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退休人员享受边远山区

Ⅰ 古印度文化的文明特点

1、经济
以农为主，莫卧尔帝国阿克巴统治时，工商业比较发达。
2、政治
德里苏丹国之前的各个阶段，国家政体都是中央集权制，上古时期的共和制小邦到笈多帝国时已不存在。南印度的朱罗王国有较完备的行政制度和税收机关，各行政区还存在人民会议。
德里苏丹国时，苏丹集政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他是国家首脑和伊斯兰教教长，也是国家武装的最高统帅，是君权和神权二位一体。苏丹在名义上仍奉阿拉伯哈里发为宗主，继位后要得到哈里发的封号，发行的货币要铸上哈里发的名字，但实际上完全独立，不受节制。苏丹有一支以骑兵为骨干的庞大常备军。中央设部，各部有大臣，大臣之上为首席大臣，称维齐尔（宰相），辅佐苏丹。全国设23个行省，苏丹任命总督统治各省。公社仍为基层政权组织，村长大多由印度教徒担任。上层人物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出身于突厥人、阿富汗人和波斯人的军事贵族家族，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务均由他们充任。印度教的封建主只能做低级官吏。
莫卧尔时的文武百官实行统一的军衔制度，竟多达33个级别。
3、封建制度
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农村公社仍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但奴隶制已走到尽头，出现了早期封建关系的萌芽。笈多王朝的国王无条件地将土地、民户和耕牛封赠给官僚、贵族、僧侣和寺院，并发给铜牌赐地证书，受封者成为封建主，而被封赐给贵族和寺院的民户，则成了封建依附农民，他们必须向封建主交纳租税并服劳役。此外，自由农民耕种公社土地，也要交纳一种称为“巴伽”的田赋。
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确立。戒日帝国的土地原则上仍属国王所有，称为“王田”。国王有权处理王田。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王田分四种：一为帝国占有地；二为官僚占有地（禄田，食邑）；三为婆罗门（硕学高才者）占有地；四为寺庙占有地（福田）。戒日王对教俗地主的布施和封赐，是将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农民耕种，农民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而转换主人。农民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1/6，还要交“费用”（货币）和服劳役。农民还得通过村社向国家缴纳捐税。村社组织依然保留，并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领和公社会议的权力还比较大，有自治特点，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为单位，并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戒日王对教俗地主布施或封赐的土地，其数量很大，多者可达百邑（一邑相当于一个村社，200户农民），如那烂陀寺就拥有土地200邑，依附农民多达4万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对其领地具有世袭权或自由支配权。封建主还握有领地上的行政、司法权，他们可以任意处置农民。因此，戒日王时代，印度的封地、赐地已脱离政府的管辖而具有独立性。戒日王死后，大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从7世纪起到12世纪末，北印度出现了许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国。
德里苏丹视全国土地为自己的财产，他将大部土地以军事采邑（“伊克塔”）和寺田（“伊纳姆”）的形式封赐给军事贵族、官吏和清真寺。领有采邑的人称“伊克塔尔”或穆克提，他们必须服兵役，为苏丹提供一定数量的雇佣军。14世纪以后，苏丹允许伊克塔成为世袭领地，伊克塔尔得到免税特权。此外还有印度教的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也拥有世袭领地，也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世袭领地的所有者称“柴明达尔”（“土地持有者”之意）。苏丹国歧视和迫害非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土地税是其产量的1/3—1/2的。国家实行包税制，商人利用包税特权任意勒索农民。因此，苏丹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的对立给印度造成不良后果。而印度人民反抗苏丹政权的斗争则从未间断。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苏丹政权日益削弱，地方总督势力强大，脱离中央，割据称雄，这给外族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莫卧尔帝国承袭了德里苏丹地封建土地制度。一部分由政府租给农民，派官吏直接征税；大部分以采邑（札吉尔）形式分给军事贵族，伊斯兰大教长和清真寺也得到封赐。采邑是有条件的封地，领有者（札吉尔达尔）无世袭权力，大小采邑无等级关系，农民与采邑主也不存在西欧式的依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印度土邦君主和部落酋长的世袭领地，领有者称柴明达尔，大多在边远山区，对农民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处于半独立状态。17世纪时，采邑和柴明达尔的差别逐渐消失。
4、阿克巴的改革
阿克巴在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争告一段落后，为了加强帝国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阿克巴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他是帝国最高首脑、最高统帅、最高法官和伊斯兰教最高教长。中央下设财政、军事、司法、宗教和监察等部门，各部门的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全国分为21省，派总督统治。文武百官如前所述，实行军衔制和等级制，共分33级，称“曼沙布达尔制”（另一说是66级，最高为万夫长，最低为十夫长），按级授予采邑。
其次是加强财政和税制的管理。丈量全国土地，测定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据此规定税额。赋税分实物税（1/3）和货币税，取消包税制，租税一律由中央派官员征收，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官商的勒索。
第三是为了巩固统治，调和宗教和民族矛盾，改变传统的歧视土著人的政策。1563年，下令取消印度教徒的朝圣税和人头税。对印度教封建主改用怀柔政策，提拔他们，授予高官。如1582年，在212名高级军政官员中穆斯林占40%，印度教徒占21%。还委任许多拉其普特酋长任帝国的军事长官。对印度教徒实行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信教自由，原先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可以恢复原来的教籍。但他的宗教政策引起伊斯兰教贵族的激烈反对，1580年，发生贵族大叛乱，阿克巴亲率大军平定了叛乱。阿克巴还综合各种宗教的教义，创立一种“神圣宗教”，自任教长，主张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和平共处。他打算以此统一各种宗教，消除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但他创立的新宗教只在宫廷有少数贵族信徒，未能发扬。不过，这种宽容宗教政策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巩固帝国的统治。
第四是废除印度社会许多陈规陋习，如寡妇殉夫、童婚、杀婴、神灵裁判、奴役战俘等等。此外还创办学校，让女子受教育等。
此外，阿克巴也关注发展农业和水利灌溉外，特别重视发展商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扩大商业交通网，在全国范围内修筑公路。1585年以后，阿克巴又进行了新的扩张，扩大了帝国的版图。
阿克巴死后（1605年），统治阶级愈来愈腐败，他们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为了充实国库，又恢复包税制；对外发动对南印度的扩张战争，战费激增，人民群众再度陷于苦难的生活之中；随着采邑变为世袭领地，地方封建主独立性加强，各地总督纷纷割据称雄，中央权力削弱。从1498年达·伽马到达卡利库特时起，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印度，进行残暴的殖民掠夺。人民群众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下纷纷举行起义。莫卧儿帝国逐渐衰落。
5、宗教与种姓
佛教 笈多王朝时，印度的佛教是十分普及的信仰。到戒日王时，佛教开始衰落，戒日王虽敬重玄奘，为他举行盛大法会，但戒日王本人却是一个湿婆教徒。佛教的命运和基督教一样，在它的故乡虽然衰落，却向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成为一个国际性宗教。
印度教 戒日帝国时，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婆罗门教和佛教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4世纪前后，由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逐渐形成新婆罗门教。8世纪经商羯罗改革，形成新型印度教。主要经典有《吠陀》、《奥义书》、《往世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教义与婆罗门教类同。主神有互相关联而各具一相的三相神，即婆罗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婆罗摩（大梵天）是创造世界之神，毗湿奴（遍入天）是赐福神，主管维持世界，湿婆（大自在天）是毁灭神，主管破坏世界，也是苦行神和舞蹈神。
印度教教派繁多，主要有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三大派。
毗湿奴教派形成于12世纪中叶，实行苦行和素食等禁欲主义。传说它躺在海中一条千头巨蛇身上，坐骑为金翅鸟，妻子为吉祥天女，有许多化身，其中之一是《罗摩衍那》中的主人罗摩，在猴王的帮助下救出自己的妻子。它还曾化身为巨鱼，在淹没世界的洪水中救出人类始祖摩奴及其生物，这是印度的洪水故事。
湿婆派流行于南印度，传说湿婆有3只眼，4只手，分执三股叉与战斧等武器。它在焚烧死者的场地跳舞，在雪山中修苦行。因毁灭有再生意义，所以它是毁灭神和生殖的象征。它的妻子是雪山女神。该派否认婆罗门特权，教派多，有崇拜男性生殖器的林伽派、有视牛为神圣的教义派等。
性力派崇拜湿婆之妻等女性神祇，其仪式有牺牲、轮座（男妇杂交）等怪俗。马克思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马恩选集》2卷第62-63页），总之是一种奇特的宗教。
伊斯兰教 从德里苏丹开始，伊斯兰教取得支配地位，对印度教采取歧视和迫害政策。莫卧尔帝国也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印度教等信仰自由。
锡克教16世纪创立，“锡克”一词意为“门徒”，此教主张信徒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反对种姓制度。
种姓 戒日帝国时，种姓制度有了很大变化，婆罗门和刹帝利基本没有变化，但吠舍分化，只剩下少数富有的商贾。首陀罗地位有所上升，与破产的大量的吠舍逐渐构成新型的首陀罗种姓——依附农。这样，名称未变，内容有了变化，前三个等级是封建主，后一个是依附农阶级。
6、文化
自然科学主要是天文学和数学，详见教材。
人文科学主要是文学和建筑艺术，详见教材。这里对语言和史学略作补充。
笈多王朝时期，有《超日王传》和《戒日王传》，这些价值不大的文学作品用梵文写成的，可作为重要史料。
德里苏丹时期，方言文学兴起，梵文渐不流行。此时，印地语和伊斯兰教徒使用的波斯语混合为乌尔都语，也出现一些用波斯文写的历史著作，例如，明哈-乌德-丁写的《那西尔通史》，沙姆斯-伊-西拉其·阿费富写的《菲鲁兹王史记》，雅赫雅·宾·阿马德写的《穆巴拉克王史记》等。
莫卧尔帝国时，一位名叫图西尔·达斯的人用印地语改写了史诗《罗摩衍那》，有利于梵文古典作品的保留与传播。历史著作有巴布尔写的《自传》，用突厥文写成。由阿卜杜拉欣大汗译为波斯文。此外还有巴道尼写的《历史选集》，尼查姆-乌德-丁写的《阿克巴通史》，都用波斯文写成。
第一部分：古埃及文明的创建 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哈拉巴文化
古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当今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然后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先后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就地理范围而言，古印度不仅指今天的印度，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中国在西汉时称其为“身毒”，东汉时改称“天竺”，到了唐代，高僧玄奘将其译为“印度”。
印度的远古文明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由于它的遗址首先在印度哈拉巴地区发掘出来，所以通常称古印度文明为“哈拉巴文化”；又由于它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
哈拉巴文化以南部的摩亨佐·达罗和北部的哈拉巴为中心，它是古代印度青铜时代的文化，代表了一种城市文明。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学断定，哈拉巴文化大致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鼎盛时期约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哈拉巴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栽种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等。除田间作物外，椰枣、果品也是人们喜爱的食物。当时，人们已经能够驯养牛、山羊和各种家禽。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铜器，这表明古印度人已经掌握了对金银等金属的加工技术。从出土的各种美妙绝伦的手工艺品和奢侈品中，可见当时工匠的精巧技艺。制陶和纺织是哈拉巴文化的两个重要部门，染缸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纺织品染色的技术，纺织业与车船制造业等也高度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哈拉巴的商业盛极一时，不仅国内贸易活跃，国际贸易也特别频繁。大量古迹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了它与伊朗、中亚、两河流域、阿富汗，甚至缅甸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
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两处城市遗址，规模都相当大。街道布局整齐，纵横相交。房屋一般用砖建造，有的隔出许多大厅和房间，并有良好的排水设备，而一些小房间则根本没有排水设备。这说明社会上已有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已经存在依靠剥削而养尊处优的统治者。
哈拉巴文化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它们主要留存于各种石器、陶器和象牙制的印章上，这些文字符号有象形的，亦有几何图案，至今尚未成功译读。正因为如此，关于哈拉巴文化的来源问题，一直成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斯芬克斯之谜：到底是土著文明呢，还是外来文明？
哈拉巴延续了几百年之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18世纪消亡。它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以致日后印度文献对它一笔带过。哈拉巴文化衰落之谜，仍有待后人去破解。
哈拉巴文化衰落后,从印度西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并逐步向南扩张。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4世纪,雅利安人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了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Ⅱ 天涯论坛 讲述世界历史的帖子 四大文明 主要讲的埃及 巴比伦 印度这些 中国历史讲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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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古印度文明的文明进程

