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老人跟儿女赡养问题
你婆婆怎么这样啊？56岁又不老，难道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吗？是，她养育儿子的恩情不能忘，可是，也不能影响儿子的正常生活啊！更何况儿子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经济负担接踵而来，本来收入就不高，勉强维持着，怎么还老是伸手向本来就不富裕的儿子要钱呢？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婆婆太不明事理了！你和你老公不必给她生活费，因为以她的年龄还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指60岁以后的人，60岁以后才算是真正上了年纪或者是真正的老了。她才56岁不是老人，没必要给她赡养费！如果她要是真的生病了，你就必须得掏了，毕竟生病不同于平时健康得时候。不要太放纵你婆婆了，做儿媳妇的如果一开始就受气，不吱声，你婆婆就会觉得你好欺负，以后还会欺负你！送到养老院吧！也没什么不好！她在那里有吃有喝，还有一大队老头老太太和她聊天，亏不了她的！我要是你婆婆我绝对二话不说自己打包去养老院，干嘛非要让儿子为难，儿媳郁闷呢！再说你们将来要有小宝宝的，家里有个老太太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你会更加烦恼的！赶紧送她到养老院吧！这样不明事理的婆婆，早送到养老院早好！其实，现在的老人都已经接受了养老院了，有的为了不拖累儿女，都自己掏腰包去那里，不必担心，现在的老人不像一开始开设敬老院那样的思想了，那时候是人们没听说过，觉得很不光彩，现在，都是相当的正常了！老人们早就想开了，没那么食古不化了！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就好了！
B. 联合国为什么更需要援助发展中国家 而不是发达国家
完全就是人道主义。发达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讲究博爱，奉献。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首先应该感恩！！
首先请看看那西方宣教士在中华大地上结出的极丰硕的果实：
一丶教育事业。宣教士设立震旦大学（上海）丶工商学院（天津）丶辅仁大学（北平）丶燕京大学（北平）丶齐鲁大学（济南）丶金陵大学（南京）丶东吴大学（苏州）丶沪江大学（上海）丶圣约翰大学（上海）丶文理学院（杭州）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丶岭南大学（广州）丶协和文理学院（福州）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丶华中大学（武昌）丶湘雅医学院（长沙）丶华西协合大学（成都）。据一九三二年统计，学生人数共有六千八百馀人。历届毕业生总数约有七千人，以从事文化工作者为最多，对中国现代化有巨大贡献。
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教会设有男子中学一百所丶女子中学九十五所丶男女合校的中学五十三所，学生总数约五万人。
小学方面，根据一九二二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馀人。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馀人。其後发展更为迅速，可惜没有较近的统计数字。
二丶出版事业。一九三六年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丶英文杂志二十七种。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基督教丛书有四千种之多。
三丶医疗事业。一九三六年的统计，教会设立的医院有二百六十家，每家医院都附设护理学校培养护士人材。一九三零年，住院病人十七万八千馀人，在诊所受诊者三百一十馀万人。
四丶慈善事业。
孤儿院──据一九一四年的调查，全国有孤儿院卅七所，大都为教会所设立，牧养孤儿约二千五百名。除日常授以普通教育外，并教以谋生技能，天资聪颖的，资助升学，甚至有留学国外的。
育婴院──各地教会所设立的育婴堂，以上海徐家汇圣母院所办的育婴院为最着名，三十年来先後收容了二万五千多名。
盲哑学校──明道盲童女校（福州）丶瞽女书院（九龙）丶训盲书院（汉口）丶瞽女学校（长沙）丶重明女学（奉天）丶盲哑学校（保定）丶明心瞽女学校（广州）等都是宣教士所设。据一九二六年统计，盲人学校共有三十八处，收容盲童一千馀人。此外还在福州丶杭州丶烟台丶九龙设有聋哑学校，训练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麻疯院──全国麻疯病患者不下一百万人，以闽粤两省为多。教会帮助麻疯病患者不遗馀力，在北海丶杭州丶广州丶孝感丶沧州丶兰州丶梧州丶仙游丶烟台丶昆明等各处都有麻疯救济工作。一九一四年浸礼会在大衾岛所建麻疯院，规模最大，可容患者五千人。
养老院──老年人气衰力竭，不能工作，若无子孙奉养，往往流为乞丐，餐风宿露，朝不保夕，令人同情怜悯。基督教会常为养老院募捐，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账灾会──中国水旱天灾，并不罕有。每遇此种天灾，基督教会便引为唯一义务，负责救济，为灾民服务。一九一四年广东水灾，一九一八年华北水灾，一九二零年华北五省的旱灾，一九三一年长江流域大水灾。灾民受教会恩惠者不计其数。
五丶风俗改良。基督教反对八卦丶拆字丶风水星相丶拜假神丶立偶像等迷信之外，并极力消灭烟丶酒丶嫖丶赌四毒。
其他如助女子脱离缠足的陋习，组织“天足会”。又为培养青少年的德丶智丶体丶群四育而服务的“青年会”，初在天津开始，以後上海各地相继成立，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例如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中国有十五万华工赴欧参加後方工作，青年会特派干事百名随往服务。在“九一八”东北事变与“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发生时，青年会组织了“战区服务会”办理伤兵招待所，作裹伤，救护丶慰劳丶训练丶娱乐等工作。又设“难民收容所”联络当地基督教团体协助救济事工。
中国以农立国，农民最多，基督教对农村服务也极力推广，到一九三二年农村合作社已成立了八十馀处。“基督教协进会”在华北定县实施平民教育及农村合作运动早为世人所知。华东教会在唯亭划为“农村服务区”，浸礼会之於上虞，金陵神学之於淳化，金大农院之於鸟江，华西教会在重庆丶成都皆有农村服务工作。青年会编了一种平民千字课本，推动平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
总括而言，上帝差派了西洋宣教士给中华儿女带来了丰富的恩泽。并且这些恩泽，还只是能改变人心丶使人赦罪得救的福音的副产品而已。基督福音是西洋文化的精髓，曾将西洋野蛮的民族改变为优秀先进的民族。中国同胞若能排除虚骄，谦卑接受，也必从落後丶贫穷丶苦难的困境中得到解脱。
许多中国人不察，也不仔细研究客观历史，随便将基督教定罪，认为是西洋人的“文化侵略”。其实这是“文化”的更新与素质的变化，正是中华民族所最需要的。
回顾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中国有由西洋输入极好的东西，便是舍己为人的宣教士带来的基督福音；也有极坏的东西，就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所贩卖的鸦片。可惜好些守旧份子与执政者不分皂白，将两者同加拒绝，就好似西洋人所说的，“将婴孩与它的洗身污水一同倒弃”一般愚昧。面临二十一世纪来临的今天，中华人民已有觉醒，但愿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智慧，好作出最佳的抉择，让上帝的恩光，继续照亮中华！
C. 南宁市有多少家正规的养老院
南宁最好的是重阳老年公寓吧，在大沙田，不过收费挺贵。在市中心的有共和路168号的颐康养老院，院长就住在养老院里面的，收费相对其他养老院不算贵，办在4楼，楼下是基督教堂。
D. 长春居民信仰哪些宗教
比如 五十四街区。 有一个基督教会。
很有人欢迎。
但是佛教。一般都是在家里信。没有像基督教会那样。
不过 五十四街区的那个基督教会。
很干实事 帮我们把街道重新铺了一遍。
还不错
E. 中国的慈善活动有哪些
