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大学男女比例失调报告

⑴ 怎么看待00后性别比失衡最突出

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而目前，我国可以说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较为严重的一个国家。2019年中国大陆的人口高达14005万，而其中男性的数量要比女性多出3164万，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有专家预测，2020年男女的出生比例会是120:100，而中国的适婚男女性中，男性要比女性高出3000万到4000万人，这也就意味着每五个适婚男性中，就会有一个男性找不到自己的另一半。
对此，经济学教授黄有光针对人口结构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提出了"一妻多夫制"的建议。而这个建议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绝大多数网友都吐槽和反对这项制度的实施，认为它并不符合当今这个社会的现实需要。

01
"一夫多妻"制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我国男女失衡这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而这个问题也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一直是社会关心和寻找的事情，而之所以大众反对"一夫多妻"，主要是因为这个制度虽然能够解决男少女多的问题，但却会引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而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变这种"失衡"的现象，就需要了解现象出现的原因，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在根本上去改善这种现象，让男女比例逐渐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中。

02
是什么导致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之所以男女性别比例会出现一个"失衡"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原因。
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
1、重男轻女
很多老一辈因为"养儿防老"的观念，所以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很多家庭都更愿意生男孩子，如果第一胎是女儿，他们就会继续生。而这种思想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后代，最终导致男多女少的现象出现。

2、生活压力
现在社会竞争比较大，所以很多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会比较大，而养育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比较高。所以很多家庭会选择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而很多家庭有"男孩子可以传承"的思想，于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查胎儿性别，最终留下男胎儿。
03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父母要注意什么问题
1、正确的婚恋观
因为男女比例失衡，所以男孩子找不到另一半的概率很高。但即便如此，父母也要教育孩子不能够因此就随意的追求女孩子，这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一定要培养孩子正确的婚恋观，在恋爱和婚姻中要有担当和责任感。

2、正确看待性别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需要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上进行解决。所以为了让后代的男女性别比例达到平衡状态，父母要懂得引导孩子正确的看待性别。这样当孩子组建家庭后，才能够避免他们生男不生女，导致男女性别的比例更加不平衡。

女孩子是父母的"小棉袄"，男孩子是父母的"皮夹克"。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应该被父母喜爱。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会带了很多的问题，所以父母应该端正自己的思想，正确的看待生男生女的问题。同时也应该传递给后代正确的思想观念，让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⑵ 谁知道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状

现在今中国男女比例116.9：100

城乡比例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6.23％（1949年末为10.6％），乡村人口占73.77％（1949年末为89.4％）。建国40多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约增加16％），这是我国城乡人口的又一特点。各地城乡人口构成差异很大。1990年城镇人口比重：东北三省占47.52％，居全国之首，华北区占31.78％，居全国第二位，华东区居第三，占25.4％，西南区占18.85％。以省区而论，辽宁省城镇人口比例最高（50.86％），西藏自治区最低（12.59％）。 汉族和少数民族全国56个民族中，以汉族人口最多，为10.424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1990年）；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为1.1753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因此，除汉族以外，其他55个民族均为我国的少数民族。 老年人口比重现在占全国7%

⑶ 中国男女失衡有多严重

性别比是反映一个国家男女两性是否合理或协调的重要指标，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即一定时期内的出生人口男女比例。考虑到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联合国将102-107视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高于或者低于该值均属异常。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便一直高居不下，并在2004年达到峰值121.18，即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21.18个男孩，远超联合国划定的102-107的合理范围，性别比严重失衡。

至此之后，虽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比别自2008年起持续下降，但历年数值还是属于国际公认的“正常”之外。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世界上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句话并不夸张——在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人口展望报告》中，虽然没有披露各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但从整体的人口性别比数据上依然可以看到，中国106.3的数值在亚洲国家中偏高。

而乌克兰、俄罗斯两国则受二战男性死亡过多等因素影响，性别比均未超过87，说明这里的女性显著多于男性，人口性别比同样严重失衡。

02 娶不到老婆的农村男性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是常年失衡那样简单，如果将其细化到各省、各孩次，则呈现出妇女胎次越高，性别比越高的特点。也就是说，生的越多，性别比越失衡，其中又以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以安徽为例，在城市出生的一胎性别比尚为108.78，但是城市二胎的性别比却变成了155.37，农村二胎的性别比更是达到了惊人了171.38，即该地区每100个女童出生，相对应的就有约171个男童出生，男女比例远远无法维持当地正常的生育运转。