12世纪时，阿富汗的古尔王朝（1152-1206年）从1175年开始不断入侵印度。1206年，古尔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遇刺身死，其国家分裂。而统治印度的总督（穆罕默德的一位部将，名叫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以德里为中心独立为苏丹，故称德里苏丹国家，北印度从此开始了德里苏丹王朝。期间经历了五个王朝。
印度自古就有外族不断从西北山口侵入，这些外族侵入后大都与当地居民融合或同化。但阿富汗的突厥人与以往大为不同，他们是在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下进来的，他们不但没有被当地的文化同化，而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然，印度教的传统力量也根深蒂固。总之，印度最大的特点是多分裂少统一，以及多种宗教长期并存。 德里苏丹国之前的各个阶段，国家政体都是中央集权制，上古时期的共和制小邦到笈多帝国时已不存在。南印度的朱罗王国有较完备的行政制度和税收机关，各行政区还存在人民会议。
德里苏丹国时，苏丹集政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他是国家首脑和伊斯兰教教长，也是国家武装的最高统帅，是君权和神权二位一体。苏丹在名义上仍奉阿拉伯哈里发为宗主，继位后要得到哈里发的封号，发行的货币要铸上哈里发的名字，但实际上完全独立，不受节制。苏丹有一支以骑兵为骨干的庞大常备军。中央设部，各部有大臣，大臣之上为首席大臣，称维齐尔（宰相），辅佐苏丹。全国设23个行省，苏丹任命总督统治各省。公社仍为基层政权组织，村长大多由印度教徒担任。上层人物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出身于突厥人、阿富汗人和波斯人的军事贵族家族，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务均由他们充任。印度教的封建主只能做低级官吏。
莫卧尔时的文武百官实行统一的军衔制度，竟多达33个级别。 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农村公社仍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但奴隶制已走到尽头，出现了早期封建关系的萌芽。笈多王朝的国王无条件地将土地、民户和耕牛封赠给官僚、贵族、僧侣和寺院，并发给铜牌赐地证书，受封者成为封建主，而被封赐给贵族和寺院的民户，则成了封建依附农民，他们必须向封建主交纳租税并服劳役。此外，自由农民耕种公社土地，也要交纳一种称为“巴伽”的田赋。
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确立。戒日帝国的土地原则上仍属国王所有，称为“王田”。国王有权处理王田。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王田分四种：一为帝国占有地；二为官僚占有地（禄田，食邑）；三为婆罗门（硕学高才者）占有地；四为寺庙占有地（福田）。戒日王对教俗地主的布施和封赐，是将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农民耕种，农民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而转换主人。农民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1/6，还要交“费用”（货币）和服劳役。农民还得通过村社向国家缴纳捐税。村社组织依然保留，并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领和公社会议的权力还比较大，有自治特点，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为单位，并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戒日王对教俗地主布施或封赐的土地，其数量很大，多者可达百邑（一邑相当于一个村社，200户农民），如那烂陀寺就拥有土地200邑，依附农民多达4万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对其领地具有世袭权或自由支配权。封建主还握有领地上的行政、司法权，他们可以任意处置农民。因此，戒日王时代，印度的封地、赐地已脱离政府的管辖而具有独立性。戒日王死后，大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从7世纪起到12世纪末，北印度出现了许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国。
德里苏丹视全国土地为自己的财产，他将大部土地以军事采邑（“伊克塔”）和寺田（“伊纳姆”）的形式封赐给军事贵族、官吏和清真寺。领有采邑的人称“伊克塔尔”或穆克提，他们必须服兵役，为苏丹提供一定数量的雇佣军。14世纪以后，苏丹允许伊克塔成为世袭领地，伊克塔尔得到免税特权。此外还有印度教的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也拥有世袭领地，也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世袭领地的所有者称“柴明达尔”（“土地持有者”之意）。苏丹国歧视和迫害非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土地税是其产量的1/3—1/2的。国家实行包税制，商人利用包税特权任意勒索农民。因此，苏丹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的对立给印度造成不良后果。而印度人民反抗苏丹政权的斗争则从未间断。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苏丹政权日益削弱，地方总督势力强大，脱离中央，割据称雄，这给外族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莫卧尔帝国承袭了德里苏丹地封建土地制度。一部分由政府租给农民，派官吏直接征税；大部分以采邑（札吉尔）形式分给军事贵族，伊斯兰大教长和清真寺也得到封赐。采邑是有条件的封地，领有者（札吉尔达尔）无世袭权力，大小采邑无等级关系，农民与采邑主也不存在西欧式的依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印度土邦君主和部落酋长的世袭领地，领有者称柴明达尔，大多在边远山区，对农民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处于半独立状态。17世纪时，采邑和柴明达尔的差别逐渐消失。 阿克巴在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争告一段落后，为了加强帝国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阿克巴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他是帝国最高首脑、最高统帅、最高法官和伊斯兰教最高教长。中央下设财政、军事、司法、宗教和监察等部门，各部门的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全国分为21省，派总督统治。文武百官如前所述，实行军衔制和等级制，共分33级，称“曼沙布达尔制”（另一说是66级，最高为万夫长，最低为十夫长），按级授予采邑。
其次是加强财政和税制的管理。丈量全国土地，测定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据此规定税额。赋税分实物税（1/3）和货币税，取消包税制，租税一律由中央派官员征收，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官商的勒索。

Ⅳ 云南山区有酋长吗

有，大街上海洛因摆着卖，打架都是扔手雷的，出门交通工具以大象为主。

Ⅳ 古印度文明产生的缘由 经济文化 政治 及社会发展

古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印度文明以其异常丰富、玄奥和神奇深深地吸引着世人，对亚洲诸国包括中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古代印度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宗教性。
1、笈多王朝（320-540年）
4世纪初，贵霜帝国衰落，笈多王朝（320-540）兴起，建都华氏城，该王朝取代贵霜帝国，逐渐统一了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北印度地区。到超日王（380-415）时，国势强盛，疆域扩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首都是华氏城。该王朝同国外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往来。
2、哑哒人入侵时期（5-6世纪）
5世纪中叶，哑哒人自中亚侵入印度。6世纪初，哑哒人占领印度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528年，北印度各王公的联军打败哑哒人。但笈多国家经哑哒人打击后，内部各小邦纷纷独立，陷入分裂混战之中。57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结束。
3、戒日帝国（606-647年）
戒日帝国是从笈多分裂后的一个小邦中发展起来的。7世纪初，戒日帝国（606-647）兴起，哑哒人被逐，戒日王统一了北印度，建都曲女城。其疆域东到孟加拉湾，西迄旁庶普的几乎整个北印度。戒日王统治时正值玄奘访印，他对玄奘给予很好的礼遇。
4、拉齐普特人时期（7世纪中叶-12世纪末）
戒日王死后，帝国陷入分裂。8世纪时，拉齐普特人统治的各小国割据称雄，拉齐普特人是土著王公贵族后裔，军事种姓（另一说是外族人，北大学者马克尧认为，拉齐普特人最初是一支名叫古吉罗人的游牧部落，后与当地贵族融合，因而该民族的源流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他们勇武好战，彼此削弱，失去了对外防御能力。8-10世纪，印度有三个大国互相争霸。
5、伽色尼王朝（962-1186年）
该王朝是中亚阿富汗境内兴起的突厥人，信奉伊斯兰教。1001-1026年，该王朝的苏丹马穆德（999-1030年）先后共17次侵入北印度（另一说是15次），使其遭受严重破坏。马茂德的远征以掠夺财物为目的，未在印度建立其统治，他死后，其国家很快就瓦解了。旁遮普并入伽色尼王朝。阿富汗的突厥人入侵北印度时，印度南部在10-12世纪时兴起一个朱罗王国，该王国曾远征锡兰，并与阿拉伯有频繁的贸易往来。12世纪末陷入分裂。
6、德里苏丹国家（1206-1526年）
12世纪时，阿富汗的古尔王朝（1152-1206年）从1175年开始不断入侵印度。1206年，古尔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遇刺身死，其国家分裂。而统治印度的总督（穆罕默德的一位部将，名叫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以德里为中心独立为苏丹，故称德里苏丹国家，北印度从此开始了德里苏丹王朝。期间经历了五个王朝。
印度自古就有外族不断从西北山口侵入，这些外族侵入后大都与当地居民融合或同化。但阿富汗的突厥人与以往大为不同，他们是在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下进来的，他们不但没有被当地的文化同化，而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然，印度教的传统力量也根深蒂固。总之，印度最大的特点是多分裂少统一，以及多种宗教长期并存。
7、莫卧尔帝国（1526-1707年）
莫卧尔帝国的创立者是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故自称蒙古人。1526年4月，巴布尔率2万多大军进攻德里苏丹国，德里国的苏丹亲率4万多大军迎战，巴布尔取得战争的胜利，苏丹战死。巴布尔在印度建立起莫卧儿帝国(1526-1858)。1529年，巴布尔统一了北印度。到阿克巴（1556-1605）即位后，莫卧儿帝国进入鼎盛时代。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大，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王朝。北方包括阿富汗和克什米尔。