天主教、基督教会开办教会的养老院。
个人或团体举行非盈利性的演出而募集善款捐助需要帮助的人。
不属于政府国家行为的一切捐助活动都属于慈善活动。
F. 社会福祉学
http://www.wenlun.com/lwcs/article.asp?id=35185
社会福祉就是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一般来讲具有四个特点：社会福利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每一项社会福利计划的出台总是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总是以缓和某些突出的社会矛盾为终极目标；社会福利的普遍性，社会福利是为所有公民提供的，利益投向呈一维性，即不要求被服务对象缴纳费用，只要公民属于立法和政策划定的范围之内，就能按规定得到应该享受的津贴服务；社会福利较社会保险而言是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在既定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尽力提高被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
社区照顾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一、社区照顾及其目标和原则
在社会工作的理念里，社区照顾是指社区中的各方面成员——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志愿者和社区领袖、社区积极分子等组成的非正式网络，与各种正式的社会服务机构——医院、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及各种康复中心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机构相配合，在社区内对需要照顾的人提供服务的过程。在完整的意义上，社区照顾是“社区内的照顾”(careinthecommunity)和“由社区来照顾”(carebythecommuni-ty)两方面的结合。它既包括由政府、社区甚至市场化的企业等各种非营利和营利的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也包括由社区内的居民提供的非正式服务。
所谓“社区内的照顾”，就是指为了避免过去大型照顾机构那种冷漠、没有人情味和与世隔绝的程式化的专业照顾带来的负面效应，（注：台湾学者黄源协说：“机构几乎被视为即是建筑物(buildings)的同义词，例如，精神病医院、儿童之家、监狱等；机构化(institutionalisati-on)则往往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感到不快的过程，且包括一些负面的现象，例如，冷漠、退缩、缺乏动机以及无助感，这主要是由于对其收容者之概括式的处遇(blocktreatment)、例行性，以及角色的剥夺。”）由政府及非政府的服务机构在社区里建立小型的、专业的服务机构，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与服务设施、技术和计划，使所提供的服务更贴近人们的正常生活，如建立社区活动中心、老人之家、青少年之家、日间照顾中心等，为老人、残疾人、不需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慢性病患者、有越轨行为的青少年及父母无法照顾的儿童提供照顾、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而“由社区来照顾”则是指由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和社区内的志愿人员所提供的照顾。它虽然是非正式的或者说是非专业的、民间的自我照顾的方式，但是却能弥补机构照顾的不足，甚至代替机构照顾的许多功能。
社区照顾的目标是改善社会服务的质量，给予个人更多符合其需要的照顾服务，解除受照顾者生活的困难，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正常进行。同时，它又克服了“机构照顾”的缺陷，因而，它既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和福利理想，也作为一种社会服务的模式被大力推广，并且形成了一系列贯彻这种理想的实践原则。根据有关文献和国外社区照顾的实践经验，我们把这些原则概括如下：(1)向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全控机构（注：即大型的专业服务机构。）照顾的局限性和社区照顾的意义，了解危机人群的处境与需求；让主流社会更多地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关注社区中的失能者（注：包括身体和智力的残疾、疾病等，也包括那些心理和行为发生偏差的人。）及其家庭的困难；说服权力部门及决策人士运用国家立法的手段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社会支持和参与社区照顾。(2)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立足于社区中有困难而得不到照顾的大多数人的需要，避免机构照顾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受益面小的缺陷。(3)充分发挥社区非正式网络的作用，配合正规的社会服务，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有效照顾网络；区分不同网络所具有的功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与支持，使受助者的困难真正能够在社区内得到解决。(4)提倡自助和互助的精神，培养社区居民独立自主的意识，使受照顾者在社区照顾的过程中减少依赖性，克服因接受照顾而机能退化的消极倾向，不断提升自我的价值，不断得到增能，也使社区更具凝聚力。(5)从受助者的实际出发，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确定照顾方案，使计划切实可行；计划既要发挥非正式照顾的特长，又不能排斥机构照顾的必要性，而应使照顾能有效满足受助者的需要。(6)发扬民主精神，鼓励社区居民为社区照顾服务计划的制定提供意见，参与服务的管理过程并监督服务的执行，以保证服务的质量，使服务更具有便民、利民和从受照顾者的需要出发的社区特点。
综合上述原则，社区照顾的根本宗旨就在于通过发展非正式的照顾，来弥补或矫正正式照顾的缺陷与偏差，在合理分配资源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基础上，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发挥社区网络的作用，以民主和参与的精神发展社区照顾事业，使受照顾者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体现，需要得到满足，价值和人格得到尊重。
但是，从国外社区照顾的经验来看，要贯彻社区照顾的理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既有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的冲突，也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而这些问题，不仅引起关于社区照顾的政治上的争论，也在实践中受到人们的批评。
比如，在福利国家，关于社区照顾中价值观和权力关系的冲突，人们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对社会福利的道德考虑，常常会做出互相对立的解释。政治上的左派认为，社区照顾只是一种二流的社会服务的雅称，是政府逃避对人民的福利责任的最好策略；而右派则对社区照顾的政策持普遍欢迎的态度，因为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承担起照顾自己的责任，政府也可以从沉重的福利财政负担中解脱出来。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社区照顾则是家庭责任不平等的合法化，“女性除了照料家庭而没有选择，男性却可以通过妻子和姐妹们的劳动而免除自己对家庭的责任。这一不平等的模式通过政府的舆论而得以强化。”因而，“照料活动限制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中有价值的社会性角色的机会，从而强化了其第二等级的社会地位。”
