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班級管理中如何發揮道德教育的力量
空說無益處，多收集些實例，讓學生去做這方面的工作，包括班會和集體活動。
❷ 高中敬老院社會實踐活動感想。急急急急急急 求大神相助！
部的社會實踐報告：
專業：______年______類
：_________姓名：_____號：____實踐單位：
練習的時間：2012年 - 一月 - 日系至2012年 - 月 - 日
一個實用的目的：介紹實踐的目的，意義的執業單位或部門的概況及發展，以及實踐的要求。這部分通常是序言或引進，而不是一個單獨的標題和序列號。
做法：先介紹實踐安排概況，包括時間，內容，位置和描述的工作內容，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過程和實踐的具體實踐，在實踐過程中，然後按照的排列順序。敘事或繪圖技術為基調，充分說明自己的，或解決問題的實際內容的基礎上，強調了需要學習，其他的一般內容的簡短。
實效的實際目的要求，各地在實踐中，思想，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建議中發現的問題，分析的重點。基於分析的討論和建議的參考文獻在文後附錄。分析和討論的內容和推理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報告的做法，包括建議反映或水平評價的實習報告。
四，實踐總結的經驗：評估自己的語言實踐中的效果，突出了收獲的經驗，副標題，一個一個報告的內容列表。的最後部分總結經驗，在實踐中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簡要地提出學習運動方向。
❸ 八榮八辱參考文獻
八榮八恥
古人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及滅亡。知恥而後勇，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不能混淆，否則社會就和諧不起來。胡錦濤爺爺提出的「八榮八恥」精闢地闡述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深刻內涵，汲取了時代的精華，引領了時代的風尚，而「八榮八恥」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
我們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是時代的精英，是祖國的希望。而「八榮八恥」卻為我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指明了方向並為我們青少年的成長提出了艱巨的任務。自從學校組織我們學習了「八榮八恥」之後，我常常想，；當一個人終身以八榮八恥為鏡子的時候，就明白自己更多些，他就能與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們比肩齊高！請看這一串光輝的名字：周恩來，他一生服務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育他的****要誠實。在學習中，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他認為這才是對待學習的正確態度。邱少雲，為了大部隊的行動，堅守紀律，強忍著烈火燒身直到犧牲。雷鋒，一雙襪子補了又補，卻寄錢救濟戰友的家人。這些鮮明的事例告訴我們，不管是過去，今天還是將來，八榮八恥的根本就是如何學會做人，做一個對社會負責，對祖國人民有貢獻的人。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這只是「八榮八恥」其中之一，可這僅僅的十四個字卻讓我回憶起了往事，還記得有一次單元考試，由於考得成績不理想，我心裡十分難過，正不知怎麼處理的時候，誰知老師卻讓把卷拿回家，請家長簽字，這著實讓我慌了起來。回到家，我忐忑不安的寫著作業，生怕爸爸發現了那張卷子。這可怎麼辦呢？突然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我的頭腦中靈光一閃，想出一個主意----自己冒名簽字，可是，這違反了小學生守則，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可我不想遭到爸爸的批評，也不想讓他失望，於是我找來了以前爸爸簽字的卷子，一筆一畫的描了起來，蒙騙了爸爸和老師，那一段日子我也曾竊喜過，也曾為自己的過失愧疚過，每一天都像有一個無形的鞭子在鞭噬著我的心，我為我的不誠實而後悔，可是終究沒有勇氣向父母和老師承認錯誤。自從學校開展了學習「八榮八恥」的活動後，使我深刻的懂得了誠信的重要性，想一想列寧的誠實，為了一個小小的花瓶而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我國的偉大領導人之一宋慶齡的信守承諾，只因答應了孩子們的一個小小的承諾，而冒雨前去看忘那些孩子們；還有與我們朝夕相處的老師，為了不讓我們拉一節課，打著點滴來堅持工作，這一例例、一幕幕無不體現了誠信的重要。由此看來誠信乃人之根本，無論人的地位如何，無論人的年長與否，都要以誠待人。這就告訴我們，做人要明白其榮譽，知道其恥辱。
同學們，我們是民族的未來，從小就應該樹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誠實守信的觀念，要明辨是非、知榮辱、辨善惡、鑒美醜，自覺做到「知榮而行，知恥而止」。「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從身邊的點點滴滴做起，多給紅領巾增光添彩，做一名健康快樂的陽光少年!
