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通過對《論語》的學習，淺談你對孔子思想的認識
我認為孔子的思想主要是一個「仁」字。「仁」有三層意思：
第一層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仁」是指一個人為人處事的准則。既要有尊重、關愛他人的言行（即愛人）：平時要做到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盡可能為他人著想，對自己不懂的神秘的東西（如鬼神、儀式等）要敬而遠之，對身邊的人要親近並忠誠；你在身體力行地做的這個過程就是仁了。
譬如說：一個同學問你一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是你真正弄懂有切身經驗的你就教他；如果你對這個問題還是一知半解，你就如實地告訴他說你還不太清楚，還在盡力地思考著這件事，弄懂時一定告訴對方。
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出：1）你推己及人的道理一定是自己行無大礙、切問而近思得來的！2）這里排除了一個急功近利好表現的因素，但又體現了一個為別人著想、急他人所急的情感。3）看出：你是一個一直在默默地追求著真理的人。看出你不是隨便應付他人的態度。
「仁」第二層是「仁者,愛人」
孔子認為具有良好性格品質的人也就是「仁人」了。這樣的人具有什麼樣的性格品質？你是一個敢作敢為、沉靜、堅忍不拔、勇敢、樂觀向上的人，是一個做事認真敏捷、誠實待人、能將心比心的人。
第三層是「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這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君臣將「仁」行於天下就是實行「仁政」了。這個「仁」的要素就是「恭（謙虛、恭敬）、寬（心寬、寬恕）、信（誠信、信任）、敏（勤敏、敏捷）、惠（惠德、惠澤）。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仁政」就是靠每一仁人志士用關愛、尊重他人的言行舉止來對待社會，並加強自身修養，最後社會就實現了仁的社會了！
B. 談談論語十二章作文500字
淺談論語十二章
這里說一說孔子晚年的自我總結，即「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句話應當是孔子晚年說的，是孔子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概括總結，不是對別人的要求。我們現在經常是對這句話進行掐頭去尾地引述和引用，曲解孔子的意思。特別是三十而立，我們現在很多人將其理解實在偏頗，有的人認為三十歲的時候要成就自己的事業；有的人認為三十歲要能夠在社會上自立；有的人認為三十歲要開始自己的事業；有的人又認為三十歲要離開父母而自己謀生。凡此種種，類似的說法還很多，但都不符合孔子這句話的本義。
孔子是從十五歲開始總結自己的一生的，以每十年為一個時間點。十有五而志於學，是說自己在這個時候開始立志學習，並將學習作為自己的主要生活內容。孔子剛出生父親就去世了，他是在單親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後來母親又去世了，孔子在十有五而志於學的時候，早已在社會上立足了，是先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後才確定要進行學習的。《史記》記載魯國大夫孟釐子去世前誇孔子是年少好學的達者，囑咐繼承人孟懿子要以孔子為師。這個時候孔子只有十七歲，能夠得到執政大夫這樣的肯定，說明他已經立足於社會並取得相當的成就了。所以接下來的三十而立，就不是指三十歲的時候開始立足社會或者取得成就。這句話是說自己三十歲的時候明確了自己的奮斗目標，並以這個目標開創了自己今後的事業。有了目標，不等於事業發展就一帆風順，發展過程中，特別是事業開創的初期，一定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也會出現各種誘惑他放棄既定目標的所謂機會，說不定孔子也曾經動搖過。但到了四十歲的時候，孔子就堅定了自己的目標，不會再因為困難和誘惑而動搖了，所以「而不惑」。五十歲的時候，對於社會的歷史、人生的命運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了解了其中的很多規律，這就叫「知天命」了。孔子其實是個很感性的人，年輕的時候可能還有點偏激。作為聖人的孔子是清楚自己身上的弱點的，並且一直在努力克服。人到了六十歲，經歷的東西多了，雄性荷爾蒙的分泌也下降了，心態變得平和，自然開始「而耳順」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七十了，還有什麼看不透的，所以就從心所欲了，但還得注意遵紀守法，即不逾矩。
對於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句，我還有一點特別的理解，這里也同大家分享一下。曾經流行一個詞叫「瀟灑」，當時人們都力求瀟灑，自以為瀟灑。後來這個詞漸漸從我們的日常用語中淡出，現在基本沒人提了。因為我們現在開始更多地感覺不幸福，所以幸福成了我們現在的流行詞。但什麼是瀟灑、什麼是幸福，一直沒有誰說清楚過。我認為孔子在無意間就對瀟灑和幸福作了最好的注釋，這就是——從心所欲不逾矩。
C. 淺談孔夫子
孔夫子，即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人，漢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論語》，即語錄體散文集及《五經》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稱之為「孔老二」。春秋後期魯國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代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教育，相傳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72,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桃李滿天下」就出自此處 。孔子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對華夏民族的性格、氣質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姜廣輝認為，「面對春秋時期諸侯爭戰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現實,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樣創造出一個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過天啟和神諭來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是回首歷史，到上古「聖王」那裡去尋找智慧。孔子自謂 「述而不作」，實際是以「述」為「作」，通過對歷史傳統作當代詮釋，來實現價值的疊加和轉換。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分子。