对于这种混乱和冲突，有人做了这样的概括：对政治家而言，“社区照顾”是一个有用的修辞学片语；对社会学家而言，它则是一个鞭策机构式照顾的棒刺；对公务人员而言，它是个机构式照顾的廉价选择，此类工作可交由地方当局执行——或根本不采取行动；对幻想家而言，它是一个新社会的梦想，在此新社会中，人们彼此均互相照顾；对社会服务部门而言，它则是一个提升公众期望，但又无足够资源去满足此期望的攀魇。
从实践的情况来看，社区照顾也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比如说经费的问题，社区照顾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而且随着照顾范围的扩大、服务水准的提高，经费也会增加。这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费来源保证。因此，经费问题几乎是各国开展社区照顾的头等制约因素。
基于上述的问题，有人认为，“社区照顾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社区照顾的原动力来自地方当局，但是，地方当局往往把它看作最不重要的事情而不去做。这样看来，对那些需要照顾的人来说，把他们“留在社区中而不闻不问，反而是更残酷、更漠视的事”。从成本效益来看，“良好的社区照顾比良好的机构照顾，其成本要来得更为昂贵，因为它代表稀有技能及资源的分散，而非技能及资源之集中”。对社区照顾的种种批评说明，社区照顾仍然是一种有待完善的服务模式。
二、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社会照顾模式分析
在中国，社区照顾是一个既新鲜又似曾相识的事物。我们说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是因为它所使用的专业方法、组织形式和工作理念，对我们刚刚开始的社会工作来说，是全新的、需要认真学习掌握的理论和技巧。而我们说它似曾相识，则是因为邻里相伴、守望相助的传统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保障与服务制度，又使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了以家庭照顾为基础的社区照顾的雏形。而这一切，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都有过较系统的阐述。
例如，在儒家思想里，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思想，把“保息养民”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主张政府积极介入人民的福利与提倡民间互助互济相结合（注：参见唐均：“中国的社会福利概念”，载王思斌、唐均、梁宝霖、莫泰基主编：《中国社会福利》，香港中华书局，1998年版。），来实现“仁政”的政治理想和“大同”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孟子·梁惠王》中则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这些传统的福利思想对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汉以来，中国社会的福利照顾，就形成了以“国”为主导的政府福利照顾和以“家”为基础的民间自助互助福利体系。在“天下为公”和施“仁政”的政治理念支配下，从汉朝起，统治者就以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了以储粮度荒为目的的“常平仓”、“义仓”等仓储制度，兴办济贫、养老和抚幼的慈善事业。如南北朝的六疾馆和孤独园，唐宋年间的“福田院”、“居养院”，元代广为设置的医疗救济机构“惠民药局”等（注：参见唐均：“中国的社会福利概念”，载王思斌、唐均、梁宝霖、莫泰基主编：《中国社会福利》，香港中华书局，1998年版。），就是这种福利思想的实践。民间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理念为生活准则，形成了以家庭自我照顾和邻里互助互济为基础的福利照顾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区照顾的传统。
但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社区照顾却有质的不同。首先，社会基础不同，中国传统的照顾方式是适应自然经济和专制的封建集权统治控制社会的需要，而现代社区照顾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和个人角色充分社会化、市民社会充分发育的基础上的。其次，目的和要求不同，中国传统的照顾是为了强化“国”或“家”的纽带，而现代社区照顾是维系社会生活、保护个人权利与幸福的要求。第三，手段和理念不同，传统照顾体现的是父权主义家长式的仁慈，而现代照顾追求的是平等和人的尊严；前者以权威和自发性来推行照顾，而后者靠理性和自觉来保证照顾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总之，传统的照顾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社会民本主义的追求，现代照顾则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下，追求社会公正的要求使然。
那么，传统照顾模式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呢？传统的照顾模式采取的是政府干预与民间自助和互助相结合的方式，以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安全，为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提供必要的照顾，其基础是家庭和邻里的照顾网络。正是这种照顾方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庭照顾制度（注：费孝通在《养老模式与养老问题》一书中，把中国的家庭照顾模式概括为“反馈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的“接力模式”。中国的家庭是父母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而子女也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西方家庭的父母要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但子女却无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见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关心老年发展老年事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以地域性社区（村庄、邻里）或家庭（家族）为单位的自助式基本福利供应和生活安全保障制度。这种互济互助的传统，为我们今天开展社区照顾奠定了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这种照顾模式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封建制的国家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家”是“国”的基础。“国”和“家”互相联结，共为一体，构成所谓的“天下”。这个“天下”是“家国”结构的天下，是以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建构的天下。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公共意识和社会观念、公和私的分别，只是相对于“朝廷”和“家庭”而言。“国”为公，“家”为私。由此，林语堂说：“中国人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1]由于排斥了公共领域，与个人相对应的不是社会而是国家，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社会关系，而是刚性的“家”与“国”的政治伦理关系。因而，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以家庭的亲缘关系定亲疏，形成“亲亲”“疏疏”的人际关系圈，费孝通称之为人际关系和责任的“差序格局”。在这种人际关系的定位下，社区照顾只能达及“圈内”的亲友、熟人，而不要能给予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福利与照顾行为，表达的是父权主义的“权威”与“仁慈”，而绝非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它与现代社区照顾基于公民权利的福利思想和政治理念追求是完全不相适应的。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注重。