❹ 跪求有關杭州民俗文化的參考文獻！！ 越多越好！！！
從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豐富文物說明，杭州最早人類活動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徵的民情風俗。他們有的在山上構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設適應地勢低窪的干欄式屋舍。他們利用石頭打磨石犁、石錛,從事稻穀、芝麻等農耕生產；利用弓箭、石刀,從事狩獵活動；鑿刻獨木舟，編織漁網，進行捕魚作業，形成了原始農業生產上的一整套習俗。他們還能用石輪紡織麻布，用石針縫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燒制陶器，來改善、裝飾自己的生活。
春秋戰國時，杭州地屬越國或吳國，後並於楚。秦漢時杭州地開始建縣。據《漢志》載：「吳粵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劍，輕死易發，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數與楚接戰，互相兼並，故吳越風俗，略與楚同。」隋朝置杭州，興建州城，開鑿江南大運河，對杭州城市發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載：「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魚稻富饒，不憂飢餒，信鬼神，喜淫祀。」自唐以後，隨著杭州城市的發展,社會風俗也漸趨都市化,生產、居住、飲食、服飾、婚喪、歲時、慶典、禮儀等民情風俗,都有了相應變化。
杭州的民情風俗自北宋以後,變化較大。杭州曾經歷我國歷史上兩次人口南遷的影響,形成南北風俗的大融合。南渡的北人將原有的家法禮俗一並帶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風俗起了很大變化。南宋杭州的歲時風俗,在南渡初年,與北方風俗還有很大差異。但到南宋末年,隨著南北文化風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滿月、百日、周歲的儀式禮節,也滲入了中原的習俗,娛樂風習也有不少是繼承北方遺留下來的習俗。此後，杭州都市風俗經過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產、生活、婚喪、歲時、娛樂等方面逐漸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風俗習尚。
千百年來，杭州人民創造了自己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這種社會生活不僅表現為日常的飲食起居、四時八節和婚喪嫁娶，也表現為人際的各種社會交往。它和其他文化樣式不同，是作為一種獨特的民眾生活方式形態而存在的，主要特點有：
1.娛樂性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杭州人的生活基本上以家庭、家族為中心，包括游娛活動在內的社會交往，用文化的、娛樂的、休閑的行為方式，展示百姓才華，宣洩民眾情感，協調著人際關系。特別是許多富有杭州地域特色的游藝活動，表面似乎是老百姓的業余消遣游戲，實際上卻以游樂的形式使人們的心靈得以放鬆，精神得以調節。如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月岩三處為杭州中秋賞月勝地。《西湖游覽志余》雲：「是夕，人家有賞月之宴，或攜榼湖船，沿游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九月初九為重陽節，亦稱「重九」、「九九重陽」。杭俗有登高之舉，一般登城隍山或葛嶺初陽台。《杭俗遺風》載：「是日城隍山登高吃糖炒栗子、雞豆，帶游斗壇、文昌、關帝、火德等廟。」
2.地域性
杭州民俗文化旅遊資源形成於杭州特定的地理環境中。千百年來，人們旱地種桑，低田則放水種稻養魚，江河湖塘多養殖魚蝦。溫暖濕潤的氣候和水域廣闊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杭州平原地區生產結構上的獨特的狀態：漁業和以水稻為代表的農業以及蠶桑業的發達，致使杭州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的譽稱，並給杭州地區民俗的形成和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杭州民俗，無論是人生禮儀、生產習俗、還是生活民俗、歲時節令習俗都極具地域色彩。如杭州重陽家家皆食栗糕，重陽糕以糜栗粉和糯米拌蜜蒸熟，切斜方形，上插彩旗。插旗之風，南宋已有。據《夢粱錄》載，杭城重陽節尚時興「獅蠻栗糕」，「以五色米粉塑成獅蠻，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為細末，人麝香糖蜜和之，捏為餅糕小段，或如五色彈兒，皆人韻果糖霜，名之『獅蠻栗糕』。供襯進酒，以應節序。」。
3.衍變性。
民俗，作為風俗習慣，它是約定俗成、久習為慣的文化心理和行為方式。民俗一旦形成，始終保持著歷史的持續性、穩定性，這是民俗所共有的特點。同時，在民俗的傳承過程中，由於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又會產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具有創造性和可變性的特點。雖然前輩的習俗被因襲下來，但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更加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下，具有時代性的新民俗會不斷地萌發和演繹。杭州民俗文化也是如此。一些古老的民俗漸漸從人民的生活中隱退，而另一些傳統民俗正萌發出新枝綠葉。如1949年5月3日為杭州解放紀念日，每逢「五·三」，有關部門都要組織老同志座談，撰寫關於杭州解放前地下斗爭以及解放杭州的文章。各大、中、小學還組織學生到革命烈士陵園獻花，緬懷革命先烈。再如，我國傳統的九月初九「重陽節」這天，省市要舉行各種形式的活動。有的召開表彰會，表彰那些在四化建設中繼續奉獻在各條戰線的老同志和敬老愛老工作做得好的先進單位和個人；各機關、團體、廠礦也要召開老年人座談會，有的還舉行各種形式的娛樂、聯歡活動和賞菊、登高、書畫展等活動。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全市敬老愛老的風氣越來越盛行。
❺ 學姐或者學長…你能否幫我寫一篇800字的公共政策小論文呢
公共政策視角下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
[摘要]文章回顧了人口變遷尤其是「嬰兒潮」所帶來的問題，以揭示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在「經濟國家轉型期」的總體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審視了家庭結構、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長期護理需求以及社會的責任。同時，通過對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以及相關研究的評析，對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護理以及個人社會服務的發展也進行了考察。在聯合國實行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下進一步探討了老年人的就業、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內容。最後，討論了與實現國家的明確目標有關的政策、實踐和理論問題。文章強調，為應對老齡化而作充足准備，要考慮個人、家庭、執業人員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
[關鍵詞]中國，老齡化，公共政策，社會福利與服務，養老護理
一、前言
作為人口變遷的重要過程，中國老齡化問題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採取計劃生育予以應對。如今，當年「嬰兒潮」的一代人開始進入老年期，其後果是社會急劇老齡化，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顯現。如今中國的家庭結構為 4-2-1的倒金字塔結構，從老年人生活中的長期護理需求(LTC)的角度來看，如今年輕一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由於實行了去政治化的「經濟國家」的總體公共政策(GPP，即一個政策體系首要目標及首選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與開放的政策(Chen，1996)，中國已積累了大量的資源，因此有能力來應對這樣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改革又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又一個去經濟化的過程，即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的角色開始轉變成為社會服務的提供者(經濟國家轉型期)(Chen，2004)。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負擔不斷加重，社會「撫養比」不斷上升，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致富目標的一大障礙。此外，由於在中國(尤其是在城市地區)人們一般都會在較早的年紀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後很長一段的生活中，他們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方面的需求顯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國這方面的條件卻都還很有限，與美國以及一些發達國家相比，還處於落後水平(不考慮一些在福利項目上的實質的區別)。本文通過回顧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從中國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旨在通過了解中國特有的內在關系，明確中國目前為應對老齡化問題所採取措施的現狀，從而確定有關重要的課題以供研究、實踐以及政策制定參考。
