孟子为赵歧无端地背上了黑锅。
正因为这种误传，而使得封建社会中识字不多的老百姓都信以为真，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曲解为“没有传宗接代是最大的不孝”。在“忠孝”为主题的封建时代，这句话就有了无上的魔力。老百姓为了不断后，无论世家还是贫民，都无所不用其极。随之产生的便有过继等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
虽然孔孟是一道，但是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已经较孔子时代的有一些进步了。从儒家学者赵歧所说的不孝的第一条，即最不孝——“阿谀曲从，陷亲不义”就可以看出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而在孔子时代，孝和忠的表现，就是哪怕明知道长辈有错，也要认可，不能指出。不管父母说的对与错，都要全盘接受，不得反抗。由此可见，孔子思想对人伦（人权）的压制。从现代的眼光看，儒家对孔子的修正、补充是一种进步。
对于第二条，也是与孔子时代的思想相背道。孔子的思想是认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如此看来，“无后”反而排在第三位，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为大”。我们可以通过孔、孟儒家思想的发展，看出“不孝”定义的发展。当然，孟子的 《离娄上》也好，孔子的《孝经》也好，其所宣扬的孝道，与当时的政治利用也不无关系。所以现代社会看待孝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待。
孝的核心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真正的孝道是父慈子孝
儿女确实应该感谢父母的抚养，但“报恩”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父母抚养儿女是职责，做不到就根本不具备做父母的资格。报答父母的抚养，不意味就必须任由他们决定自己的一生。中国古代虽然有过所谓“父母要你死你也要死”的话，但即使在古代，也并不认为这就是孝顺，而是人伦丧失。
中国真正的古训，是父慈子孝，也就是父母要慈祥，儿女要孝顺，这是双方的责任。如果父母不顾你的本质，逼你放弃一生的幸福，这样的父母已经不具备被孝顺的权力了。
2.从全社会的心理上看：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在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有这么这一个至高的生存准则，那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跟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些不健康心理和民族素质有关。
在这个被普遍信奉的准则里，“君”、“父”他们对臣子对子女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不存在像我们所说的什么“同事情谊”、“父子情谊”。父亲不满意，就可以打孩子，也不需要孩子犯错误，什么理由也不需要，只要我是你的父亲就可以，甚至是名义上的父亲也可以。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父亲、甚至是母亲就自以为自己是“天”了，可以对自己的孩子随意打骂、可以决定孩子的生杀予夺，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子女心理的健康成长，某些认识到这一点的子女，会在成长历程中一直处于深深的随时会被杀死的恐惧之中。
这种封建社会的几千年的人生观，一直影响到当今社会，而且不是几年、十几年就可以改变过来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全民的观念转变，等到大家都觉得，打骂孩子是一件违法的事情时，这个观念就差不多改变过来了。
3.从全民族素质来看：孩子与父母人格平等父母只是监护人
应该承认，我们当今的全民素质还不是很高，能接受“孩子和父母平等”这一观念的人并不多。但孩子确实生下来就和父母是完全平等的，父母只是孩子法律上的监护人。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邻居家经常打骂小孩，就包括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看到这样的打骂，我们第一反应不会想到是父母在虐待孩子，只会认为是父母教育方法的问题，很少有人会主动上去劝说，更不要说通过报警来保护这个孩子。缺乏邻里的监督，家庭虐待就少了一个最容易发现问题的渠道。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也不由父母任意处置。像当今很多父母会打着关心的旗号偷看孩子的短信、邮箱一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孩子与成人一样人格平等。严重一点来说，父母侵犯孩子的隐私也是违法的。
这种尊重孩子的生存权、尊重孩子的人格，尊重孩子的隐私也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引导。
4.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说：打骂孩子不是父母的权利抚养孩子是父母的义务
在很多人眼中，父母悉心抚养我们，投入了很多期望，子女是应该报恩于父母的。如果反过来让父母伤心、失望，显然是大逆不道的。有些父母甚至会打骂孩子，是因为他们认为孩子是自己生、自己养的，孩子所有的一切全都是自己的赋予，所以自己对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权利。
父母生孩子，是要负责任的。孩子并没有要求被生下，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行为的直接结果。父母的责任，就包括无条件地接受孩子，除非孩子做了坏事。
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同志伤害了父母，但是，同性倾向并非个人的选择，也不是犯错的行为。如果你因为去抢银行被抓住，这时你确实伤害了父母。然而，你的性倾向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就像你不能控制自己生来是男是女一样。假如社会歧视矮个子，而你只有1.55，你父母受歧视，是谁伤害了他们？是偏见与歧视，并不是你。

Ⅸ 披麻戴孝这个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关于这个制度，首先是有一个传说的，传说在上古的时候，人类的祖先是有一条尾巴的，而当人们接近死的时候，这条尾巴会变成黄色，这个时候他的后代就会把这条尾巴砍下来作为肉吃掉，而再有一天有这么一个老人，在自己60岁的时候自己的尾巴要被砍下来吃掉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养育了自己的子女，子女这样做非常不对，所以说他决定逃跑不让自己的子女将自己的尾巴吃掉。

而历史上真正的来讲披麻戴孝涉及到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丧服制度的一些规定，而最初的五服制度出现在我国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会根据与死者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近来制定五种不同种的衣服去对死者进行追悼。

Ⅹ 孝的由来是什么

“孝”字源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原义为“奉先思孝”。儒家道统认为“孝”是百行之首，《论语》载：“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舆!”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是忠。几千年来，人们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 从秦汉开始，我国就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建成它并维护它要有两条保证。第一条，要保证对广土众民的大国高度集权的有效统治；第二条，要使生活在最基层的个体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高度集中的政权与极端分散的农民双方要互相配合，减少对立，在统一的国家协调下，才能从事大规模跨地区的工业建设、文化建设，防止内战，抵御外患，救灾防灾。个体农民从中受到实惠，则天下太平。 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根据自然环境的合理选择。家庭是中国古代一家一户的基层生产组织，从而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小农生产的家庭对国家有纳税的义务，国家有保护小农的责任， “国”与“家”的关系协调的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保证实现国家、君主有效统治的最高原则是“忠”；巩固基层社会秩序，增加乡党邻里和睦，父慈子孝的最高原则是“孝”。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细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较，孝比忠更基本。 《十三经》中的《孝经》把孝当作天经地义的最高准则。后来北宋的张载作《西铭》，在《孝经》的基础上，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体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五四”以来，有些学者没有历史地对待孝这一社会现象和行为，出于反对封建思想的目的，把孝说成罪恶之源，是不对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孝道是古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不能看作是古代圣人想出来专门限制家庭子女的桎梏。 古代农业社会，政府重道德伦理，体恤天下为人父母之心怀，所以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孝道贯穿始终，父母在世时要孝顺，亡故后常思念父母的养育恩德，为子女做榜样固有“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训条。子女刚出生时父母日夜守护，任劳任怨，真心切切，子女懂事后对父母要“晨昏定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体恤父母的用心良苦，所以有“天下无不是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