三、当前我国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社区照顾的探索
自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福利资源均由国家控制并进行统一分配，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福利供应模式。在城市，公民的福利基本上由单位或民政部门所包揽，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有基本的保障。这样的福利模式对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福利供应体制也存在重大的弊端。一是政府和企业包揽福利供应，造成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成本负担，不利于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二是政府和单位包揽职工的福利责任，造成了个人对国家和单位的依赖性，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流行，不利于调动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福利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供应模式的单一化，抑制了社会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也抑制了人的各种社会需要的发展，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幼稚阶段，直接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单一福利供应体制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社会福利社会化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提了出来。正如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的那样：
“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企业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大部分要由城市社区来承接。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也需要城市社区发挥作用。同时，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与所在社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推动社区建设，拓展社区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广大城市居民的迫切要求。”
而在其中，发展社区照顾来承担企业剥离出来的福利职能和政府分离出来的服务职能，对于“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但是，发展社区照顾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参与，特别需要非政府和非营利的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介入。然而，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政府权力过度膨胀，公共领域，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严重萎缩，作为服务载体的社区，其功能也严重退化，这使得中介性社会服务组织很难有发展的空间。因此，旨在恢复和健全社区功能、使其担当起社会福利保障和社会服务职责的社区建设，对于发展社区照顾就具有极大的迫切性。
从近几年我国社区建设的情况看，通过推广社区服务发展社区照顾，开始形成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下面，我们以上海浦东的罗山市民会馆和广州文昌地区慈善会的个案为例，探讨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发展社区照顾的方法。
罗山市民会馆是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探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产物。在社区建设中，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将国家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委托给非政府组织经营，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满足社区居民社会服务的需求，是浦东新区在社区建设中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当罗山街道社区于1995年建成时，社会发展局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服务体制改革思路，把闲置的公共配套设施改建成一个具有综合社区服务功能的市民休闲中心。他们把这个中心命名为罗山市民会馆，并选择委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进行经营管理。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具有100多年社会服务传统与经验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他们将会馆40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和226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建成20多个室内外设施，开发出包括文化娱乐、康体、社区教育、社区卫生和社区照顾等在内的50多个经常性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政府对会馆基本没有日常运营成本的补贴，财政负担需要青年会自行解决。为此，他们将所开发的项目分为微利、持平、差额补贴和全额补贴四类，严格管理。其中，属于公共福利服务、需要全额补贴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32.78。从1996年到1999年，三年时间达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罗山会馆的经验对于怎样通过制度创新使社区服务成为非政府操作的独立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将罗山会馆与目前由街道承办的社区服务中心作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角色的重大变化。街道承办的社区服务中心，其所有权、运营权和管理权统统由街道办事处垄断。而街道办事处是城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行政府职能。在这种体制下，社区服务中心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而与政府处于一种‘联体’状态。一方面政府可以直接干预机构的生产经营与内部管理，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陷入对机构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在机构内部，管理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追求自身的利益。政府在监督机构管理者上的成本是很大的，机构管理者可以利用机构资源，以牺牲政府目标为代价来增加个人或小团体的需求满足。而罗山会馆却冲破了这种旧体制，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组织关系和组织形式。政府只保留所有者的权利，而将生产经营权交由一家体制外的社团独立执掌，这就避免了上述弊端。”[2]