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 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 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25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准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27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9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 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後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13年，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55歲。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准發給孔子俸粟6 萬，但並沒給他什麼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於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後，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卒。
【孔子品格】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3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則。
【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學說的精華，比較集中地見諸於《論語》一書，共二十篇，一萬一千餘字。《論語》就是孔子的語錄，也有一些是對孔子弟子言行的記錄，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對孔子言行的追記。此書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它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們民族的血液，沉澱在我們的生命中，鑄成了我們民族的個性。《論語》一書集中闡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涵----仁。「仁」是一切理論的中心，所有的關於「仁」、「樂」的規范，都不過是手段，是為實現「仁」這一道德的最後完美服務的。《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漢時期就傳入了朝鮮和日本，日本〈大寶令〉還指定它為日本學生的必修課。1594年，傳教士利瑪竇將它譯為拉丁文後，它又被轉譯為意、法、德、英、俄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論點，提倡「忠恕」之道，又以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范：「克己復禮為仁」。對於殷周以來的鬼神宗教迷信，採取存疑態度，以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注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觀點。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觀點。自西漢以後，孔子學說成為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極深。
說到治理國家，孔子重視民生疾苦，呼喚仁政，希望統治者以仁義之心待民，他說「苛政猛於虎」，他還強調無論什麼法令法規，統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人際交往中，孔子強調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實誠信的態度對人，以恪盡職守的態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在為人處世上，孔子提倡自愛和愛人。孔子對天命持謹慎態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切要看個人後天的努力。當然，〈論語〉中也有一些思想是與歷史潮流相背離的，如他政治上的復古傾向，他對等級、秩序的過分強調，他的內斂的人格價值取向等，這一切都不可否認的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需要我們用現代意識對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類文明剛剛露出曙光的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讓我們這些後人為之驕傲的。
孔子思想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儒學。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又一成果。
附：
「知」——孔子思想的精華
孔子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個偉大的教育家，他從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總結了許多很有意義、很有啟發性的教育思想和獲得知識的方法。在春秋末期這樣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保守的奴隸主貴族是無法應付現實生活的變化，從奴隸主貴族本身來說也不可能培養出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人才。但從整個社會發展來說，卻需要有一批有才乾的人才，要他們來解決現實社會中發生的種種復雜的問題。孔子適應著當時社會的需要，通過教育，給人們以知識，成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對這句話雖有種種不同解釋，但它包含要擴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僅僅限於奴隸主貴族，應該是無疑問的。孔子自己實踐了他的「有教無類」的主張，所以他說：「只要給我十條干肉作學費，我從沒有不教誨的。」（《論語·述而》）他的這一作法，對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人才問題起著很大的作用。當然孔子的「有教無類」並不是為了所有的階級，更不是為了什麼培養為全民服務的人才，而是為了培養更多的能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有才乾的人。雖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動，卻是結束了過去貴族壟斷的「官府之學」，開始了學問的私家傳授。所謂「學術下庶人」，正是從孔子開始的。從這一點來說，無論如何是有利於當時社會發展的。
不僅如此，孔子通過他長期的教育實踐，從中總結了不少合於人們認識規律的經驗，但孔子的這方面的思想，還不是認識論本身的問題，主要還是對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總結。
首先，孔子比較強調人們的知識來源於學習。雖然他也講到「生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還受著傳統思想的束縛。但是我們從他的具體教育活動上看，他並不十分重視這點。他所說的「性相近，習相遠」才是他自己的主張，顯然這和「生知」的觀點是不一致的。孔子從來就沒有認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沒有說過哪一個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認為堯舜也會有錯誤。關於他自己，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他非常好學，他自己給自己的評論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他贊美好學的學生顏回說：「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論語·先進》）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回答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論語·公冶長》）可見，孔子非常注重學習，認為人的知識來源於學習，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過學習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說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話了，在實際上並沒有重視它。