1、经济
以农为主，莫卧尔帝国阿克巴统治时，工商业比较发达。
2、政治
德里苏丹国之前的各个阶段，国家政体都是中央集权制，上古时期的共和制小邦到笈多帝国时已不存在。南印度的朱罗王国有较完备的行政制度和税收机关，各行政区还存在人民会议。
德里苏丹国时，苏丹集政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他是国家首脑和伊斯兰教教长，也是国家武装的最高统帅，是君权和神权二位一体。苏丹在名义上仍奉阿拉伯哈里发为宗主，继位后要得到哈里发的封号，发行的货币要铸上哈里发的名字，但实际上完全独立，不受节制。苏丹有一支以骑兵为骨干的庞大常备军。中央设部，各部有大臣，大臣之上为首席大臣，称维齐尔（宰相），辅佐苏丹。全国设23个行省，苏丹任命总督统治各省。公社仍为基层政权组织，村长大多由印度教徒担任。上层人物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出身于突厥人、阿富汗人和波斯人的军事贵族家族，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务均由他们充任。印度教的封建主只能做低级官吏。
莫卧尔时的文武百官实行统一的军衔制度，竟多达33个级别。
3、封建制度
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农村公社仍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但奴隶制已走到尽头，出现了早期封建关系的萌芽。笈多王朝的国王无条件地将土地、民户和耕牛封赠给官僚、贵族、僧侣和寺院，并发给铜牌赐地证书，受封者成为封建主，而被封赐给贵族和寺院的民户，则成了封建依附农民，他们必须向封建主交纳租税并服劳役。此外，自由农民耕种公社土地，也要交纳一种称为“巴伽”的田赋。
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确立。戒日帝国的土地原则上仍属国王所有，称为“王田”。国王有权处理王田。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王田分四种：一为帝国占有地；二为官僚占有地（禄田，食邑）；三为婆罗门（硕学高才者）占有地；四为寺庙占有地（福田）。戒日王对教俗地主的布施和封赐，是将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农民耕种，农民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而转换主人。农民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1/6，还要交“费用”（货币）和服劳役。农民还得通过村社向国家缴纳捐税。村社组织依然保留，并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领和公社会议的权力还比较大，有自治特点，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为单位，并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戒日王对教俗地主布施或封赐的土地，其数量很大，多者可达百邑（一邑相当于一个村社，200户农民），如那烂陀寺就拥有土地200邑，依附农民多达4万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对其领地具有世袭权或自由支配权。封建主还握有领地上的行政、司法权，他们可以任意处置农民。因此，戒日王时代，印度的封地、赐地已脱离政府的管辖而具有独立性。戒日王死后，大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从7世纪起到12世纪末，北印度出现了许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国。
德里苏丹视全国土地为自己的财产，他将大部土地以军事采邑（“伊克塔”）和寺田（“伊纳姆”）的形式封赐给军事贵族、官吏和清真寺。领有采邑的人称“伊克塔尔”或穆克提，他们必须服兵役，为苏丹提供一定数量的雇佣军。14世纪以后，苏丹允许伊克塔成为世袭领地，伊克塔尔得到免税特权。此外还有印度教的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也拥有世袭领地，也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世袭领地的所有者称“柴明达尔”（“土地持有者”之意）。苏丹国歧视和迫害非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土地税是其产量的1/3—1/2的。国家实行包税制，商人利用包税特权任意勒索农民。因此，苏丹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的对立给印度造成不良后果。而印度人民反抗苏丹政权的斗争则从未间断。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苏丹政权日益削弱，地方总督势力强大，脱离中央，割据称雄，这给外族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莫卧尔帝国承袭了德里苏丹地封建土地制度。一部分由政府租给农民，派官吏直接征税；大部分以采邑（札吉尔）形式分给军事贵族，伊斯兰大教长和清真寺也得到封赐。采邑是有条件的封地，领有者（札吉尔达尔）无世袭权力，大小采邑无等级关系，农民与采邑主也不存在西欧式的依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印度土邦君主和部落酋长的世袭领地，领有者称柴明达尔，大多在边远山区，对农民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处于半独立状态。17世纪时，采邑和柴明达尔的差别逐渐消失。
4、阿克巴的改革
阿克巴在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争告一段落后，为了加强帝国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阿克巴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他是帝国最高首脑、最高统帅、最高法官和伊斯兰教最高教长。中央下设财政、军事、司法、宗教和监察等部门，各部门的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全国分为21省，派总督统治。文武百官如前所述，实行军衔制和等级制，共分33级，称“曼沙布达尔制”（另一说是66级，最高为万夫长，最低为十夫长），按级授予采邑。
其次是加强财政和税制的管理。丈量全国土地，测定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据此规定税额。赋税分实物税（1/3）和货币税，取消包税制，租税一律由中央派官员征收，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官商的勒索。
自然、人文
自然科学主要是天文学和数学，详见教材。
人文科学主要是文学和建筑艺术，详见教材。这里对语言和史学略作补充。
笈多王朝时期，有《超日王传》和《戒日王传》，这些价值不大的文学作品用梵文写成的，可作为重要史料。
德里苏丹时期，方言文学兴起，梵文渐不流行。此时，印地语和伊斯兰教徒使用的波斯语混合为乌尔都语，也出现一些用波斯文写的历史著作，例如，明哈-乌德-丁写的《那西尔通史》，沙姆斯-伊-西拉其·阿费富写的《菲鲁兹王史记》，雅赫雅·宾·阿马德写的《穆巴拉克王史记》等。
莫卧尔帝国时，一位名叫图西尔·达斯的人用印地语改写了史诗《罗摩衍那》，有利于梵文古典作品的保留与传播。历史著作有巴布尔写的《自传》，用突厥文写成。由阿卜杜拉欣大汗译为波斯文。此外还有巴道尼写的《历史选集》，尼查姆-乌德-丁写的《阿克巴通史》，都用波斯文写成。
哈拉巴文化
古埃及文明的创建 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哈拉巴文化
古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目前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然后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先后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
就地理范围而言，古印度不仅指今天的印度，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中国在西汉时称其为“身毒”，东汉时改称“天竺”，到了唐代，高僧玄奘将其译为“印度”。
印度的远古文明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由于它的遗址首先在印度哈拉巴地区发掘出来，所以通常称古印度文明为“哈拉巴文化”；又由于它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
哈拉巴文化以南部的摩亨佐·达罗和北部的哈拉巴为中心，它是古代印度青铜时代的文化，代表了一种城市文明。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学断定，哈拉巴文化大致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鼎盛时期约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哈拉巴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栽种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等。除田间作物外，椰枣、果品也是人们喜爱的食物。当时，人们已经能够驯养牛、山羊和各种家禽。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铜器，这表明古印度人已经掌握了对金银等金属的加工技术。从出土的各种美妙绝伦的手工艺品和奢侈品中，可见当时工匠的精巧技艺。制陶和纺织是哈拉巴文化的两个重要部门，染缸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纺织品染色的技术，纺织业与车船制造业等也高度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哈拉巴的商业盛极一时，不仅国内贸易活跃，国际贸易也特别频繁。大量古迹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了它与伊朗、中亚、两河流域、阿富汗，甚至缅甸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
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两处城市遗址，规模都相当大。街道布局整齐，纵横相交。房屋一般用砖建造，有的隔出许多大厅和房间，并有良好的排水设备，而一些小房间则根本没有排水设备。这说明社会上已有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已经存在依靠剥削而养尊处优的统治者。
哈拉巴文化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它们主要留存于各种石器、陶器和象牙制的印章上，这些文字符号有象形的，亦有几何图案，至今尚未成功译读。正因为如此，关于哈拉巴文化的来源问题，一直成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斯芬克斯之谜：到底是土著文明呢，还是外来文明？
哈拉巴延续了几百年之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18世纪消亡。它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以致日后印度文献对它一笔带过。哈拉巴文化衰落之谜，仍有待后人去破解。
哈拉巴文化衰落后,从印度西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并逐步向南扩张。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4世纪,雅利安人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了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Ⅵ 古代印度文明传递到中国的列子

文明特点
经济

以农为主，莫卧尔帝国阿克巴统治时，工商业比较发达。

政治
德里苏丹国之前的各个阶段，国家政体都是中央集权制，上古时期的共和制小邦到笈多帝国时已不存在。南印度的朱罗王国有较完备的行政制度和税收机关，各行政区还存在人民会议。
德里苏丹国时，苏丹集政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他是国家首脑和伊斯兰教教长，也是国家武装的最高统帅，是君权和神权二位一体。苏丹在名义上仍奉阿拉伯哈里发为宗主，继位后要得到哈里发的封号，发行的货币要铸上哈里发的名字，但实际上完全独立，不受节制。苏丹有一支以骑兵为骨干的庞大常备军。中央设部，各部有大臣，大臣之上为首席大臣，称维齐尔（宰相），辅佐苏丹。全国设23个行省，苏丹任命总督统治各省。公社仍为基层政权组织，村长大多由印度教徒担任。上层人物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出身于突厥人、阿富汗人和波斯人的军事贵族家族，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务均由他们充任。印度教的封建主只能做低级官吏。
莫卧尔时的文武百官实行统一的军衔制度，竟多达33个级别。