二、人口老齡化和中國人口激增
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中國基本上是沒有外來或對外移民的問題。中國與其他發展中新興工業國家一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歷著一個快速的人口轉型期， 即從一個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階段過渡到一個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壽命延長(由於醫療條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時維持高出生率的階段。這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徵是高人口增長率。新中國成立後的高人口增長期剛好與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二戰後的 「嬰兒潮」是同一時期，但在這一人口轉型過程中，中國的人口增長更加快速，規模更大。然而，在這一發展時期，高度政治化的總體公共政策過於強調了政治在經濟中的主動性(Chen，2004)。在當時，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全盤否定，但又無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難題，其結果就是無限制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計劃中的經濟發展，後來成為政策制定中越來越感到頭痛的問題。最後，在隱性失業和其他相關問題的壓力下，尤其是「上山下鄉」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權宜之計的失敗，中國政府終於醒悟過來，從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長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矯枉過正」。
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徵。這樣的政策有助於人口擁擠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時也加速了中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正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中國還未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准備。20世紀末，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了10%。按照國際通行標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中國在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中有哪些不足，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在中國「嬰兒潮」時出生的那一代人，他們現在剛剛好跨進中國法定退休的年齡(男性60歲，女性55歲)。這個群體的巨大規模以及他們的需求是對整個社會嚴峻的考驗，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們的家庭、所在社區、相關制度，還有勞動力市場等等，都會受到這個迅速「老化」的社會的影響(Frazier，2006)。
三、家庭結構和長期護理需要
計劃生育政策給中國的家庭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中國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這樣的家庭結構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齡化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變成了一個倒金字塔結構。如今在中國，典型家庭結構(尤其在城市)是一個孩子加上父母兩人以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現在醫療條件好了，說不定太公、太婆都還在世。此外，現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讓幾代人同居在一個屋檐下的夢想變得困難了(雖然並不是不可能)，這讓那些獨生子女們想照顧他們年邁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難上加難。隨著越來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國人再也不能對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結構抱有理所當然的想法了，這對那些陷於老弱病殘的老人來說影響尤其巨大。在這里，我們可以看一個現實報告。這個報告是關於2000年從20個不同省市區調查的20255個中國老齡人的潛在護理需求。報告指出，大約1/3(35%在城市，29.6%在農村)的85歲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護理(Pei，2007)。
但值得關注的是，對政策制定者、理論家還有普通的中國人來說，無論傳統的家庭護理有多麼需要，但它卻不是應對老齡化潛在護理需求問題的唯一途徑。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可以從市場獲得幾乎所有需要的資源，為老服務，包括長期護理(LTC)也都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經濟支付能力，這樣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兩個例子就簡要地說明了這個情況。
筆者曾經目睹一個富有的中國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衛星電視上，講述為他的上了年紀的母親高薪聘請了3個家庭護工。護工們為老人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長期護理，雖然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親自來做，但並不妨礙他作為孝子盡的一片心。最後她母親在平和與安詳中逝世，而這位百萬富翁也算盡了孝道。
筆者也曾經看到一個真實的報告。在農村，一個84歲高齡的老婆婆，膝下無兒無女，房屋破爛，家徒四壁，生活極其困難。她的老年生活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這種狀況令人觸目驚心。
對比如此兩個真實的事例，前一個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於高昂的費用，看起來也並不是大多數的中國老年人都能夠享受到的。也許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看到如第二個事例中那位貧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會卻不能忽視這樣一群身處社會底層、生活貧困的老人。所以，公共與社會策略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四、社會福利與經濟轉型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經濟國家」(Chen，1996)，員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單位來管理，或是由當地政府相關部門來代理的，在農村則是由人民公社的生產隊來管理。因為當時的計劃經濟讓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處於一個極低的標准，一般群眾的養老保障需求並沒有顯得特別突出(Chen，2004)。多虧了當時中國的人口相對年輕，盡管當時的政治願望是從經濟上趕超發達國家，但是在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也就是所謂的階級斗爭下，卻掩蓋了經濟倒退的事實。