孔子主張學習的知識大體上有兩個方面：一是從學習古代文獻和典章制度方面得來的知識，這可以說是歷史知識，《論語》中記載孔子從過去的歷史文獻、典章制度中學得知識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鄉黨》一篇中，除極少數幾節外，大都是講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學習這些東西。從孔子教學的內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獻、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種內容教育學生：歷代文獻，生活行為的准則，對上要講忠義，對朋友要講信實。」（《論語·述而》）這里所說的「歷代文獻」就是《詩》《書》《禮》《樂》等等。二是從現實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識，這可以說是現實的知識。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觀察而不大注重實踐，特別是他非常輕視生產實踐。在《論語》中許多地方記載了孔子主張在生活中要注意學習的話，例如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不恥下問」等等。但是孔子輕視生產實踐則是非常錯誤的，有一次他的學生樊遲向他請教種莊稼和種菜，他不僅說他不如老農民和老菜民，而且罵樊遲說：「樊遲真是個小人呀!做一個統治者重視禮，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個統治者重視義，老百姓就不敢不服從；做一個統治者重視信，老百姓就不敢隱瞞真情。要是做到這樣，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會背著小孩前來投奔，哪裡用得著自己去種莊稼呢!」（《論語·子路》）孔子說這樣的話表明他是一個剝削階級的思想家，而剝削階級從來都是自己不勞動而且輕視勞動。
其次，孔子對某些學習的規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認識事物的一般規律，並以此作為他指導學生學習的方法。
他提出反復的學習可以使人們的認識更加深入，從而獲得新的知識，他說：「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等，就是這個意思。孔子雖然沒有明確談到通過對過去的經驗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發展的規律，但他已經知道可以由學習過去的知識中吸取經驗，這對認識當前的事物是有幫助的。孔子常常向別人請教，從別人那裡學得知識，然後用來教別人，他說：「我有很多知識嗎？沒有呢。有一個普通人問我，我對他的問題本來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我從他的問題正反兩面去盤問之後，卻得到很多啟發，然後盡量地告訴他。」（《論語·子罕》）
孔子還從教育實踐中總結出「學」和「思」的關系。他所說的「學」和「思」的關系雖然不等於是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系，但也是別人的經驗如何通過思考變成自己的知識的關系。「學」是學習別人的經驗和從現實生活中學習，「思」是把別人的經驗和從現實生活中學得的東西通過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所以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只學習前人的知識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確與錯誤；只是憑空思想而不學習和利用前人的知識經驗，那就會一無所成。看來，孔子雖然也重視「思」，但他卻更重視「學」，他認為「學」是「思」的基礎，所以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大凡人類認識史總是首先重視「學」（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而逐漸才注意到「思」（對經驗加以總結找出規律），孔子通過他親身的教育實踐，開始認識到這兩者的關系，並由注意「學」開始，到注意「思」的認識階段。
孔子認為，知識應該盡量豐富，他自己就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認為淵博的學問，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來貫穿，這就是他所說的「一以貫之」。發現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說是本質，才可以把許多表面上看起來不聯貫的知識貫穿起來。當然根據孔子的整個思想看，這個貫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質就是他說的「仁」。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又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當仁，不讓於師」。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說任何人都應該對自己有個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個「人」，站在自己應站立的地位來盡力而為，因此他所說的「仁」從階級和個人的關系方面來說，包含著重視人的作用的觀點，這個觀點不僅是貫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貫穿他的整個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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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淺談從《論語》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為了實現「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復文武時代的統一局面，孔子在《論語》中提出了以下四點內容。