封建制度
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农村公社仍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但奴隶制已走到尽头，出现了早期封建关系的萌芽。笈多王朝的国王无条件地将土地、民户和耕牛封赠给官僚、贵族、僧侣和寺院，并发给铜牌赐地证书，受封者成为封建主，而被封赐给贵族和寺院的民户，则成了封建依附农民，他们必须向封建主交纳租税并服劳役。此外，自由农民耕种公社土地，也要交纳一种称为“巴伽”的田赋。
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确立。戒日帝国的土地原则上仍属国王所有，称为“王田”。国王有权处理王田。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王田分四种：一为帝国占有地；二为官僚占有地（禄田，食邑）；三为婆罗门（硕学高才者）占有地；四为寺庙占有地（福田）。戒日王对教俗地主的布施和封赐，是将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农民耕种，农民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而转换主人。农民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1/6，还要交“费用”（货币）和服劳役。农民还得通过村社向国家缴纳捐税。村社组织依然保留，并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领和公社会议的权力还比较大，有自治特点，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为单位，并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戒日王对教俗地主布施或封赐的土地，其数量很大，多者可达百邑（一邑相当于一个村社，200户农民），如那烂陀寺就拥有土地200邑，依附农民多达4万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对其领地具有世袭权或自由支配权。封建主还握有领地上的行政、司法权，他们可以任意处置农民。因此，戒日王时代，印度的封地、赐地已脱离政府的管辖而具有独立性。戒日王死后，大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从7世纪起到12世纪末，北印度出现了许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国。
德里苏丹视全国土地为自己的财产，他将大部土地以军事采邑（“伊克塔”）和寺田（“伊纳姆”）的形式封赐给军事贵族、官吏和清真寺。领有采邑的人称“伊克塔尔”或穆克提，他们必须服兵役，为苏丹提供一定数量的雇佣军。14世纪以后，苏丹允许伊克塔成为世袭领地，伊克塔尔得到免税特权。此外还有印度教的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也拥有世袭领地，也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世袭领地的所有者称“柴明达尔”（“土地持有者”之意）。苏丹国歧视和迫害非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土地税是其产量的1/3—1/2的。国家实行包税制，商人利用包税特权任意勒索农民。因此，苏丹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的对立给印度造成不良后果。而印度人民反抗苏丹政权的斗争则从未间断。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苏丹政权日益削弱，地方总督势力强大，脱离中央，割据称雄，这给外族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莫卧尔帝国承袭了德里苏丹地封建土地制度。一部分由政府租给农民，派官吏直接征税；大部分以采邑（札吉尔）形式分给军事贵族，伊斯兰大教长和清真寺也得到封赐。采邑是有条件的封地，领有者（札吉尔达尔）无世袭权力，大小采邑无等级关系，农民与采邑主也不存在西欧式的依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印度土邦君主和部落酋长的世袭领地，领有者称柴明达尔，大多在边远山区，对农民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处于半独立状态。17世纪时，采邑和柴明达尔的差别逐渐消失。

阿克巴的改革
阿克巴在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争告一段落后，为了加强帝国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阿克巴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他是帝国最高首脑、最高统帅、最高法官和伊斯兰教最高教长。中央下设财政、军事、司法、宗教和监察等部门，各部门的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全国分为21省，派总督统治。文武百官如前所述，实行军衔制和等级制，共分33级，称“曼沙布达尔制”（另一说是66级，最高为万夫长，最低为十夫长），按级授予采邑。
其次是加强财政和税制的管理。丈量全国土地，测定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据此规定税额。赋税分实物税（1/3）和货币税，取消包税制，租税一律由中央派官员征收，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官商的勒索。

Ⅶ 印度文明有什么特点

印度文明的特点：
1、宗教性。
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均起源于印度。此外，主要的世界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等在印度都有自己的信徒。多种宗教在印度的长期共存和印度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形成了印度文化浓郁的宗教性，宗教生活和宗教文化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在印度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宗教文化。古代印度的凝聚力量主要是宗教，宗教以外的凝聚力是较微弱的。宗教的统一作用还表现在民族认同上。在印度，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认同，人们生活的重心不在国家政治而在宗教上。印度人曾经容许无数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其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对他们而言，要紧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
2、多样性。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印度的历史犹如一条长河，在它的大部分时段里，都是水流湍急而混乱，只在少数几个时段水面平静而宽阔。非常粗略地说，印度在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之比大体是三比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北印度或南印度都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长期征战不已，相互吞并。印度历史上只有前述三个帝国的统治超过了次大陆半数的土地，其他王朝都只能称其为地方性政权。即使是这三个大的王朝，也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次大陆，仍有诸多小王国未归在帝国的版图内。号称统一了全印度的孔雀王朝，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以宗主权加在原来的统治机构之上而已。阿育王从来没有自称过“印度之王”，而只称自己为“摩揭陀王”，并把其广大的领土称为“征服之地”。所以，印度文明呈现出举世罕见的多样性。印度还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操不同语言并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3、包容性。印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异族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印度的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地接受异质文明挑战、不断与异质文明交流的历史。
总的来看，古印度文化在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印度文明在近代的衰落不过是一时的历史现象。随着印度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相信印度文化也终将像中国文化一样大放异彩。