农村地区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后果近年来开始显现。浙江大学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农村家庭发展报告》显示，大龄未婚男性在农村的比例逐年上升，农村男性找不到配偶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03 被剥夺的生存权

中国的性别比为什么失衡，相信大家都会想起“重男轻女”这个词。经济上，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越需要男孩作为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文化上，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大量家庭认为，如果没有男孩，那么他们将在进入老年后面临膝下无子、无人养老的困境。许多人相信，这些固有观念和计划生育的现实情况都导致了中国人对生男婴的喜爱。

可是，“爱生男婴”这句话说起来很轻巧，但背后隐藏着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对女性生存权的剥夺。当我们在浏览各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这一数据时，很可能会忘记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们所看到的数值，已经是顺利出生且经过合法登记后的胎儿数据。

然而，很多学者依然在担心，中国或许有千万以上的女童并未经过登记而“凭空消失”，她们无法体现在数据上，很可能在出生前后就被剥夺了生存权。

⑷ 为什么20年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1.出现选择胎儿性别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群众的观念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专门从事男女性别比研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说，在计生工作上，人的观念是决定因素。除了科技发展之外，中国还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生育手段和经验。只要育龄夫妇有生男孩的这种心理需要，那么他们就总能找到实现它的手段。“这是一场与传统落后思想的斗争，仅有法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思想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2.农村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这也是人们希望要男孩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已经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女性出嫁后要到男方生活的传统，很多农村妇女无法分得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这样，没有男孩的家庭就面临著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另外，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女户父母面临著老年赡养的难题。
3.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
经济生活方面，妇女的资源获取机会仍普遍不利、收入水平仍普遍偏低、权益保障仍普遍显弱；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制仍较大。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⑸ 2010最新数据，8090后中国单身男女的比例是多少，