如果说罗山会馆的个案，使我们看到了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社区照顾的可能性，那么，文昌地区慈善会的个案，则可以使我们看到，通过社区自己建立独立的社区服务机构、向社区募集资源来组织社区照顾、实现福利社区化的成功案例。
广州文昌慈善会是由逢源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发起并领导的、以社区服务为导向的非营利组织。逢源街道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中低收入者居多且民政服务对象比例较高的老城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7左右。但是，这里可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却非常稀缺。街道辖区内没有一家大企业，也没有闲置的土地可供商业性开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依靠退休金或民政救济的人群生活非常困难，保障社区中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为那些有社会服务需求的老弱病残提供照顾服务，成为居民的迫切要求。而政府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来满足社区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借鉴国际经验，决定成立具有社会独立法人资格的慈善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向各界人士募集资金，兴办社区福利事业。
慈善会的主要做法是：(1)组织慈善捐款捐物，为开展社区照顾筹集资源，从1996年到2000年4年间，共获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50万元。(2)明确社区需求，针对社区突出问题开展福利服务和公共服务。在社区照顾方面，建立了社区敬老院，组织志愿服务队为居家老人提供服务，对孤老、残疾、特困和孤儿提供援助服务，组织社区开展助养、认养老人活动，以及情绪辅导和安慰等精神照顾服务；在公共服务方面，开办了社区文化康乐、社区教育、卫生保健、法律和再就业等服务。(3)修建公共设施，改善社区环境，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康复条件。(4)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邻里互助，使之制度化，建构起了源于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社区照顾和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
文昌地区慈善会的经验对开展社区照顾的意义是：在一个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相对短缺、福利供应严重不足的社区，通过建立独立于政府行政体制的社区中介服务组织，以多元化的方式组织民间的福利资源，为社区的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是一种观念的创新，也是一种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它对于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因为体制限制和资源短缺而无法深入发展，无法走出原有的以政府出资、甚至包办的形式开展社区服务的老路子的困境，是一个极好的启示。
不仅如此，文昌慈善会的经验还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邻里互助和家庭照顾模式，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是我们发展我国的现代社区照顾的重要道德资源和文化资源。逢源街道在组织志愿者队伍、募集资金的过程中，主要依托本社区的力量，发掘民间的福利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提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区互助精神，使传统的民风民俗与现代的社会意识在服务与被服务的互动中，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社区的合力；也使这个福利资源相对稀缺的社区，拥有了较高水平的社区照顾，既解除了政府的后顾之忧，也满足了居民的基本福利需求。
社区照顾是社区服务的核心内容。社区服务如果不落实到社区照顾上，至多只是一些初级的便民利民服务。而从我国社区建设的经验来看，社区的便民利民服务常常会走样，变成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因而，在过去，社区服务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把社区服务变成某些机构、个人或政府部门设租、寻租的手段；二是由于缺乏资源和社区群众的参与，社区服务以轰轰烈烈开始，以冷冷清清告终。社区照顾使社区服务提升到以公众利益为归依的高度。它提倡发掘民间的福利资源，动员居民参与，通过非营利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工作，使福利服务更贴近大众，更能满足群众的基本福利需求。因此可以说，社区照顾是体现社区服务的福利性、自主性、大众性和自助互助精神本质的内容，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发展社区照顾是社区服务主要的目标，是体现社区服务的福利性的主要内容。
因此，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引进非政府的福利机构，或者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在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建立政府体制之外的民间福利机构，为社区居民提供福利服务和公共服务，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社区照顾制度的努力方向。当然，我们在提倡发展社区服务的同时，也应该强调政府的支持和介入。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要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满足精神生活的要求，而政府又是各种资源的最大拥有者，没有政府的支持，仅靠民间的力量，很难证社区服务的水平。
总之，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社区照顾的经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利思想与实践经验，通过政府和民间力量的结合来发展社区照顾，将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梁祖斌，颜可亲.权威与仁慈[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17.