Ⅷ 古印度有哪些文明急用。

一、文明进程
1、笈多王朝（-540年）
4世纪初，贵霜帝国衰落，笈多王朝（320-540）兴起，建都华氏城，该王朝取代贵霜帝国，逐渐统一了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北印度地区。到超日王（380-415）时，国势强盛，疆域扩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首都是华氏城。该王朝同国外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往来。
2、哑哒人入侵时期（5-6世纪）
5世纪中叶，哑哒人自中亚侵入印度。6世纪初，哑哒人占领印度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528年，北印度各王公的联军打败哑哒人。但笈多国家经哑哒人打击后，内部各小邦纷纷独立，陷入分裂混战之中。57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结束。
3、戒日帝国（606-647年）
戒日帝国是从笈多分裂后的一个小邦中发展起来的。7世纪初，戒日帝国（606-647）兴起，哑哒人被逐，戒日王统一了北印度，建都曲女城。其疆域东到孟加拉湾，西迄旁庶普的几乎整个北印度。戒日王统治时正值玄奘访印，他对玄奘给予很好的礼遇。
4、拉齐普特人时期（7世纪中叶-12世纪末）
戒日王死后，帝国陷入分裂。8世纪时，拉齐普特人统治的各小国割据称雄，拉齐普特人是土著王公贵族后裔，军事种姓（另一说是外族人，北大学者马克尧认为，拉齐普特人最初是一支名叫古吉罗人的游牧部落，后与当地贵族融合，因而该民族的源流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他们勇武好战，彼此削弱，失去了对外防御能力。8-10世纪，印度有三个大国互相争霸。
5、伽色尼王朝（962-1186年）
该王朝是中亚阿富汗境内兴起的突厥人，信奉伊斯兰教。1001-1026年，该王朝的苏丹马穆德（999-1030年）先后共17次侵入北印度（另一说是15次），使其遭受严重破坏。马茂德的远征以掠夺财物为目的，未在印度建立其统治，他死后，其国家很快就瓦解了。旁遮普并入伽色尼王朝。阿富汗的突厥人入侵北印度时，印度南部在10-12世纪时兴起一个朱罗王国，该王国曾远征锡兰，并与阿拉伯有频繁的贸易往来。12世纪末陷入分裂。
6、德里苏丹国家（1206-1526年）
12世纪时，阿富汗的古尔王朝（1152-1206年）从1175年开始不断入侵印度。1206年，古尔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遇刺身死，其国家分裂。而统治印度的总督（穆罕默德的一位部将，名叫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以德里为中心独立为苏丹，故称德里苏丹国家，北印度从此开始了德里苏丹王朝。期间经历了五个王朝。
印度自古就有外族不断从西北山口侵入，这些外族侵入后大都与当地居民融合或同化。但阿富汗的突厥人与以往大为不同，他们是在伊斯兰教“圣战”的旗帜下进来的，他们不但没有被当地的文化同化，而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然，印度教的传统力量也根深蒂固。总之，印度最大的特点是多分裂少统一，以及多种宗教长期并存。
7、莫卧尔帝国（1526-1707年）
莫卧尔帝国的创立者是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故自称蒙古人。1526年4月，巴布尔率2万多大军进攻德里苏丹国，德里国的苏丹亲率4万多大军迎战，巴布尔取得战争的胜利，苏丹战死。巴布尔在印度建立起莫卧儿帝国(1526-1858)。1529年，巴布尔统一了北印度。到阿克巴（1556-1605）即位后，莫卧儿帝国进入鼎盛时代。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大，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王朝。北方包括阿富汗和克什米尔。
二、文明特点
1、经济
以农为主，莫卧尔帝国阿克巴统治时，工商业比较发达。
2、政治
德里苏丹国之前的各个阶段，国家政体都是中央集权制，上古时期的共和制小邦到笈多帝国时已不存在。南印度的朱罗王国有较完备的行政制度和税收机关，各行政区还存在人民会议。
德里苏丹国时，苏丹集政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他是国家首脑和伊斯兰教教长，也是国家武装的最高统帅，是君权和神权二位一体。苏丹在名义上仍奉阿拉伯哈里发为宗主，继位后要得到哈里发的封号，发行的货币要铸上哈里发的名字，但实际上完全独立，不受节制。苏丹有一支以骑兵为骨干的庞大常备军。中央设部，各部有大臣，大臣之上为首席大臣，称维齐尔（宰相），辅佐苏丹。全国设23个行省，苏丹任命总督统治各省。公社仍为基层政权组织，村长大多由印度教徒担任。上层人物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出身于突厥人、阿富汗人和波斯人的军事贵族家族，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务均由他们充任。印度教的封建主只能做低级官吏。
莫卧尔时的文武百官实行统一的军衔制度，竟多达33个级别。
3、封建制度
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农村公社仍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但奴隶制已走到尽头，出现了早期封建关系的萌芽。笈多王朝的国王无条件地将土地、民户和耕牛封赠给官僚、贵族、僧侣和寺院，并发给铜牌赐地证书，受封者成为封建主，而被封赐给贵族和寺院的民户，则成了封建依附农民，他们必须向封建主交纳租税并服劳役。此外，自由农民耕种公社土地，也要交纳一种称为“巴伽”的田赋。
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确立。戒日帝国的土地原则上仍属国王所有，称为“王田”。国王有权处理王田。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王田分四种：一为帝国占有地；二为官僚占有地（禄田，食邑）；三为婆罗门（硕学高才者）占有地；四为寺庙占有地（福田）。戒日王对教俗地主的布施和封赐，是将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农民耕种，农民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而转换主人。农民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1/6，还要交“费用”（货币）和服劳役。农民还得通过村社向国家缴纳捐税。村社组织依然保留，并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领和公社会议的权力还比较大，有自治特点，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为单位，并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戒日王对教俗地主布施或封赐的土地，其数量很大，多者可达百邑（一邑相当于一个村社，200户农民），如那烂陀寺就拥有土地200邑，依附农民多达4万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对其领地具有世袭权或自由支配权。封建主还握有领地上的行政、司法权，他们可以任意处置农民。因此，戒日王时代，印度的封地、赐地已脱离政府的管辖而具有独立性。戒日王死后，大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从7世纪起到12世纪末，北印度出现了许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国。
德里苏丹视全国土地为自己的财产，他将大部土地以军事采邑（“伊克塔”）和寺田（“伊纳姆”）的形式封赐给军事贵族、官吏和清真寺。领有采邑的人称“伊克塔尔”或穆克提，他们必须服兵役，为苏丹提供一定数量的雇佣军。14世纪以后，苏丹允许伊克塔成为世袭领地，伊克塔尔得到免税特权。此外还有印度教的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也拥有世袭领地，也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世袭领地的所有者称“柴明达尔”（“土地持有者”之意）。苏丹国歧视和迫害非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土地税是其产量的1/3—1/2的。国家实行包税制，商人利用包税特权任意勒索农民。因此，苏丹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的对立给印度造成不良后果。而印度人民反抗苏丹政权的斗争则从未间断。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苏丹政权日益削弱，地方总督势力强大，脱离中央，割据称雄，这给外族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莫卧尔帝国承袭了德里苏丹地封建土地制度。一部分由政府租给农民，派官吏直接征税；大部分以采邑（札吉尔）形式分给军事贵族，伊斯兰大教长和清真寺也得到封赐。采邑是有条件的封地，领有者（札吉尔达尔）无世袭权力，大小采邑无等级关系，农民与采邑主也不存在西欧式的依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印度土邦君主和部落酋长的世袭领地，领有者称柴明达尔，大多在边远山区，对农民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处于半独立状态。17世纪时，采邑和柴明达尔的差别逐渐消失。
4、阿克巴的改革
阿克巴在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争告一段落后，为了加强帝国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阿克巴集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他是帝国最高首脑、最高统帅、最高法官和伊斯兰教最高教长。中央下设财政、军事、司法、宗教和监察等部门，各部门的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全国分为21省，派总督统治。文武百官如前所述，实行军衔制和等级制，共分33级，称“曼沙布达尔制”（另一说是66级，最高为万夫长，最低为十夫长），按级授予采邑。
其次是加强财政和税制的管理。丈量全国土地，测定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据此规定税额。赋税分实物税（1/3）和货币税，取消包税制，租税一律由中央派官员征收，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官商的勒索。
第三是为了巩固统治，调和宗教和民族矛盾，改变传统的歧视土著人的政策。1563年，下令取消印度教徒的朝圣税和人头税。对印度教封建主改用怀柔政策，提拔他们，授予高官。如1582年，在212名高级军政官员中穆斯林占40%，印度教徒占21%。还委任许多拉其普特酋长任帝国的军事长官。对印度教徒实行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信教自由，原先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可以恢复原来的教籍。但他的宗教政策引起伊斯兰教贵族的激烈反对，1580年，发生贵族大叛乱，阿克巴亲率大军平定了叛乱。阿克巴还综合各种宗教的教义，创立一种“神圣宗教”，自任教长，主张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和平共处。他打算以此统一各种宗教，消除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但他创立的新宗教只在宫廷有少数贵族信徒，未能发扬。不过，这种宽容宗教政策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巩固帝国的统治。
第四是废除印度社会许多陈规陋习，如寡妇殉夫、童婚、杀婴、神灵裁判、奴役战俘等等。此外还创办学校，让女子受教育等。
此外，阿克巴也关注发展农业和水利灌溉外，特别重视发展商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扩大商业交通网，在全国范围内修筑公路。1585年以后，阿克巴又进行了新的扩张，扩大了帝国的版图。
阿克巴死后（1605年），统治阶级愈来愈腐败，他们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为了充实国库，又恢复包税制；对外发动对南印度的扩张战争，战费激增，人民群众再度陷于苦难的生活之中；随着采邑变为世袭领地，地方封建主独立性加强，各地总督纷纷割据称雄，中央权力削弱。从1498年达·伽马到达卡利库特时起，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印度，进行残暴的殖民掠夺。人民群众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下纷纷举行起义。莫卧儿帝国逐渐衰落。
5、宗教与种姓
佛教 笈多王朝时，印度的佛教是十分普及的信仰。到戒日王时，佛教开始衰落，戒日王虽敬重玄奘，为他举行盛大法会，但戒日王本人却是一个湿婆教徒。佛教的命运和基督教一样，在它的故乡虽然衰落，却向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成为一个国际性宗教。
印度教 戒日帝国时，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婆罗门教和佛教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4世纪前后，由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逐渐形成新婆罗门教。8世纪经商羯罗改革，形成新型印度教。主要经典有《吠陀》、《奥义书》、《往世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教义与婆罗门教类同。主神有互相关联而各具一相的三相神，即婆罗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婆罗摩（大梵天）是创造世界之神，毗湿奴（遍入天）是赐福神，主管维持世界，湿婆（大自在天）是毁灭神，主管破坏世界，也是苦行神和舞蹈神。
印度教教派繁多，主要有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三大派。
毗湿奴教派形成于12世纪中叶，实行苦行和素食等禁欲主义。传说它躺在海中一条千头巨蛇身上，坐骑为金翅鸟，妻子为吉祥天女，有许多化身，其中之一是《罗摩衍那》中的主人罗摩，在猴王的帮助下救出自己的妻子。它还曾化身为巨鱼，在淹没世界的洪水中救出人类始祖摩奴及其生物，这是印度的洪水故事。
湿婆派流行于南印度，传说湿婆有3只眼，4只手，分执三股叉与战斧等武器。它在焚烧死者的场地跳舞，在雪山中修苦行。因毁灭有再生意义，所以它是毁灭神和生殖的象征。它的妻子是雪山女神。该派否认婆罗门特权，教派多，有崇拜男性生殖器的林伽派、有视牛为神圣的教义派等。
性力派崇拜湿婆之妻等女性神祗，其仪式有牺牲、轮座（男妇杂交）等怪俗。马克思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马恩选集》2卷第62-63页），总之是一种奇特的宗教。
伊斯兰教 从德里苏丹开始，伊斯兰教取得支配地位，对印度教采取歧视和迫害政策。莫卧尔帝国也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印度教等信仰自由。
锡克教 16世纪创立，“锡克”一词意为“门徒”，此教主张信徒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反对种姓制度。
种姓 戒日帝国时，种姓制度有了很大变化，婆罗门和刹帝利基本没有变化，但吠舍分化，只剩下少数富有的商贾。首陀罗地位有所上升，与破产的大量的吠舍逐渐构成新型的首陀罗种姓——依附农。这样，名称未变，内容有了变化，前三个等级是封建主，后一个是依附农阶级。
6、文化
自然科学主要是天文学和数学，详见教材。
人文科学主要是文学和建筑艺术，详见教材。这里对语言和史学略作补充。
笈多王朝时期，有《超日王传》和《戒日王传》，这些价值不大的文学作品用梵文写成的，可作为重要史料。
德里苏丹时期，方言文学兴起，梵文渐不流行。此时，印地语和伊斯兰教徒使用的波斯语混合为乌尔都语，也出现一些用波斯文写的历史著作，例如，明哈-乌德-丁写的《那西尔通史》，沙姆斯-伊-西拉其·阿费富写的《菲鲁兹王史记》，雅赫雅·宾·阿马德写的《穆巴拉克王史记》等。
莫卧尔帝国时，一位名叫图西尔·达斯的人用印地语改写了史诗《罗摩衍那》，有利于梵文古典作品的保留与传播。历史著作有巴布尔写的《自传》，用突厥文写成。由阿卜杜拉欣大汗译为波斯文。此外还有巴道尼写的《历史选集》，尼查姆-乌德-丁写的《阿克巴通史》，都用波斯文写成。
第一部分：古埃及文明的创建 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哈拉巴文化
古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目前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然后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先后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
就地理范围而言，古印度不仅指今天的印度，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中国在西汉时称其为“身毒”，东汉时改称“天竺”，到了唐代，高僧玄奘将其译为“印度”。
印度的远古文明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由于它的遗址首先在印度哈拉巴地区发掘出来，所以通常称古印度文明为“哈拉巴文化”；又由于它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
哈拉巴文化以南部的摩亨佐·达罗和北部的哈拉巴为中心，它是古代印度青铜时代的文化，代表了一种城市文明。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城市的规划和建筑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学断定，哈拉巴文化大致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鼎盛时期约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哈拉巴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栽种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等。除田间作物外，椰枣、果品也是人们喜爱的食物。当时，人们已经能够驯养牛、山羊和各种家禽。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铜器，这表明古印度人已经掌握了对金银等金属的加工技术。从出土的各种美妙绝伦的手工艺品和奢侈品中，可见当时工匠的精巧技艺。制陶和纺织是哈拉巴文化的两个重要部门，染缸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掌握纺织品染色的技术，纺织业与车船制造业等也高度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哈拉巴的商业盛极一时，不仅国内贸易活跃，国际贸易也特别频繁。大量古迹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了它与伊朗、中亚、两河流域、阿富汗，甚至缅甸和中国都有贸易往来。
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两处城市遗址，规模都相当大。街道布局整齐，纵横相交。房屋一般用砖建造，有的隔出许多大厅和房间，并有良好的排水设备，而一些小房间则根本没有排水设备。这说明社会上已有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已经存在依靠剥削而养尊处优的统治者。
哈拉巴文化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它们主要留存于各种石器、陶器和象牙制的印章上，这些文字符号有象形的，亦有几何图案，至今尚未成功译读。正因为如此，关于哈拉巴文化的来源问题，一直成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斯芬克斯之谜：到底是土著文明呢，还是外来文明？
哈拉巴延续了几百年之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18世纪消亡。它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以致日后印度文献对它一笔带过。哈拉巴文化衰落之谜，仍有待后人去破解。
哈拉巴文化衰落后,从印度西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创立了更为持久的文明。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并逐步向南扩张。经过长时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4世纪,雅利安人在南部的恒河流域建立了以摩揭陀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Ⅸ 观于秀山的民风民俗有那些