二胎性别比之所以出现如此高的异常，是相当数量农民家庭“生男儿”心理压力的集中体现。CFP

广东官员称性别比不控制十年将增400万光棍
我国出生性别比畸高 一成90后男性将被迫单身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全国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100以上。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据推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20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面临光棍儿困局。
如果说“单身”一词代表着潇洒的话，那么“光棍”一词就有更多无奈的味道。
刚过完25岁生日的佟飞宇，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光棍”。这位“80后”一代的陕西小伙并不想过早谈婚论嫁，但父母却已乐此不疲地给他介绍女朋友。在父母的督促下，“找老婆”成为了佟飞宇生活中一个必然选项。然而让他苦恼的是：找老婆越来越难。
“难”来自女方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身高、相貌这些先天条件外，收入、经济基础等后天条件也更加苛刻。但“80后”的佟飞宇工作还不到5年，“有车有房”的择偶条件让他自尊心受挫，同龄女孩更倾向于选择年长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士，而“80后”的佟飞宇只能面对这种尴尬的现实。这种女孩子不容易与同龄男孩婚配的现象，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称为“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归根结底是由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造成。
20年后，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儿？
就在佟飞宇写博客叙述自己苦恼的同时，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陕西省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正在分析众多与佟飞宇处境相同的青年人的情况。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江波说：“随着‘80后’一代进入婚配年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凸显出来，表现就是男多女少。适龄男青年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这是20多年前婴幼儿性别比例失衡的反映。而对现在0—4岁婴幼儿的性别比例调查的结果，反映出的问题比现在更严重。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的数十年，我国将面临性别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告诉《*****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婴儿出生时性别结构状况的统计指标，即在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有多少个。在不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在104-107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为104个-107个。也就是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2-107之间为正常范围。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严重。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
根据陕西省计生委《2006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是125.15(正常值103—107)，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数据为130.7。陕西省计生委副主任张东武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和谐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再加上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的增加，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人口计生工作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时期。
人口比例失调并不是陕西省一个省的问题。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陕西省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20的全国11个省份之一，全国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海南计生工作的“老大难”。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一些省份不但二胎、多胎的性别比升高，一胎性别比也出现偏高的态势。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20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成为光棍儿。
这种测算并不是危言耸听。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张维庆主任在接受访问时谈到：“我们也在进行测算。我们觉得如果现在采取措施，遏制住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到2020年，中国的男性可能比女性多2400多万人。”我国人口比例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久前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光棍》，书中称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问题将是今后中国可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说，虽然我国学者对于书中的观点不认同，予以了反驳，但无疑，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光棍儿不仅仅是婚姻问题
“光棍儿，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婚姻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问题。”这是陕西省社科院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主要观点之一。江波副所长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首先表现在婚配问题上，受到冲击的当然是社会稳定状态。”课题组认为，人口比例失衡首先带来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这可能产生的一个表征就是“老夫少妻”增加。
广东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认为，再过15到20年，某一性别比失衡的年龄组中，一部分男青年由于找不到对象，只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可能在五六岁之间，甚至更大，“老夫少妻”现象将不再是个别现象。李若建教授说，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就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
第二个冲击表征就是，由于“女少男多”，同龄女青年无形中提高了与同龄男青年的适婚条件，这不利于遏制社会上“拜金”等不正之风。第三个表征是容易滋生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不道德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便会不断增大。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认为，除了婚姻性别挤压问题本身，出生性别比失衡还会产生就业挤压问题。未来一二十年里，男性劳动力过剩，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随之产生就业性别挤压，又会产生一定量的无法就业男性群体，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
另外，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还会带来养老保障结构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实际，田雪原副会长预测，40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据课题组研究，陕西省乃至全国出现性别比例失衡的具体原因虽有不同，但深层原因都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相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一个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越高，表明这个地区选择性流产掉女胎的程度越严重，也表明这个地区重男轻女的程度越严重。
据调查，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略高全国水平，但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其中陕北最高，关中次之，陕南最低。男女比例失衡主要发生在县以下的农村地区，如陕西省岐山县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这个县内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3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
陕西省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发现，造成出生人口比例失调加剧的直接原因来自“二胎出生性别比高”，而这一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愈演愈烈。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数百万独生子女群体将进入婚育高峰期，这些人按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形成政策性生育回潮，必然导致出生人口结构性的回升。现在所使用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将市场普遍锁定在二胎生育上。
课题组的研究也与海南省的情况吻合。据海南省计生委调查，海南出生婴儿男女比例失衡呈现三大特征：一是政策规定可生子女越少，夫妇们获得生男孩的机会越小，他们想生一个男孩的意愿就越强烈；二是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的人口群体，生育男孩的意愿越强烈，出生婴儿性别比就越高；三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高的人口群体，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用权力或金钱与生物学技术进行了交换，导致出生婴儿性别比高。
乔晓春教授分析，海南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其原因也比较有代表性。部分城镇和农村的家庭，因为没生男孩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因此，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大行其道。