自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後，新的中國領導班子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大膽地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把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通過改革，希望找到解決國家發展困境的出路，同時快速提高自身的經濟實力。首先，在經濟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對國有企業中的福利制度進行改革，因為這些制度阻礙了社會公平競爭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曾被認為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但是它對經濟改革卻是一種阻礙，它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抱著一個「鐵飯碗」，一起吃著「大鍋飯」，這是導致當時中國經濟萎靡的直接原因。筆者曾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就是對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國的改革更多的是將福利供給制度分離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與經濟相結合。這樣，中國希望保證企業是以經濟發展為主，以提高企業的市場活力，並提供一個更公正的競爭基礎。從經濟的方面來講，政府原先是統一集中所有的資源後再通過計劃來分配資源，是計劃經濟的做法，現在則通過徵收統一稅收來進行調控。一個獨立的社會保障系統是要建立在風險分散機制的基礎上的，但一個機制本身並不能保證好的效果。如過去在國有單位工作的人，因為進行國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崗了(Hassard et al.，2006)。而當時，完善的福利制度還沒有被建立起來，他們原先的福利隨著被下崗而被剔除，脫離了社會保障制度。
如同歷史上每一次的經濟社會變革一樣，中國的經濟改革中也有贏者和輸者。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最大的贏者無疑是那些敢於冒險創新的企業家。在經濟快速轉型期，也有人趁著制度還未完善，通過特殊的關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鑽制度空子，在國有和集體資產轉向市場的過程中侵吞國有財產和集體資產。而對於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現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齡的人們，他們最大的損失就是改革後造成的單位保障制度與社會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之間一度存在的鴻溝，使得他們處於尷尬的境地。還好，如今中國政府已經在努力消除這樣的差距了。
中國經濟全面的提升是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結果(包括對外開放政策)。但是，隨著資源的豐富和國力的強盛，國家也必須著力來處理那些眾多的社會問題，例如人口老齡化。與經濟改革初期相比，現在中國的總體公共政策已經由一開始的以保護企業經濟發展為中心轉變到以社會保護為中心上來(Whiteford，2003)。這是回歸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個信號。但與過去不同的是，中國如今是要在一個更加有活力的、更加發達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與此同時，全國都在關注，在鄧小平通過市場經濟政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能否適時實現「全面富裕」的下一步發展。在這個條件下，對中國老齡化社會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義的。
《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反映了國家為應對1.44億60歲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總人口數的11%)而在國家總體公共政策上發生的變化，承認國家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明確了國家對老齡人口的法律權益的保護的責任，同時，還給出了一份關於中國政府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進程中所做出的「應對老齡化人口問題的發展模式」的詳細工作報告。在白皮書中，反復重申了國家的目標，即「國家重視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尊重他們的優良品德，積極創造條件，發揮老年人的專長和作用，鼓勵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會，繼續參與社會發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頒布的老齡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政策達200餘件，初步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國務院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和有關政策在內的老齡法律法規政策體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國務院成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統籌規劃和協調指導全國的老齡工作，研究、制定老齡事業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協調和推動有關部門實施老齡事業發展規劃，指導、督促和檢查各地老齡工作。建立了老齡事業統計指標體系和老齡統計工作制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三次進行全國范圍的老年人口狀況調查，為老齡事業的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鼓勵社會廣泛參與老齡事業發展，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分析作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書不僅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政府的真實目標，同時通過相關的研究也能發現潛在的問題。
五、收入支持、健康護理以及社會服務
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的重點是關注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一貫性，但是建設新的社會保障系統，使其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經濟改革的「配套改革」，對消除社會差距和不公平來說，不是一條輕松易行的道路。與白皮書中研究觀察的對象相比，我們在辨析一些深層事件的同時，也應認識到這些年努力所獲得的成果及存在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護理和社會服務。
(一) 老年人的社會保障
中國已經把保障老齡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標准作為首要任務，在老齡人口白皮書中，強調要大力建設涵蓋政府、社會、家庭以及個人全方面的老齡人口保障系統。
首先，在城市地區建立完整的養老保障系統。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退休，繼續由國家財政或單位按國家規定標准支付離退休費。相比之下，企業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系統有了根本轉變。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步建立覆蓋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的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1.75億人，其中4367萬離退休人員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國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職工工資增長和物價變動情況適時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達4041億元人民幣，同年各級財政補助基本養老保險基金651億元人民幣，當年征繳收入總額達4312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國家積極發展補充性養老保險，引導和扶持有條件的企業為職工建立企業年金，由企業和職工共同繳費，實行基金完全積累，個人賬戶管理。2005年底，全國已有2.4萬家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參加職工達924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為了緩解和消除老年貧困。國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家庭按標准給予補助。2005年，包括貧困老年人在內的2233萬城市貧困人口領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實現應保盡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