一、要建設優秀的領導階層。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領導階層的作用，他要求領導者必須首先在道德和修養上作出一定的成績，否則就無法領導下層的民眾。同時，孔子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兩個階層，即「君子」和「小人」，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與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孔子這里講的「君子」和「小人」實際是分別有兩層含意，第一層含意是指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君子」指領導者，「小人」指被領導者；第二層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說：「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②]這里的「君子」就是指領導者。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③]， 這里的「君子」也是指領導者，「小人」則指被領導者。而大部分時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這兩層含意也是有著聯系的，孔子認為領導者就必須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應該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應該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領導，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④]。這些在《論語》中是沒有明確表示的，需要我們在讀《論語》的過程中細細斟酌。那麼，領導者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須「以德治國」即孔子所說的「為政以德」，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⑤]「共」通「拱」，這段話代表了孔子的「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領導者如果實行德治，民眾就會像眾星圍繞北極星一樣自動圍繞著你轉。在這里孔子強調了道德對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而孔子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人問孔子說：「子奚不為政？」孔子說：「《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來感染眾人的，因此，孔子雖然沒有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但在精神上卻是一個領導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擁有權力的領導者也能像他一樣，通過高尚的道德來領導民眾。
其次，領導者要帶頭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作用。魯國貴族季康子曾經向孔子請教治國的方法，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⑦]領導者本人帶頭走正路，那麼還有誰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擔憂盜竊，問孔子怎麼辦，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⑧] 領導者自己不貪圖財利，即使獎勵偷竊，也沒有人偷盜。季康子還把自己所認為正確的治國之道告訴孔子，他建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卻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⑩]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領導者，而「小人」指被領導者，從這三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個行為不端正，貪得無厭，並且政治頭腦簡單的人，他雖然居於君子之位，卻沒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過批評季康子提出了領導者應身先士卒走正道，為民眾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國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領導者治國的正確方略——「以德治國」。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1]在這里，孔子舉出兩種不同的治國方針——以政令和刑罰為核心的「法治」與以道德和禮儀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較這兩種治國方針後認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優越性，因為德治能使民眾有知恥之心，從而在心中樹立一個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的榮辱觀，這樣民眾在做某件事之前就會先用自己的榮辱觀去衡量這個行為，從而得出一個正確的符合禮法的決定。通過德治，民眾不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會了解到領導者的用心良苦，從而達到「有恥且格」的目的，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取信於民。子貢曾經問孔子如何為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12]孔子認為「信」是治國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於經濟和軍事的，他這番話說明了「取信於民」在以德治國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眾，孔子認為，如果人民在經濟上得到富足，就會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為人，不僅要有物質上的慾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這也是領導者進行「德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必須對民眾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經陪著老師孔子到衛國去， 孔子說：「庶矣哉！」冉有問老師：「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說：「教之。」[13]古時候由於地廣人稀，諸侯國君們大都實行鼓勵人口增長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大小的重要指標。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讓民眾在物質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在物質生活需求上得到滿足之後，就要進行孔子所謂的「教」，即教化，使民眾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個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從而達到「以德治國」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內涵是「仁」