⑹ 如今男女比例失调有几百万光棍

男女比例失调20年后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儿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年05月25日16:46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全国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100以上。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
据推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
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
也就是说，20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面临光棍儿困局。
如果说“单身”一词代表着潇洒的话，那么“光棍”一词就有更多无奈的味道。
“难”来自女方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身高、相貌这些先天条件外，收入、经济基础等后天条件也更加苛、同龄女孩更倾向于选择年长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士，“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归根结底是由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造成。
20年后，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儿？
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江波说：“随着‘80后’一代进入婚配年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凸显出来，表现就是男多女少。
适龄男青年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这是20多年前婴幼儿性别比例失衡的反映。而对现在0—4岁婴幼儿的性别比例调查的结果，反映出的问题比现在更严重。
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的数十年，我国将面临性别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婴儿出生时性别结构状况的统计指标，即在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有多少个。
在不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在104-107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为104个-107个。也就是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2-107之间为正常范围。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严重。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
根据陕西省计生委《2006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是125.15(正常值103—107)，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数据为130.7。
陕西省计生委副主任张东武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和谐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再加上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的增加，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人口计生工作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时期。
人口比例失调并不是陕西省一个省的问题。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陕西省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20的全国11个省份之一，全国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
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海南计生工作的“老大难”。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
一些省份不但二胎、多胎的性别比升高，一胎性别比也出现偏高的态势。
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20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成为光棍儿。
这种测算并不是危言耸听。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张维庆主任在接受访问时谈到：“我们也在进行测算。我们觉得如果现在采取措施，遏制住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到2020年，中国的男性可能比女性多2400多万人。”我国人口比例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久前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光棍》，书中称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问题将是今后中国可能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说，虽然我国学者对于书中的观点不认同，予以了反驳，但无疑，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光棍儿不仅仅是婚姻问题
“光棍儿，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婚姻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问题。”这是陕西省社科院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主要观点之一。江波副所长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首先表现在婚配问题上，受到冲击的当然是社会稳定状态。”课题组认为，人口比例失衡首先带来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这可能产生的一个表征就是“老夫少妻”增加。
广东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认为，再过15到20年，某一性别比失衡的年龄组中，一部分男青年由于找不到对象，只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可能在五六岁之间，甚至更大，“老夫少妻”现象将不再是个别现象。李若建教授说，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
但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就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
第二个冲击表征就是，由于“女少男多”，同龄女青年无形中提高了与同龄男青年的适婚条件，这不利于遏制社会上“拜金”等不正之风。第三个表征是容易滋生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不道德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便会不断增大。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认为，除了婚姻性别挤压问题本身，出生性别比失衡还会产生就业挤压问题。未来一二十年里，男性劳动力过剩，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随之产生就业性别挤压，又会产生一定量的无法就业男性群体，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
另外，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还会带来养老保障结构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实际，田雪原副会长预测，40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据课题组研究，陕西省乃至全国出现性别比例失衡的具体原因虽有不同，但深层原因都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相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一个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越高，表明这个地区选择性流产掉女胎的程度越严重，也表明这个地区重男轻女的程度越严重。
据调查，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略高全国水平，但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其中陕北最高，关中次之，陕南最低。男女比例失衡主要发生在县以下的农村地区，如陕西省岐山县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这个县内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3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
陕西省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发现，造成出生人口比例失调加剧的直接原因来自“二胎出生性别比高”，而这一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愈演愈烈。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数百万独生子女群体将进入婚育高峰期，这些人按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形成政策性生育回潮，必然导致出生人口结构性的回升。现在所使用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将市场普遍锁定在二胎生育上。
课题组的研究也与海南省的情况吻合。据海南省计生委调查，海南出生婴儿男女比例失衡呈现三大特征：一是政策规定可生子女越少，夫妇们获得生男孩的机会越小，他们想生一个男孩的意愿就越强烈；二是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的人口群体，生育男孩的意愿越强烈，出生婴儿性别比就越高；三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高的人口群体，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用权力或金钱与生物学技术进行了交换，导致出生婴儿性别比高。
乔晓春教授分析，海南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其原因也比较有代表性。部分城镇和农村的家庭，因为没生男孩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因此，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大行其道。
低成本的性别选择
在出生人口比失调的深层原因上，张维庆主任分析了三个原因。他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奉行儒家道德为主的传统文化，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农村有家族观念，男孩子可以传宗接代，女孩子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这个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比方说，一个农村家庭生了女孩子，女孩子出嫁以后，老人怎么办？农村生产力又低下，他老了以后谁来管他？第三个原因，我们整个国家在倡导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方面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比如，就业歧视等问题仍比较严重。”
从医疗技术角度上，B超的应用为性别选择提供了可能性，而使用B超进行非法性别选择的法律成本甚至比医学成本更加低廉。广东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说，自从B超在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之后，预先知道胎儿的性别成为很容易的事情，而我国人工引产不受限制，因此选择胎儿性别成为可能。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男性就生下来，是女性就终止妊娠。B超的费用和引产手术费用不过千元，相对来说，性别选择的医疗成本比较低。
“事实上，我国法律规定了禁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条款、很多专项法律涉及母婴保护，但我国目前的现实是，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违法成本很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飞宇说。刘飞宇教授说，法律上牵涉到处罚规则的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35条和第36条规定。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但相比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处罚仍不能有效遏制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进行。
此外，刘飞宇教授说，法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中对打击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没有规定。刑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只适用于无执业资格的人。但实际上，一些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单位正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体。
多管齐下扭转男多女少
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国家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项目之一。据调查，针对“低成本的性别选择”现状，各地在性别选择的各个环节采取了诸多尝试。张维庆主任谈道，现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和财政部共同搞了一个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辅助制度，对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父母年满60周岁，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块钱的奖励辅助，平均下来每月50块钱，夫妇两个可以拿到1200块钱。这样通过社会保障的措施来抑制性别偏好。
海南省的做法是，从2003年6月起统一实行凭证引产制度。没有持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手术许可证明的，任何机构一律不得实施中期以上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来自深圳市卫生局的信息，深圳市为贯彻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规定，出台了管理办法，规定凡配有“B超”及染色体专用设备的医疗或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均要签订不得从事胎儿性别鉴定的责任状，一旦违规，将严厉追究当事人及法人的责任。并且增加举报环节，对举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经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物质奖励。
陕西省为“标本兼治”，招标进行课题专项研究，提出三阶段的系统规划。2006年至2010年为治理工作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以行为约束机制为主，努力消除侵害女婴和女孩生存权利的行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2011年至2015年为第二阶段，2016年至2020年为第三阶段，重点进行制度的完善，形成多部门有效合作机制，并将“关爱女孩”活动扩展、深化。
除此之外，社会上对于制定“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刑事责任”条款的呼声日益高涨。张维庆主任曾在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将争取在《刑法》修订中，增设有关条款，加大依法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力度。”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郁美兰向全国“两会”提出《尽快制定禁止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法规》议案，呼吁必须尽快对此专项立法、完善刑事责任条款。
据了解，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五)草案时建议，尽快对刑法有关条款作出修改。