其次，探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大約60%的中國老年人生活在農村，但他們得到的生活保障卻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國已有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約1900個縣(市、區、旗)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5400多萬農民參保，積累保險基金約310億元人民幣，300多萬參保農民領取養老金。2005年支付養老保險金21.3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特困戶定期定量救助，98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條件的貧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對「三無」老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或者其法定贍養人、扶養人確無贍養、扶養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國家實施在吃、穿、住、醫、葬方面給予生活照顧和物質幫助的「五保」供養制度。目前，全國享受「五保」供養的老年人達460多萬人。對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農村獨生子女或兩女戶夫婦，在年滿60周歲以後，由中央或地方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實施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該獎勵扶助的人群達到135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
白皮書關注農村所取得的成就，學者們則關注他們所面臨的挑戰(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國在農村的養老保障覆蓋率遠遠低於城市，對在中國建立一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系統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資金欠缺以及許多空頭個人賬戶都暴露了城鎮養老保險系統的沉重負擔。而由於農村的低收入以及農村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養老的願望成了一紙空談。城市與農村的養老系統的分離，給在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城市失地農民的生活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因此，必須加快養老制度體系的改革，為發展經濟和社會進步提供長遠有效的制度保證(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過實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鎮養老保險中，也存在著很多差異(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從一般企業退休的員工(辛苦工作一輩子，沒有存款)，他們所獲得的退休金與在政府和事業單位退休的員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約只有他們的1/3)。很明顯，這樣大的差距對整個經濟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乃至社會動盪
(二)健康護理
中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建立在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退休人員達3761萬人。「規定退休人員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對個人賬戶計入金額和個人負擔醫療費的比例給予適當照顧。各地普遍將老年常見病、慢性病等大額醫療費用納入社會統籌基金支付范圍，減少退休人員個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動各地建立大額醫療費用補助辦法，由個人或企業繳費籌資，為患大病、重病以及長期慢性病的職工及退休人員解決超過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以上的醫療費用。同時，中國政府積極探索建立城市社會醫療救助制度，通過財政撥款、彩票公益金和社會捐助等多種渠道籌集醫療救助基金，對困難群眾就醫給予補助。「到2005年底，醫療救助試點縣(市、區、旗)達1119個，全年累計救助163.3萬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從2003年起，國家開始進行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市、區、旗)擴大到1399個，覆蓋農業人口4.95億，3.96億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地區老年人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比例超過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國共補償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2.82億人次，補償資金支出144.12億元人民幣。另外，國家成立了全國性的農村醫療保險系統。「2005年農村實施醫療救助達1112萬人次，救助資金總支出10.8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各地積極引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轉型，開展老年保健、醫療護理和康復等服務。「截至2005年底，全國城市已設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1.5萬多個，95%的地級以上城市、86%的市轄區和一批縣級市開展了城市社區衛生服務」(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層醫療機構能夠根據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診、家庭護理、日間觀察、臨終關懷等服務。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問題在社區得到解決。
醫療服務是中國學者關注老齡化中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國的醫療服務系統曾經是低收入的農業社會中的典範，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醫療服務價格就開始節節攀升。用另一句話說，就是「一個原本依賴於公共補貼並且平等地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系統已經轉變成為一個以市場為導向，成為個人用於資本投資的系統」(Kaneda，2006)。在實證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過對家庭調查的數據研究了年齡效應(正相關和負相關)對非預算款項下醫療服務支出的影響，結果顯示，年齡效應對從醫療保障條件到醫療健康支出有著明顯的間接效果。通過對年齡效應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結論是非預算醫療支出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對於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會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歲組，醫療自費部分也會佔到他們正常收入的20%。從這個結果來看，改革後的醫療服務系統給老年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尤其是女性。自費部分的提高給一般人在尋求早期防治時增加了阻礙，導致看病難，尤其是在城鎮與農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樣的趨勢對老年人至關重要，他們需要高質量的健康服務，但是卻沒有辦法負擔得起高昂的費用，而他們在農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年輕人」(Kaneda，2006)。如果一個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醫療保障系統水平來說是不能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的。與此同時，國家也已經在通過各種方式來試圖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過體育活動、健身等等。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如吸煙、酗酒等誘發疾病的陋習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佔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