秀山社会风俗——礼俗
第一节 婚 俗
秀山解放前，一般是一夫一妻，少数家庭(主要是富有的家庭)为一夫多妻。清乾隆元(1736)建县后，封建婚俗盛行。婚姻受家庭财产多寡的制约，讲究“门当户对”，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婚须以大量钱财或牲畜和粮食为聘礼。早婚、童养媳随处可见。甚至还在襁褓之中就可由双方父母指腹为婚。成人成婚需经过放话、插香、讨庚、过礼等“礼规”，继后择吉日正式举行婚嫁仪式。此外，还有招夫上门和招婿上门的婚俗。
土家族在结婚当天，男方即按嫁妆多少，组织去12至24人不等的迎亲队伍，其中女青年不少于4人，中年妇女2人，媒公媒婆同往，由1名“押礼先生”负责行使迎亲队的一切礼规。至女家后，经过押礼先生三番五次拜说，然后由女家的兄弟背姑娘上轿。姑娘上轿前要穿红裙裤，头顶红盖头帕，脚穿红绣花鞋，耳戴金(银)环，手戴玉镯或金(银)镯。返到男家后，姑娘下轿人堂，举行拜堂仪式，先拜祖宗，后拜父母，然后新郎新娘对拜，互敬“交杯”酒。仪式完后，男方抢先入洞房坐铺(传说为“当家”之意)，再揭去新娘头帕，始告完毕。晚上，由同辈之弟妹和表弟妹表嫂等闹洞房逗趣。
苗族有通过“歌会”、“赶秋”、“赶坳”等社交活动选择对象的习俗。县境晏龙乡的苗家姑娘出嫁独具风采。他们一不“哭嫁”，二不坐轿，三不拜堂，四不酌喜酒(下聘)，五不送嫁妆，六不讲排场(大办酒席)，婚日不同宿，不闹房，而是与陪送新娘的好友围着火坑对歌，往往通霄达旦。女方的送客，少则几十人，多达几百人。凡与姑娘友好的男女青年，都可陪送姑娘到男方家。
解放后，国家公布《婚姻法》，废除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各族青年男女享受到婚姻自主权。只要双方自愿，符合法定婚龄，即可到人民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书，举行完婚仪式。结婚不坐轿、不收彩礼。机关单位由领导举行简单仪式，以烟、茶、糖相待。
七十年代后期，农村实行彩礼的习俗又开始出现，之后逐步影响城镇。讲排场、要彩礼，大肆铺张的现象在城乡一些地方呈蔓延之势。
第二节 丧 葬
唐代以前，有行二次葬和剔骨葬的习俗。明代姒前，酋首及少数富户有实行崖棺葬的习俗。今酉水、梅江河、花垣河两岸，尚存多处崖棺葬遗迹。
清代和民国时期，土家、苗、汉各族丧葬习俗基本相同，通行土葬。土家人有“跳丧”的习俗，即围着棺材边击鼓边唱边跳，有的三人手执小鼓、小钹、小锣，边打边绕着棺材唱，称为“打绕棺”。歌的内容多为死者一生的经历和作为，吐露生者对死者的感情和劝慰丧家等。安葬时还请土老师念经、杀牲祭祀。
苗族人的丧葬除了与土家族人相似外，还有唱“孝歌”的习俗，一人击鼓，众人轮流唱，或击鼓人自唱，寄托哀思，以歌当哭。出丧时，死者的亲人要备土酒上山招待抬丧群众，主要亲戚要在坟周围插“阴阳伞”以示怀念。
无论土家族、苗族和汉族都要为死者请道士择吉日殡葬，信奉风水阴阳。汉族老人死后，除请道士做“法场”等之外，还要对主要亲属“开孝”。殡葬后由子女“守灵”。
解放后，旧的习俗逐渐隐迹，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基本绝迹。之后，在部分乡村旧的丧葬习俗又有所抬头。八十年代开始在机关和城镇开始推行“火葬”。由于人们思想上未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加上距离铜仁火葬场较远，因而推广成效不大。
第三节 节 日
一、喜庆日
秀山民间历来喜庆日繁多，随着历史的演变有的已不复存在，至今除婚娶外，还有生小孩、建房、寿诞等喜庆日，这些喜庆日仍部分沿袭旧习。
生小孩：妇女婚后有孕曰“有喜”。生孩子要往外婆家报喜，禀告亲友，择吉日过“粥米客”。吉日那天由外婆家送衣服、蛋、鸡、粥酒，以示庆贺，主人大办酒席款待，喜庆3天，穷困人家至少也要过“三朝”。在“月子”里要让产妇多吃营养品。“坐月”满40天后，由外婆接母子(女)返回住七天，叫“出行”。婴儿满周岁过“满岁酒”，满周岁时煮几个鸡蛋以表心意。解放后，这种遗风在农村和边远乡村仍有存在。
建房：为大喜大庆之事。凡建房上大梁时，亲朋好友均来祝贺，户主热情款待。建房前要请“阴阳”先生择地基，选开工吉日。竖房时，由“鲁班”师傅点梁，在梁木正中画红黑色太极圈，太极圈两头写上乾、坤二字，放上茶叶、红米和阴阳历书，用红布包好，曰“包粱”；待天明“竖房”时，由主盘木匠喊吉祥语上梁，边喊边上；接着娘家、舅家或姐、妹夫家悬挂红绸布，曰 “缠梁”；继后即扔抛梁粑，鸣放鞭炮，酒席庆贺3天。在农村，此种风俗至今仍然流行。
祝寿：秀山祝寿习俗历史悠久。在一个家庭内，只有长辈才能过寿日。若长辈在，晚辈无论年龄多大，均不能过生日祝寿。在上无长辈的情况下，年龄到50岁后即可祝寿，之后逢“十”年一次大庆，其子孙(含婿)、亲朋好友赶来祝寿。夫妻健在的，双坐堂前，接受寿礼和颂词。寿礼多为福寿桃、长面条、猪肉、衣料、现金等。富有之家寿礼还送皮衣、金银首饰等。颂词一般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寿庆以长面条(长寿面)和酒筵款待来宾。农村祝寿一般不做大的排场。解放后，祝寿论辈份仍承袭下来，但一般的过生日已不再论辈份。进入八十年代，祝寿参加人的范围缩小，仅限于儿孙(含婿)等晚辈和少数至亲好友。祝寿礼品多样化，尤以送“生日蛋糕”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二、传统节日
过年：含“除夕”、“春节”、“元宵”。从头年腊月三十到次年正月十五日，为春节期间。庆祝内容和形式十分丰富，热闹异常，为秀山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土家族还有在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过“赶年”的。苗族过年与汉族相似，无多大差异。
除夕前，家家户户都要把屋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俗称“打扬尘”)；有的人家在阶檐下用石灰划上一条白线，意在隔除虫蛇；在正门和侧门，各贴门神画像；在房屋落地柱上贴春联；猪圈、牛栏贴上“六畜兴旺”字条。富裕人家还要在门前悬挂宫灯，走马灯或其它五彩灯笼。除夕夜备最好的酒肴，全家围席桌而坐，叫“团年”，畅饮“年酒”，喜吃“年饭”。有“三十夜的火，十五的灯”的习俗。除夕夜，无论火坑、火盆均烧旺火，以象征生活像火一样兴旺。一家人烤火话家常、摆龙门阵，给小孩子送“压岁钱”。老年人往往彻夜不眠，名曰“守岁”。正月初一天，男女老少全天游玩，尽情欢乐。青少年踢毽子、跳绳、骑竹马等；中、老年人玩牌。初二起拜年、串亲访友或“上坟”祭祖。初五以后，开始玩龙灯、跳花灯，直至十五日完才“收灯”。元宵节家家户户点灯点烛，有祈求光明之意。
“三月三”：兴起于土家族，之后各族人民都兴吃“三月三”粑粑，传说吃后可以避免蛇咬。这一天苗族还有“赶坳”、“踏青”和“踩花山”活动，男女青年一起唱歌跳舞。
“四月八”：称“牛王节”，为各民族共同的节日。其中，苗族青年男女对歌，进行社交活动，俗称“跳月”。
“六月六”：为各族人民的晒衣节。有“六月六晒龙袍”的传说。苗族称“六月六”为太阳节，是祭天的日子。
清明：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民间祭祖扫墓的节日。要在坟上悬挂“清明纸”(俗称挂清)，给祖先烧“冥财”，斟酒供肉进行祭祀；有的还要为坟墓培土、在墓地植树。机关和城镇居民要对所有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进行“扫墓”。解放后，“清明”节也成为悼念烈士的“扫墓”日。
端午：俗称“端阳”，为秀山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源于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人们吃“粽子”(又名粽粑)、鸡蛋，饮雄黄酒，户户悬挂菖蒲、艾叶和葛藤，并用菖蒲、艾叶熬水洗澡，借以增强免疫能力。清代以来，酉水支流花垣河畔的峨溶、洪安，梅江河畔的石耶、平凯、宋农、石堤当天都要举行“龙舟赛”。
中元：俗称“七月半”，又叫“鬼节”，汉族人普遍信奉这个节日。每逢这天(农历七月十五日，有的地方为七月十二日)，家家户户于傍晚时分祭祖烧纸，名曰“送冥财”(俗称烧“包封”)，土家族、苗族人也随之祭祖供奉，意在超度孤魂野鬼。解放后，此俗逐渐消失，边远山区农村仍有个别存在，八十年代又有恢复。但烧纸者多数系以此聊表缅怀先人之情，不再迷信鬼神。
中秋：又称“八月十五”，为汉族的节日之一，土家族、苗族也渐兴此俗。每逢这天，家家早餐吃粉杷，备酒肴于晚餐，待月亮升起，以月饼果实盛盘置院坝，全家老少一起围坐赏月。有的还请老人讲中秋赏月的故事；有的人还乘着月色到别人冬瓜地里去“偷瓜”(旧俗当夜偷瓜不算偷)，送给久婚不育的夫妇，曰送冬瓜儿，意为送贵子。此俗在少数地方至今仍流行。
第四节 禁 忌