⑺ 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专门从事男女性别比研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说，在计生工作上，人的观念是决定因素。除了科技发展之外，中国还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生育手段和经验。只要育龄夫妇有生男孩的这种心理需要，那么他们就总能找到实现它的手段。“这是一场与传统落后思想的斗争，仅有法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思想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农村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这也是人们希望要男孩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已经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女性出嫁后要到男方生活的传统，很多农村妇女无法分得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这样，没有男孩的家庭就面临著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另外，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女户父母面临著老年赡养的难题。

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

经济生活方面，妇女的资源获取机会仍普遍不利、收入水平仍普遍偏低、权益保障仍普遍显弱；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制仍较大。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⑻ 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婚育期的人群中，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这将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看到男女比例失调，在不远的过去，大家还会笑谈未来可能会4000万的光棍出现，现在看考验的时刻到了。男性的绝对过剩肯定会影响其身心健康，剩男们的婚育权利和生育权利得不到保障，会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必须要得到重视。”一位人口学家表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措施，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但男女比例已经失调的人群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巨大的挑战。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称，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七人普全面查清了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情况，准确反映了当前人口变化的趋势性特征，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源，我们正在抓紧对普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开发，后续会采取更多方式公布和共享普查成果，配合相关部门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最大程度发挥普查的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统计信息支持。”宁吉喆说。

⑼ 2020年我国男女比例是多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专家预测，到2020年，将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士“被剩下”。

据公开资料，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加上女婴相对死亡水平持续偏高，到目前性别失衡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假设女孩为100)是118.06。而国际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水平是102-107，中国远高于正常值。
这种长期累积的青少年男性多于青少年女性的人口结构状况，已经形成了未来的婚姻挤压。

⑽ 统计局回应中国男生比女生多3490万人，回应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申明，中国男生比女生多3490万人，这3000多万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层，其中20-40岁的适婚年龄男性只比女生多1752万人。男生与女生的性别比是108.9。

2013年，全国的在校大学生中，女生比男生多40多万人，女研究生和博士的比例高于男生。而到了2020年，高校女学生的比例比2013年有所上涨。

说明学历改变了女性的地位，中国顶尖的女性越来越多，高素质的男生缺少，导致了剩女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