[2] 杨团.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的经验研究：导入新制度因素的两种方式[J].新华文摘，2001,(12):13-19.
G. .西方宗教对中国的影响（历史、现状）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破除封建恶习
⑴阻止杀婴 中国自古就有杀婴的恶习，尤其对女婴更是如此。基督教关于生命神圣及男女平等的思想大大加快了社会陈旧观念的改变，今天这种恶习已经很少看见了。
⑵废除缠足 缠足这一恶习在中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妇女将脚趾（除大脚趾）用布紧紧裹起来，使每只脚上的四个小脚趾向下折曲，抵住脚底的肉，阻止脚趾长大。慢慢地，脚后跟被迫向下，脚背隆起，看上去像一个握紧的拳头。裹足会导致脚肉腐烂，脚底大面积坏死，严重的时候脚趾会一个个掉下来。中国妇女如此摧残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悦男人。今天世人都知道这种行为的愚昧无知，可是在当时这一残酷的恶习深受欢迎，甚至那些受害者也盲目赞同。19世纪一些传道士努力想解开女孩脚上的布，但当他们转身刚走，那些中国母亲们立刻又给缠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缠足这一恶习终于被中国政府废除。基督教文化对这一恶习的废除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林语堂所说，“基督教传道士用十字架废除了裹小脚”。1912年后，这一恶习仍苟延残喘了至少十年，格蕾蒂斯·艾伟德（详见下文）在山西传教时就曾担任过“缠足督查”。
⑶创办女校 中国古代有句俗语：“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家长很少同意女孩识字读书。这一恶习导致聪颖善良的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过着目不识丁、地位低下的生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禁锢，首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此后，随着传教士的增多及向中国内地不断传教，越来越多的女童接受启蒙教育，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
廿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此后，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该校于1913年由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联合创办。大学办学中设置过16个四年级学科，包括中文、英语、历史、社会、音乐、体育、化学、生物、家政以及医学专科等，在国内外享有声誉。从1919年到1951年，毕业人数为999人。
⑷禁包办婚姻 中国古代盛行包办婚姻的恶习，正如俗语所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孩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在婚姻中没有任何选择权，完全是封建恶习的牺牲品。随着基督教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文化的传播，包办婚姻的恶习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今天，在中国《婚姻法》中已经明确禁止了包办婚姻。
⑸破除崇拜偶像 偶像崇拜在中国古代相当盛行，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认知能力的有限，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民众只有将希望寄托给泥塑木雕的偶像上。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其禁拜偶像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以及其他宗教的仪式发生了重大冲突，甚至因此被禁教。但是基督文化不单是一种宗教文化，它与近现代文明的传播相伴而行。随着普及科学文化，开启民智，倡导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破除偶像崇拜也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接受。尤其是一些历史伟人（如孙中山、洪秀全等人）公开反对偶像崇拜，使破除偶像崇拜的观念在主流意识领域为民众接纳。
⑹废除一夫多妻 在中华民国以前，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受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婚姻观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妇女终于摆脱了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羁绊，开启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30年民国政府公布《民法》，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除上述的各种封建恶习外，其他还有如算命、烧纸、欺负孤儿寡妇等恶习都在基督教影响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2、树立科学与民主观念
明末清初，中国还沉睡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近代科学无疑是最先敲醒中国这头沉睡狮子的砖头。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天文、数学、物理、哲学以及历史等学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传播。
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近代科学。利玛窦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601年他向明神宗献报时自鸣钟、雅琴、万国图志等礼物获得在京永居权，此后大量著书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理化等方面知识，如他与中国人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勾股义》，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等，他的《山海舆地图》经校阅增补后，以《坤舆万国全图》之名多次刊印。他还著有《交友论》，在书中介绍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捏卡、奥古斯丁等西方哲圣，他还做《西国记法》、《西字奇迹》、《西琴曲意》等书传授西方的其他知识。
紧接其后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以及医学等部门科学都做了大量介绍。比如汤若望在其所著《历法西传》2卷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等。其编制的《西洋新法历书》100卷，直到今天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南怀仁曾编撰了数种地理学著作、绘制了数种地图，如《御览西方要纪》、《坤舆图说》、《坤舆外纪》等，它们成为17世纪地理学和地图学在中国发展的标志。南怀仁在《仪象志》和《穷理学》两部著作中，介绍了力学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识。今天在北京古观象台还陈列着他设计监制的仪器。