清代和民国时期，秀山民间各种禁忌繁多，有的至今犹存。这些禁忌有：土家族人在本民族中，同姓和义族不能通婚；吉日忌说鬼、死、病等不吉利的话；行船忌说翻、沉、漏等语；大姑娘和产妇禁坐堂屋的大门坎和跨坐扁担；未婚男女忌吃猪蹄子(猪蹄发叉，怕婚姻不顺利)；在外死亡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尸体不能抬进龙门和堂屋；客人不能和少妇坐在一起；兄忌与弟媳开玩笑或进弟媳卧室。还有逢丁时不剃头，戊时不动土，酉时不杀鸡，亥时不杀猪、不吃狗肉和喜鹊肉的禁忌。另有火坑中的“三脚架”，客人不能用脚踩；正月初一不能扫地、动土、吹火；平常早晨也不能说虎、豹、龙、蛇等野兽词语；惊蛰不能拿针；吃年饭不能用汤泡饭，害怕来年闹水灾等禁忌。
苗族还有办婚事时家里忌有哭声；客人不能坐“家仙凳”，也不能踏火坑里的“三脚架”；未到尝新节(俗名“报菜”)，不能吃各种瓜菜等禁忌
第五节 例行祭祀
祭孔子：在文庙举行。乾隆二十八年(1763)知县边镛于县城东门内建文庙，每年农历二月初四、八月初四进行春秋祭祀。祭祀时，各官吏穿官服，学生合着乐器唱歌，场面热闹。每逢农历正月初一、十五，还要由县官率领各学官、校官去文庙祭祀，名为“谒孔庙”，凡乡试中了举人，捷报传到县后，知县亲自出衙迎接，引导“新贵”到文庙叩拜、宴贺，然后归第祭祖。这种祭祀清代盛行，民国时期冷清，解放后废除。
祭社稷：在县城南门外社稷坛举行。每年农历二月初五、八月初五祭祀。祭社稷是祈祷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一种仪式。祭品有二羊、二猪、三爵酒、二匹布等。主祭祀人要穿官服，九叩首。民国时期，很少活动，但民间还有此俗，解放后废止。
祭农神：每年的农历三月八日在先农坛举行。以猪、羊、酒、豆、布匹等为祭品。祭时主祭人穿官眼。行九叩大礼。祭祀结束，进行开耕仪式。开耕仪式由知县扶犁，知名老人牵牛，儿童伴唱农歌，九推、典史播种。要求武官的副将以下围观开耕仪式。此祭祀清代极盛，民国沿袭，解放后废止。
祭厉坛：即祭鬼(逝者)。土家人信奉尤深。光绪时所编《秀山县志》载：“土夷重鬼，引为吉祥”。县中凡以“贵”为地名者，初皆为鬼，仅石耶、洪安两区就有“贵塘”、“贵措”、“贵板”、“贵道溪”、“贵定”、“贵罗”、“贵杨溪”等20余处。每年的“清明”节和“七月半”举行祭祀，设左右两坛，左坛祭祀已死去的人，曰“祭灵”，右坛祭祀被贬谪的官吏，祭祀人穿一般官服，行三叩礼，土家族民众自发祭祀。解放后已废。
祭名宦：即祭祀有政绩的官吏。每年农历四月由官府及学官在名宦祠主祭。此俗清时盛行，民国时已冷淡，解放后不复存在。
祭乡贤：即祭祀本地名人。与节孝同祭。主要祭祀太仆寺卿糜琦瑜。民国初期废止。
祭节孝：主要祭县中已逝著名的孝子、节妇。在文庙南边乡贤祠与祭乡贤同祭。民国时已停祭。
祭关帝：主祭关云长，亦祭历代著名武将。每年农历二月十三、五月十三和八月十三在武庙(关帝庙)举行，以猪、牛、羊为祭品，主祭者穿官服行大礼。咸丰三年(1853)始颁祭祀音乐，设六佾之舞，并祭关云长子孙三代。民国时期祭祀渐衰，懈放后废除。
祭文昌：祭祀主宰功名、禄位而逝的神，为读书人所崇信。每年农历二月三日和朝廷规定的秋天吉日，以猪、牛、羊为祭品，在县城东门外文昌祠祭祀，由官府主持，旨在乞求良好的命运。民国时期沿袭，解放后废止。
祭龙神：以祭龙求雨为目的。凡逢天旱，人们聚集在神龙祠，以猪、羊作祭品，规定祭日为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初九，参祭人穿官服祭祀，民间则有抬狗求雨习俗。民国时期沿袭，解放后，逢干旱年景，民间还有少数人祭祀。
祭火神：清嘉庆七年(1802)开始，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初十为祭日，主祭人穿官服，在火神庙举行，以猪、羊为祭品，意在祈求人间不发生火灾事故。民国时期已很少人祭祀，解放后绝迹。
祭城隍神：每届知县到任时和农历每月初五、十五日以香纸蜡烛在城隍祠祭祀。老百姓也有到城隍庙进香的。民国时期祭祀冷淡，解放后废止。
其他祭祀活动还有祭马神、祭李公(指咸丰年间的知县李渐鸿)等。
秀山社会风俗——习俗
第一节 服 饰
土家族
男上装是“琵琶襟”、“滚边领”，又叫“对襟衣”，安布扭扣5至7颗。多以青白二色布料作衣，有的镶花边。女上装多滚有“栏杆”花边，无领或矮领，领大而短，俗称“右开襟”。男女下装与汉族人相似，多以青、兰色布料作裤，白布作裤腰。姑娘喜欢留一根长辫，爱穿自做的红色或粉红色的绣花鞋，佩带金银首饰等装饰品。不分男女，成年人头上都喜欢包二、三米长的青色丝帕，四季不离。
苗 族
男女上装衣领和右上侧各有5对布扣，右下侧为3对布扣。女上装多镶有花栏干，下装是大裤脚，膝下镶有平行的3条“栏杆”。成年男女习惯用青丝大帕缠头。苗族的少女少妇凡遇隆重节日、行亲访友都喜欢着盛装，佩带金银耳环、手圈、项圈。l岁左右的男女孩子，头上还要佩带围有银质罗汉18至24颗的罗汉帽，以示吉祥。
民国时期，部分富有的土家族、苗族姑娘和汉族姑娘亦学穿旗袍。
解放后，衣料花色品种增多，自织的土粗布逐渐减少，土家族、苗族的服装有了改变，臀节日老年人着本民族服饰外，一般均以中山服、学生装为主要服饰。七十年代后期，服装款式均已与汉族相同，有西服、牛仔裤、春秋衫、羽绒服、连衣裙、旗袍，服装面科也很少差别。
第二节 饮 食
清代及民国时期，秀山土家族的饮食多以稻米、包谷、洋芋、红苕为主食，每日两餐。喜干食，饭菜分煮；喜酸辣味，烹调菜肴均以酸辣为最佳品。酸辣椒炒肉，已成为各族人民食谱中最可口的菜肴。几乎户户都有泡菜。凡逢年过节，习惯做糯米粑团，煮糯米甜酒，熏火炕腊肉。山区土家人嗜好赶野猪活动，往往一人打猎，众人帮忙，获猎物后，见者有份，名曰“赶仗”。
苗族也以稻米、包谷等为主食。善饮酒，以酒为礼的习俗世代相传。凡遇红白喜事或来亲朋好友，均以大碗酒相待，往往一醉方休。苗族群众还擅长加工储藏采猎的山珍野味，以作款待佳宾之用。通常用烟熏腊肉待客，笑称“用火柴块打人”(精瘦腊肉的颜色像烧红的栗块)。
解放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城镇居民均食大米、面粉，农村粗细粮兼食。八十年代起，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副产品逐日丰富，鱼肉禽蛋用量大大增加，食物构成发生较大变化。包谷、红苕、洋芋等杂粮，已主要用作饲料和酿酒原料。
第三节 居 住
清代和民国时期，县内汉族多居住在平原、丘陵地带，土家族、苗族多居住在半山区和山区，一般是同宗族聚居，且以姓氏名寨。随着杜会历史的发展，除极少数单家独户仍住在深山老林外，大都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
秀山各族人民习惯于一家住一幢房子，大多依山建房，多为草屋或瓦屋。每幢长列三至五间，以长三间正房较多，进深排列采用减柱法构造。有三柱四挂、五柱四挂、五柱六挂三种。中间作堂屋，设祖先神位，左右降各隔成两小间，以一间设火铺、灶房，用作吃饭、烤火，另一间作卧室。人口多的家庭，则在屋后配以拖檐，或在正屋配专廒加以补充。“改土归流”后，富裕家庭喜修四合院及八字龙门，甚至雕梁画栋，翻廒加脊。居住山上的人家，习惯在灶房的一角挖一正方形的火坑或用木料架设火铺，中间设置火坑，坑内放一铁三脚，供烤火、煮饭之用。居住平坝地区的人，多在卧室里置一方柜式的“火桶”，火桶正下部以陶器钵或铁盆盛木炭，中下部有供脚踩的木条或铁条(俗称火桶桥)。冬天一家人围坐在火桶边沿上，用火褥子盖着取暖。
苗族房屋结构与土家族、汉族大同小异，但在上半部常以竹子为楼板，楼上用以凉干粮食和储存粮食。
解放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各族人民居住条件大大改观，草房不复存在，已为瓦屋、砖房、钢筋混凝土的楼房所取代。
第四节 用 器
清代和民国时期，农村贫穷之家。盛衣多用木箱子或衣柜，卧具以平头床、架子床居多。富豪之家有围床、宁波床等，床前上端有重檐或三重檐，雕有花、鸟、虫、俑、佛像；妇女有梳妆匣，内装有木梳子及发鬓上的饰物；堂屋正中置有大方桌、椅，两侧放凳子或靠椅。灶房食具一般以陶器为主，置有土钵、盆、陶罐、木甑、土陶水缸、铁锅铲等。盛饭盛菜一般用陶瓷碗、盘，少数贫困之家用木碗、竹碗。筷子用竹筷。
土家族、苗族用铁鼎罐煮饭较多，刀板(菜板)、脸盆、木桶、脚盆等均为木制品，饭篓、筷篓用竹编成。坐具普遍为木制的独凳、小板凳和小椅子，也有竹编的躺椅。
解放后，五十年代，暖水瓶、手电筒逐步进入农家。六十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中档商品已为部分农民使用。七十年代，轻巧、美观的新式家俱逐步代替过去笨重、刻板的旧式家俱。八十年代，城市及主要场镇居民家庭用上了新潮的犬衣柜、立柜、组合柜、写字台、高低床、台灯、电扇、沙发、躺床等，部分居民家庭还购置了洗衣机、收录机、彩电、冰箱、影牒机以及摩托车等。这些较高档的商品也已为先富起来的部分农家所使用。
第五节 首饰发型
首饰：解放前，妇女首饰有钗、耳环、戒子、手镯、项链等。解放后，佩戴首饰曾一度消失。八十年代起，又开始在妇女中流行，男子也时兴戴金戒子。
发型：因时代和民族而异。清代，汉族男女一律留长发，结长辫子于脑后不过臀。出嫁女子则结发髻，用簪或网附于脑后，俗称“巴巴转”。土家族一律结发簪于脑后，不同的是，男子用青布绕头包扎，女的配带耳环和头饰。苗族人民纯以头帕包扎。民国时期，政府令男子剪辫，城镇男子初为光头，继为平顶，后通行三七西发；成年女子多为长辫子，女孩脑后剪“半月亮”或养辫子；乡村男子多为光头，男孩多为“稻蓬头”或“瓦爿头”；女于出嫁后则梳发髻(也叫盘香头)紧贴于脑后。三十年代开始烫发。
解放后，不论土家族、苗族或汉族普遍时兴“中山头”。六十年代有少数人烫发。八十年代起，流行电烫发，发型变化较大。女子较为流行的烫发有“波浪”、“流云”、“菊花”、“上海式”等。男子发型一般为游泳式、西发，有些青年人留长髻发。