(三)個人社會服務
比起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單位福利或是農村生產隊都是中國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會依靠，同時也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保障支持網路體系。而經濟改革將原先是由單位作為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改為讓「社會」來承擔這一責任(Chen，1996)。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傑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務中的創新領導，中國引入了社區服務運動，社區老年人是服務對象主體(Chen，1996)。這項舉措在20年間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區建設」。它從大都市向各個中小城市普及，目標是最終覆蓋所有的城市地區。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時，快速增長的社會組織不僅為社會提供幫助，更是把為老年人服務的事業認為是黃金陽光產業，並在全國火熱發展。
白皮書中還涵蓋了題目為「為老社會服務」的章節。裡面指出，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機構養老服務，努力滿足老年人多樣化的為老社會服務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託、機構養老為補充的為老社會服務體系。2005年底，全國城市社區服務設施達到19.5萬處，綜合性社區服務中心8479個。各地採取上門服務、定點服務和巡迴服務等方式，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務、緊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無償、低償服務項目。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建成「星光老年之家」3.2萬個，涵蓋老年人入戶服務、緊急援助、日間照料、保健康復和文體娛樂等多種功能，受益老年人超過3000萬。2005年，全國平均每個街道有1.32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每9.8個社區居委會有1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時，志願服務也覆蓋了許多社區，包括日常護理、醫療護理以及社會養老看護院里的合法看護，同樣也包括家庭一對一的專屬看護服務。「截至目前，全國共有1300萬人次的志願者為280多萬名老人提供了超過6.3億小時的志願服務，建立志願者為老服務站6萬多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從1989年開始(當時筆者在中山大學主持了首屆全國社會工作師資培訓班)，隨著社會公益事業教育的迅猛發展，國家也大力提倡培訓專業的養老護理人員為老服務。
是社區護理還是機構護理，這個問題在西方國家困擾了很久，但是社區護理從來沒有消除對機構護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來，國家加大資金投入，在城鎮建立面向「三無」老人的社會福利院。在農村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養場所和生活服務。從總體上看，「大力發展老年公寓、養老院和老年護理院，為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別是高齡病殘人群提供機構養老服務……鼓勵和調動社會力量，採取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補貼、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推動養老機構較快發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國城鄉有社會福利院、敬老院、養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護理院等養老服務機構39546個，總床位149.7萬張，其中農村鄉鎮敬老院29681個，總床位89.5萬張(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
這些統計數字對於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長期護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筆者回到中國，又拜訪了一些民營及公共養老機構。其發展令人矚目，但它們也同樣面臨著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問題，如供求問題、收費標准還有護理質量等。通過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護理與機構護理仍有明顯不同。如一個家庭將88歲的老母親留在家中照顧，但是由於老人會經常需要醫療方面的護理，家人們還是要經常把老人送去醫療機構，這樣往來，給整個家庭帶來不小的經濟負擔。在對養老機構的條件和服務作出了解後，發現其所提供的也多隻是老人的住所，養老護理所需的專業服務和醫療服務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當老人需要24小時全方位護理時，還是要家人去承擔看護，哪怕已經付了可觀的養老院費用。
❻ 社會福祉學
http://www.wenlun.com/lwcs/article.asp?id=35185
社會福祉就是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是指國家依法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證一定生活水平和盡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資金和服務的社會保險制度。社會福利制度一般來講具有四個特點：社會福利是社會矛盾的調節器；每一項社會福利計劃的出台總是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目的，總是以緩和某些突出的社會矛盾為終極目標；社會福利的普遍性，社會福利是為所有公民提供的，利益投向呈一維性，即不要求被服務對象繳納費用，只要公民屬於立法和政策劃定的范圍之內，就能按規定得到應該享受的津貼服務；社會福利較社會保險而言是較高層次的社會保險制度，它是在國家財力允許的范圍內，在既定的生活水平的基礎上，盡力提高被服務對象的生活質量。
社區照顧與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
一、社區照顧及其目標和原則
在社會工作的理念里，社區照顧是指社區中的各方面成員——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志願者和社區領袖、社區積極分子等組成的非正式網路，與各種正式的社會服務機構——醫院、養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及各種康復中心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機構相配合，在社區內對需要照顧的人提供服務的過程。在完整的意義上，社區照顧是「社區內的照顧」(careinthecommunity)和「由社區來照顧」(carebythecommuni-ty)兩方面的結合。它既包括由政府、社區甚至市場化的企業等各種非營利和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專業服務，也包括由社區內的居民提供的非正式服務。