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为方便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他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开办第一家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又与人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1863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并使中国第一次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该书受到恭亲王奕䜣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
与此同时，以奕䜣、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看到西方的科学确实先进，认清历史发展潮流，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近现代化企业，总局下设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并聘请了许多外国人才进行翻译和教学工作，其中最有名的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详见下文）。在1868年-1907年之间，总局译书达160种，除以军事科技为主之外，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翻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传教士大量普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气息。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强调人人平等的关系，启蒙民主政治理念，开展教育和慈善事业，这一切都给封闭许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和决心。受基督教中文传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科举失败的洪秀全加入明室后代朱九畴所创立的上帝会。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摧枯拉朽般将本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眼见清政府已无出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希望中国效仿英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20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介绍了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影响很大，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颇深的孙中山、宋教仁等人领导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此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民主和科学（也称“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根源还要追溯到基督教传教士的思想文化启蒙。
3、培养现代人才
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就开始为中国培养科技人才，最早应从明末利玛窦培养徐光启开始。清初汤若望等人培养的一批中国科技人才在鳌拜大兴“历狱”中惨遭杀害。
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该校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校内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1847年4月，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留学，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黄宽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其归国前即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数年后由其提出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得以实施。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是一位叫金雅妹的孤儿，她由美国传教士携带和资助，188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1862年清政府为培养外交人员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最先设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日文。馆中教习均聘外国人，其中大部分外国人是传教士。1867年增天文算学馆。1869年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总管校务近三十年。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1898年，丁韪良又担任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排外事件。1902年，清政府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面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罗斯福总统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7月11日，美国正式决定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清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几百年来，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培养近现代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呕心沥血，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其行为和精神可敬可佩，真正彰显了基督的博爱精神。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知道或不理解他们的无私行为，或总是企图附加一些自私的念头给他们，因为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基督精神。中国能从封闭落后走向文明开化，中华民族能得以复兴，基督教传教士之功不可磨灭。
（三）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
1、学校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1882年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登州文会馆。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庚子事变后，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1919年美国和英国四个教会创办了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为美国南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2、医院