Ⅹ 我是叶氏的一员，住在偏远的粤北山区，因没有族谱记载，想知道自己来自何方，请问，有哪位叶氏兄弟姐妹家

唐宋南迁的叶氏族人中，主要来自河南，来自河南的叶氏分别迁居到了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

姓氏源流

①出自芈姓，以封邑为氏史载，上古时代，帝颛顼的后裔陆终娶鬼方氏女为妻 ，生下六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叫季连，赐姓芈。季连的后裔鬻能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后来周成王姬诵封鬻熊的曾孙熊绎在荆州山（今湖北荆州），立国为荆，定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后迁都子郢（今湖北江陵），改国号为楚。春秋时期，楚庄王芈旅（熊侣）的曾孙尹戌，在楚平王熊弃疾执政时期（公元前528-前516年）任沈县令尹（今安徽临泉），又称沈尹戌，后出任楚国左司马。楚昭王芈轸（熊壬）十八年（公元前498年），沈尹戌在率军与吴国军队作战时英勇战死，楚昭王遂封沈尹戌的儿子沈诸梁于叶邑（今河南叶县旧城）^[2-3] ，史称叶公。叶公曾大力平定白云胜叛乱以助楚惠王复位，为楚国立下大功，被分封到南阳（今河南南阳、湖北襄樊一带），赐爵为公，世人尊为叶公。叶公之后，以封邑为氏。据《风俗通义》及《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等资料所载，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治绩。因平定白公之乱，故称叶公。其后裔以邑为氏，叶邑成为叶氏祖地，叶公成为叶氏始祖。^[4] ②出自许姓漈头《叶氏族谱》：唐宣宗大中乙亥九年秋（855年），许延一、许延二兄弟携家人、童仆七十余口，由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新安村白马渡向福建迁徙，次年四月落脚于福建政和东湖。政和漈头遂成为许裔叶氏祖地，其后裔多分布于政和邻近地区。^[5] ③出自中国古姓中国古姓中有“叶阳氏”、“叶大夫氏”，按照两字姓、三字姓转为单字姓的规律，叶阳氏、叶大夫氏后来也改为叶氏。⑤出自其他少数民族● 出自汉朝时期古叶调国，属于以国名汉化为氏。叶调古国故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者苏门答腊岛，东汉永建六年曾经遣使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叶调国来中国的移民多以叶为姓，传名竹帛。●据《姓氏考略》所载，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日南郡（今越南境内）蛮有以叶为姓者。如东汉末年时董卓部下都尉叶雄（即华雄）即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后裔。●满族纳喇氏、叶赫勒氏、德昂族亥氏，台湾土著、彝、蒙、土家、锡伯、保安、回、苗等民族均有叶姓。●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黑龙江志稿·人物志》记载：蒙古族叶古禄特氏，亦称叶鲁特氏、亦鲁特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包括河北、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YegulutHala。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叶氏、尹氏。蒙古族叶赫氏，源出河名，后蒙古达酋长星根达尔汉灭扈伦纳喇部，兼并其民众，迁徙其于叶赫河岸成为叶赫部，以部为氏，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YeheHala，汉义“盔顶”。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叶氏。 《叶氏宗谱》旧版 蒙古族叶克忠氏，属于蒙古新巴尔虎姓氏，世居巴尔古（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东）。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YekejongHala。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叶氏。蒙古族叶氏的正确读音作yè（ㄧㄝˋ）。●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八旗通志·烈女传》、《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族的社会组织》等记载：满族费仰古氏，亦称佛尼音布氏，满语为FeiyanguHala，世居地待考，所冠汉姓即为叶氏。满族赫叶哷氏，亦称何雅礼氏，荷叶尔氏，满语为HeyereHala，世居沈阳。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叶氏、赫氏、贺氏、何氏等。满族尼赫理氏，亦称尼柯特氏，满语为NiheriHala，世居乌苏里（今乌苏里江流域）等地，人口非常少。所冠汉姓即为叶氏。满族颜扎氏，亦称燕札氏、颜查氏、阎拉扎氏、颜之哈拉氏、库雅拉彦札氏，满语为YanjaHala，满族最古老的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颜盏”，以姓为氏，世居雅兰西楞（今俄罗斯滨海地区苏城东南一带）、叶赫（今吉林梨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长白山区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颜（民姓）氏、阎（官姓）氏、张氏等。后来的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妃子颜扎氏，是颜扎·布颜之女，生有皇子爱新觉罗·叶布舒，其庶之支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首字谐音汉字为姓氏者，称叶氏，世代相传至今。满族叶穆氏，满语为YemuHala，源出金国时期女真业速布部，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赫尔苏城（今吉林伊通西北六十五公里处）、尼马察（今黑龙江省穆棱县东兴凯湖彼岸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一带）等地，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后多冠汉姓为叶氏、穆氏。满族叶赫勒氏，亦称叶何里氏，满语为YeheleHala，汉义“磁”，世居呀哈（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叶赫（今吉林梨树）、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等地。后多冠汉姓为叶氏、慈氏等。满族叶库哩氏，满语为YekuriHala，世居虎尔哈（今黑龙江黑河对岸俄罗斯地区），所冠汉姓即为叶氏。满族叶墨勒氏，满语为YemoleHala，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后多冠汉姓为叶氏。满族叶氏的正确读音作yè（ㄧㄝˋ）。●源于赫哲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赫哲族禄叶哷氏，亦称努叶勒氏、陆如火氏，依兰三姓之一，以部为姓，世居黑龙江沿岸、三姓（今黑龙江依兰）、虎尔哈（今黑龙江黑河对岸俄罗斯地区）、松花江流域、奇纳林赫哲部（今黑龙江同江秦得利）等地。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RuyereHala。清朝中叶以后，赫哲族、满族禄叶哷氏多冠汉姓为叶氏、陆氏、芦氏等，叶氏正确读音作yè（ㄧㄝˋ）。●源于彝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彝族支系繁多，多数自称“诺苏”、“纳苏 叶姓 ”、“聂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彝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民族名称为彝族。彝族同胞有自己的姓氏，在文献《巍山彝族姓氏分布调查》中显示，云南巍山彝族的八万三千七百七十一人中，共有一百四十九个姓氏，其中就有叶氏，据传是叶丹氏的族支，取汉姓为氏，世代相传至今。叶丹氏世为四川凉山彝族沽基家族的头人，历史悠久，但总人口不是很多。叶丹氏家族的著名人物有近代革命史中记载的小叶丹，他与刘伯承元帅歃血为盟之事，被彝族同胞传为佳话。●源于德昂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德昂族叶氏，源出德昂族海氏部落。德昂族同胞普遍通傣语、汉语、景颇语，没有本民族文字，许多人均能用汉文或傣文。德昂族人信仰小乘佛教和原始宗教。德昂族是中国西南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源于古代的濮人，与哀牢有密切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统称为崩龙族，198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称为德昂族。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德昂族人多改采用汉姓，据文献《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称，云南省潞西县三台山德昂族民族乡邦外村，有海氏改汉姓为叶氏者。● 源于百越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中有南郡蛮，世居南郡(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是古代西南蛮夷族，源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百越民族，其中多有取汉姓为叶氏者，世代称叶氏，正确读音作yè（ㄧㄝˋ）。三国时期孙吴国著名将领叶雄，即是南郡蛮的后裔。●中国土家族、保安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叶氏族人分布。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