所謂「社區內的照顧」，就是指為了避免過去大型照顧機構那種冷漠、沒有人情味和與世隔絕的程式化的專業照顧帶來的負面效應，（註：台灣學者黃源協說：「機構幾乎被視為即是建築物(buildings)的同義詞，例如，精神病醫院、兒童之家、監獄等；機構化(institutionalisati-on)則往往被視為是一種令人感到不快的過程，且包括一些負面的現象，例如，冷漠、退縮、缺乏動機以及無助感，這主要是由於對其收容者之概括式的處遇(blocktreatment)、例行性，以及角色的剝奪。」）由政府及非政府的服務機構在社區里建立小型的、專業的服務機構，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治療與服務設施、技術和計劃，使所提供的服務更貼近人們的正常生活，如建立社區活動中心、老人之家、青少年之家、日間照顧中心等，為老人、殘疾人、不需住院治療的精神病、慢性病患者、有越軌行為的青少年及父母無法照顧的兒童提供照顧、治療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務。而「由社區來照顧」則是指由家庭成員、朋友、鄰居和社區內的志願人員所提供的照顧。它雖然是非正式的或者說是非專業的、民間的自我照顧的方式，但是卻能彌補機構照顧的不足，甚至代替機構照顧的許多功能。
社區照顧的目標是改善社會服務的質量，給予個人更多符合其需要的照顧服務，解除受照顧者生活的困難，以保證其基本生活的正常進行。同時，它又克服了「機構照顧」的缺陷，因而，它既體現了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價值觀和福利理想，也作為一種社會服務的模式被大力推廣，並且形成了一系列貫徹這種理想的實踐原則。根據有關文獻和國外社區照顧的實踐經驗，我們把這些原則概括如下：(1)向社會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讓公眾認識全控機構（註：即大型的專業服務機構。）照顧的局限性和社區照顧的意義，了解危機人群的處境與需求；讓主流社會更多地傾聽弱勢群體的聲音，關注社區中的失能者（註：包括身體和智力的殘疾、疾病等，也包括那些心理和行為發生偏差的人。）及其家庭的困難；說服權力部門及決策人士運用國家立法的手段制定相關政策，引導社會支持和參與社區照顧。(2)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立足於社區中有困難而得不到照顧的大多數人的需要，避免機構照顧造成的資源浪費和受益面小的缺陷。(3)充分發揮社區非正式網路的作用，配合正規的社會服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有效照顧網路；區分不同網路所具有的功能，為社區居民提供不同種類的服務與支持，使受助者的困難真正能夠在社區內得到解決。(4)提倡自助和互助的精神，培養社區居民獨立自主的意識，使受照顧者在社區照顧的過程中減少依賴性，克服因接受照顧而機能退化的消極傾向，不斷提升自我的價值，不斷得到增能，也使社區更具凝聚力。(5)從受助者的實際出發，根據他們的實際需要確定照顧方案，使計劃切實可行；計劃既要發揮非正式照顧的特長，又不能排斥機構照顧的必要性，而應使照顧能有效滿足受助者的需要。(6)發揚民主精神，鼓勵社區居民為社區照顧服務計劃的制定提供意見，參與服務的管理過程並監督服務的執行，以保證服務的質量，使服務更具有便民、利民和從受照顧者的需要出發的社區特點。
綜合上述原則，社區照顧的根本宗旨就在於通過發展非正式的照顧，來彌補或矯正正式照顧的缺陷與偏差，在合理分配資源或資源的重新分配的基礎上，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發揮社區網路的作用，以民主和參與的精神發展社區照顧事業，使受照顧者的權利和尊嚴得到體現，需要得到滿足，價值和人格得到尊重。
但是，從國外社區照顧的經驗來看，要貫徹社區照顧的理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既有價值觀和權力關系的沖突，也存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而這些問題，不僅引起關於社區照顧的政治上的爭論，也在實踐中受到人們的批評。
比如，在福利國家，關於社區照顧中價值觀和權力關系的沖突，人們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對社會福利的道德考慮，常常會做出互相對立的解釋。政治上的左派認為，社區照顧只是一種二流的社會服務的雅稱，是政府逃避對人民的福利責任的最好策略；而右派則對社區照顧的政策持普遍歡迎的態度，因為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承擔起照顧自己的責任，政府也可以從沉重的福利財政負擔中解脫出來。對於女權主義者來說，社區照顧則是家庭責任不平等的合法化，「女性除了照料家庭而沒有選擇，男性卻可以通過妻子和姐妹們的勞動而免除自己對家庭的責任。這一不平等的模式通過政府的輿論而得以強化。」因而，「照料活動限制了女性進入公共領域中有價值的社會性角色的機會，從而強化了其第二等級的社會地位。」
對於這種混亂和沖突，有人做了這樣的概括：對政治家而言，「社區照顧」是一個有用的修辭學片語；對社會學家而言，它則是一個鞭策機構式照顧的棒刺；對公務人員而言，它是個機構式照顧的廉價選擇，此類工作可交由地方當局執行——或根本不採取行動；對幻想家而言，它是一個新社會的夢想，在此新社會中，人們彼此均互相照顧；對社會服務部門而言，它則是一個提升公眾期望，但又無足夠資源去滿足此期望的攀魘。
從實踐的情況來看，社區照顧也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實際困難。比如說經費的問題，社區照顧也需要一定的經費投入，而且隨著照顧范圍的擴大、服務水準的提高，經費也會增加。這就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經費來源保證。因此，經費問題幾乎是各國開展社區照顧的頭等制約因素。
基於上述的問題，有人認為，「社區照顧是一個理想，但事實上做不到」，因為社區照顧的原動力來自地方當局，但是，地方當局往往把它看作最不重要的事情而不去做。這樣看來，對那些需要照顧的人來說，把他們「留在社區中而不聞不問，反而是更殘酷、更漠視的事」。從成本效益來看，「良好的社區照顧比良好的機構照顧，其成本要來得更為昂貴，因為它代表稀有技能及資源的分散，而非技能及資源之集中」。對社區照顧的種種批評說明，社區照顧仍然是一種有待完善的服務模式。
二、中國傳統的福利思想與社會照顧模式分析
在中國，社區照顧是一個既新鮮又似曾相識的事物。我們說它是一個新鮮事物，是因為它所使用的專業方法、組織形式和工作理念，對我們剛剛開始的社會工作來說，是全新的、需要認真學習掌握的理論和技巧。而我們說它似曾相識，則是因為鄰里相伴、守望相助的傳統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而以家庭為核心的福利保障與服務制度，又使中國從一開始就有了以家庭照顧為基礎的社區照顧的雛形。而這一切，在中國傳統思想里，都有過較系統的闡述。
例如，在儒家思想里，以「民本」思想為核心的社會福利思想，把「保息養民」作為統治者的責任，主張政府積極介入人民的福利與提倡民間互助互濟相結合（註：參見唐均：「中國的社會福利概念」，載王思斌、唐均、梁寶霖、莫泰基主編：《中國社會福利》，香港中華書局，1998年版。），來實現「仁政」的政治理想和「大同」的社會理想。《禮記·禮運》篇就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而《孟子·梁惠王》中則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這些傳統的福利思想對中國社會福利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漢以來，中國社會的福利照顧，就形成了以「國」為主導的政府福利照顧和以「家」為基礎的民間自助互助福利體系。在「天下為公」和施「仁政」的政治理念支配下，從漢朝起，統治者就以國家的名義建立起了以儲糧度荒為目的的「常平倉」、「義倉」等倉儲制度，興辦濟貧、養老和撫幼的慈善事業。如南北朝的六疾館和孤獨園，唐宋年間的「福田院」、「居養院」，元代廣為設置的醫療救濟機構「惠民葯局」等（註：參見唐均：「中國的社會福利概念」，載王思斌、唐均、梁寶霖、莫泰基主編：《中國社會福利》，香港中華書局，1998年版。），就是這種福利思想的實踐。民間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理念為生活准則，形成了以家庭自我照顧和鄰里互助互濟為基礎的福利照顧網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社區照顧的傳統。
但是，這種傳統與現代社區照顧卻有質的不同。首先，社會基礎不同，中國傳統的照顧方式是適應自然經濟和專制的封建集權統治控制社會的需要，而現代社區照顧是建立在工業經濟和個人角色充分社會化、市民社會充分發育的基礎上的。其次，目的和要求不同，中國傳統的照顧是為了強化「國」或「家」的紐帶，而現代社區照顧是維系社會生活、保護個人權利與幸福的要求。第三，手段和理念不同，傳統照顧體現的是父權主義家長式的仁慈，而現代照顧追求的是平等和人的尊嚴；前者以權威和自發性來推行照顧，而後者靠理性和自覺來保證照顧的系統性與科學性。總之，傳統的照顧更多地體現了封建社會民本主義的追求，現代照顧則是在保障公民權利的前提下，追求社會公正的要求使然。