基督教会从马礼逊开始就一直采取医学传教，他们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的广州眼科医院开业，可视作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起点。该医局一直为广州及其附近的老百姓免费治病，赢得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好感。1859年1月，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并担任院长达44年之久。他曾声称：“为了基督，要爱病人如同爱弟兄。”他不辞辛劳地为人治病和传播西方医学科学，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培训西医150 人，编译西医、西药书籍34种，为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喜嘉理牧师于1883年到香港，常往广东恩平、开平、新宁、阳江等地乡村传教。他“曾习医学，每下乡时，必俱备药料，救人疾危急，施药传道，两尽所能。”教会医院一般都拥有较高水平的医生、较好的设备、药物和护理条件，受到中国富有居民的青睐。医院则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但对贫苦的教徒，则减免其医药费用，以博取他们的好感方便传教。1903年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汲县创办的“博济医院”落成。该医院为扩大影响，宣布“贫困病人免费医疗”，前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1920年新医院竣工，博济医院迁此，改名惠民医院。1920年，河南彰德一代发生特大旱灾，灾后人穷病多，加拿大差会办的广生医院为群众减免费用，治疗疾病，优待产妇，设澡堂让妇女洗澡。1938年，广生医院门诊治疗病人11316人次，其中4776人为初诊，2645人接收免费治疗。截止1937年，中国一共有254家宣教医院，现存比较有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即美国传教医生伯驾于1835年创办的眼科医局）、武汉协和医院（溯源于1866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建立的“仁济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前身为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出资创办的圣教医院）等。
基督教在华举办的医疗事业，其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超出了宗教和治病的范围，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均有着积极的意义。
3、慈善机构
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曾创建各种辅助弱势机构，如孤儿院、盲哑学院、养老院等。由于历史原因，具体数字已不可考，个别散见于名人传记中。基督教早期在中国曾建立多家教堂，因为反对弃婴，珍视生命的教义，许多教堂都设有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如1877年李提摩太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和耶稣医院，还设立了小学和孤儿院。1896年，英美会为纪念女医生福吉丽，在成都四圣祠创办了第一家育婴堂。1910年美部会传教士夏呤美女士在福州岭下里创办福建基督教孤儿院等。有的传教士开设盲哑学院，如傅兰雅在上海开办的上海盲童学堂。
除基督教传教士分散的慈善行为外，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基督教差会会联合起来，以传教士为主体，共同从事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品和搜集宣传灾区情况等活动。如1876年至1879年，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的特大旱灾，天主教各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会先后派到灾区的传教士有三十余人。1878年1月26日，由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汉口和上海等地分别成立了救济团体。1920年这些团体在北京共同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国际救济团体，正式组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为饱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中国人民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同时也为中国本土的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
H. 宗教活动场所如何举办养老机构
我觉得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在里面举办养老机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很多人无法接受，还有管理、后勤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宗教利用他的宣传和指导作用，通过发动信徒宣传、募捐、吸收慈善资金，然后独立的开办一个养老机构，以宗教的名义。这样的话宗教既能发挥他的作用，也能与宗教活动分离，互不影响。
I. 给敬老院的老人打扫卫生的作文怎么写
星期六上午，我们雏鹰假日小队去敬老院看望老人。敬老院位于丁桥半山的一个休闲山庄里，那里青山绿水，风景如画、空气清新，是个很合适居住养老的地方。
来到敬老院的大门前，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屋顶有个红色的十字架，原来这里是一所基督教会敬老院。我们刚进大门，就看见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奶奶对我们说：“谢谢小朋友们来看我们，大家辛苦了！进去坐坐吧！” 在老奶奶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二楼的会议室。哇！会议室用气球和彩绸带装扮的非常漂亮。会议室里坐满了许许多多的爷爷奶奶们，他们一个个笑容满面，就像秋天里盛开的一大片菊花。他们一见我们进来，就都一起鼓掌，表示对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先把带来的水果分送到每一位爷爷奶奶的手中，他们都很有礼貌的说：“谢谢小朋友！小朋友真乖！”分完水果后，我们表演了很多节目，有唱歌、跳舞、小品、耍杂戏、成语对对碰......台下的爷爷奶奶们都看得入了迷，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最后我们小队的所有成员一起走到台上，齐声对爷爷奶奶说：“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爷爷奶奶们开心的应答：“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开开心心长大！”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我们要回家的时间了，有几个奶奶走过来拉着我们的手，要把我们刚才分给她们的水果塞给我们吃，我们说：“奶奶吃，奶奶吃吧！我们以后还会来看你们的！再见了！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们一起把我们送到了会议室门口，我们跟老人们依依不舍的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