孔子講領導者要以德治國，而以德治國的方法是貫徹以「仁」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見，「仁」是離我們不遠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夠得著，但他有同時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會兒有「仁」，一會兒又沒有「仁」，這是這么回事呢？我們仔細品讀《論語》後，方才恍然大悟，在「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個十分關鍵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中孔子說他只是「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也是一個「欲」的意思，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孔子的「仁」，這個「仁」不是一個頭銜，說某某人是個仁人，而是一種心理慾望和實際行動，這也是孔子「仁學」中最關鍵的，正如公西華所言「正唯弟子不能學也」[17]。孔子對「仁」的解釋，最精彩的莫過於對子貢、顏淵、仲弓、司馬牛、子張和樊遲這六個學生的講解。子貢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8]顏淵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20]司馬牛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訒。」[21]子張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22]子張又問孔子「五者」是什麼，孔子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23] 樊遲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24]樊遲還有一次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25]由此可見，孔子的「仁」的核心是「愛」和「禮」，要以愛心對人，時常替別人著想，要以禮法克制自己，行為言語要謹慎，類似現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為本」，孔子在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學生做人的方法，而實際是他的一種政治設想，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孔子講的「君子」有兩層意義，孔子教他的學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為，從政還有什麼困難呢？孔子認為這種人就應該走上領導崗位，而由這些擁有「仁」的君子來行政，就必然會實行仁政。[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國工具是「禮」
孔子是一個十分懂得「禮」的人，據說他小時候就把禮器當玩具玩，《史記》中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27]可謂天賦異秉。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28]孔子對於夏禮、殷禮都很精通，但他認為夏、商、周的禮儀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的，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29]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30]。可見，他認為周禮是最為完善的。
「禮」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內容，「禮起源於氏族社會的風俗習慣」[31]。也就是人類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時代的習慣法，這些習慣法在進入王政時代後，被領導階級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較系統的制度，於是，夏有夏禮，商有商禮，周有周禮，「禮」成了國家穩定的一個重要保證，而「禮」經過了夏商兩代的改進，到了周代，經過周公的系統化，成為更加完善的一種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見於先秦典籍《儀禮》之中。周禮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種典禮、儀式當中，不同社會地位的參與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嚴格的具體行為規范。通過這些行為規范區別尊卑、親疏、賢愚等社會范疇，界定每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具體位置，協調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32]。到了孔子時代，周公所作的「禮」已經徹底崩潰了，社會進入了「天下無道」的時期，孔子在這樣的社會里能夠站出來，用一種「雖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力圖改變社會現狀，這種精神是我們後世子孫們所應該敬仰和學習的。
孔子要用「禮」來治理國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經問老師：「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33]子路覺得老師有些可笑，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要想「正名」確實是一件異想天開的事，他問：「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這「名」怎麼正呢？孔子對子路解釋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34]所以說，孔子認為「正名」是治國的首要工作。所謂「正名」，就是建立一個名實相符的社會，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職，不得僭越。齊景公曾經問孔子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www.bfblw.com 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樣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要有兒子的樣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個秩序合理嚴謹的社會。因為當時的社會是一個秩序混亂、禮崩樂壞的社會，季孫氏曾經用八佾的規模在庭院舞蹈，古時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據《周禮》規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的事件，對此，孔子表現出極大的憤慨，發出一句響徹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見，當時禮制的破壞程度有多麼厲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張。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還提出要以「禮」為行為規范的思想，即「齊之以禮」的思想。「禮」的實行有兩條缺一不可的途徑：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徑，孔子在教導他的學生子貢時說為人要「富而好禮」[37]，在教導他的學生顏淵時說要「克己復禮」[38]，在教導他的兒子孔鯉時說「不學禮，無以立」[39]，這就是說民眾自己本身要以「禮」為自己的行為准則，要求人們做到「非禮勿視，非禮無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徑，即領導者要以「禮」治國，即孔子所說的「上好禮，則民易使也」[41]，「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42]。領導者以「禮」為行為規范，民眾就會效法，國家就會穩定，從而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