那麼，傳統照顧模式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的呢？傳統的照顧模式採取的是政府幹預與民間自助和互助相結合的方式，以保證人民基本的生活安全，為老弱病殘和鰥寡孤獨提供必要的照顧，其基礎是家庭和鄰里的照顧網路。正是這種照顧方式，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家庭照顧制度（註：費孝通在《養老模式與養老問題》一書中，把中國的家庭照顧模式概括為「反饋模式」，以區別於西方的「接力模式」。中國的家庭是父母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而子女也要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西方家庭的父母要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但子女卻無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見中國老齡問題全國委員會政策研究室編《關心老年發展老年事業》，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和以地域性社區（村莊、鄰里）或家庭（家族）為單位的自助式基本福利供應和生活安全保障制度。這種互濟互助的傳統，為我們今天開展社區照顧奠定了文化和社會歷史的基礎。
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這種照顧模式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小農自然經濟相結合的產物。封建制的國家是一個「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國」是「家」的延伸和擴大，「家」是「國」的基礎。「國」和「家」互相聯結，共為一體，構成所謂的「天下」。這個「天下」是「家國」結構的天下，是以私人關系（家庭關系）建構的天下。因而，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沒有公共意識和社會觀念、公和私的分別，只是相對於「朝廷」和「家庭」而言。「國」為公，「家」為私。由此，林語堂說：「中國人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心系於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1]由於排斥了公共領域，與個人相對應的不是社會而是國家，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是社會關系，而是剛性的「家」與「國」的政治倫理關系。因而，在人際交往中，人們往往以家庭的親緣關系定親疏，形成「親親」「疏疏」的人際關系圈，費孝通稱之為人際關系和責任的「差序格局」。在這種人際關系的定位下，社區照顧只能達及「圈內」的親友、熟人，而不要能給予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由此而產生出來的福利與照顧行為，表達的是父權主義的「權威」與「仁慈」，而絕非社會福利或公共服務。它與現代社區照顧基於公民權利的福利思想和政治理念追求是完全不相適應的。因此，在繼承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這些封建專制主義和小農經濟意識的影響，必須引起我們的注重。
三、當前我國福利制度的改革與發展社區照顧的探索
自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福利資源均由國家控制並進行統一分配，形成了一種高度集中的福利供應模式。在城市，公民的福利基本上由單位或民政部門所包攬，每個人的生老病死都有基本的保障。這樣的福利模式對社會安全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福利供應體制也存在重大的弊端。一是政府和企業包攬福利供應，造成巨大的財政和經濟成本負擔，不利於政府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也不利於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二是政府和單位包攬職工的福利責任，造成了個人對國家和單位的依賴性，以及平均主義思想的流行，不利於調動個人的工作積極性；更重要的是，由於福利資源的高度壟斷和供應模式的單一化，抑制了社會和各種社會中介組織的發育，也抑制了人的各種社會需要的發展，使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市民社會發展的幼稚階段，直接影響了現代化的進程。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單一福利供應體制的弊病不斷暴露出來，社會福利社會化作為適應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提了出來。正如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指出的那樣：
「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轉換經營機制和政府機構改革、轉變職能，企業剝離的社會職能和政府轉移出來的服務職能，大部分要由城市社區來承接。建立一個獨立於企業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化服務網路，也需要城市社區發揮作用。同時，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各項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與所在社區的關系愈來愈密切……推動社區建設，拓展社區服務，提高生活質量，已成為廣大城市居民的迫切要求。」
而在其中，發展社區照顧來承擔企業剝離出來的福利職能和政府分離出來的服務職能，對於「建立獨立於企業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化服務網路」，就顯得特別有意義。但是，發展社區照顧需要有廣泛的社會力量的參與，特別需要非政府和非營利的社會服務中介組織的介入。然而，由於計劃經濟造成的政府權力過度膨脹，公共領域，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嚴重萎縮，作為服務載體的社區，其功能也嚴重退化，這使得中介性社會服務組織很難有發展的空間。因此，旨在恢復和健全社區功能、使其擔當起社會福利保障和社會服務職責的社區建設，對於發展社區照顧就具有極大的迫切性。
從近幾年我國社區建設的情況看，通過推廣社區服務發展社區照顧，開始形成了一些符合中國國情的經驗。下面，我們以上海浦東的羅山市民會館和廣州文昌地區慈善會的個案為例，探討在我國的社區建設中，發展社區照顧的方法。
羅山市民會館是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探討社會福利社會化的產物。在社區建設中，如何引進市場機制，將國家投資的公共服務設施委託給非政府組織經營，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以滿足社區居民社會服務的需求，是浦東新區在社區建設中改革與發展的重要目標。因此，當羅山街道社區於1995年建成時，社會發展局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服務體制改革思路，把閑置的公共配套設施改建成一個具有綜合社區服務功能的市民休閑中心。他們把這個中心命名為羅山市民會館，並選擇委託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進行經營管理。
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具有100多年社會服務傳統與經驗的非營利民間組織。他們將會館4000平方米的佔地面積和2260平方米的使用面積建成20多個室內外設施，開發出包括文化娛樂、康體、社區教育、社區衛生和社區照顧等在內的50多個經常性項目，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政府對會館基本沒有日常運營成本的補貼，財政負擔需要青年會自行解決。為此，他們將所開發的項目分為微利、持平、差額補貼和全額補貼四類，嚴格管理。其中，屬於公共福利服務、需要全額補貼的項目，占項目總數的32.78。從1996年到1999年，三年時間達到財政收支基本平衡。
羅山會館的經驗對於怎樣通過制度創新使社區服務成為非政府操作的獨立事業，具有重大的意義。
「將羅山會館與目前由街道承辦的社區服務中心作比較，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角色的重大變化。街道承辦的社區服務中心，其所有權、運營權和管理權統統由街道辦事處壟斷。而街道辦事處是城市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代行政府職能。在這種體制下，社區服務中心不可能成為獨立的社會主體，而與政府處於一種『聯體』狀態。一方面政府可以直接干預機構的生產經營與內部管理，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陷入對機構承擔無限責任的境地。在機構內部，管理者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追求自身的利益。政府在監督機構管理者上的成本是很大的，機構管理者可以利用機構資源，以犧牲政府目標為代價來增加個人或小團體的需求滿足。而羅山會館卻沖破了這種舊體制，形成了一整套新的組織關系和組織形式。政府只保留所有者的權利，而將生產經營權交由一家體制外的社團獨立執掌，這就避免了上述弊端。」[2]
如果說羅山會館的個案，使我們看到了通過制度創新來推進社區照顧的可能性，那麼，文昌地區慈善會的個案，則可以使我們看到，通過社區自己建立獨立的社區服務機構、向社區募集資源來組織社區照顧、實現福利社區化的成功案例。
廣州文昌慈善會是由逢源街道辦事處的幹部發起並領導的、以社區服務為導向的非營利組織。逢源街道是一個人口密度高、中低收入者居多且民政服務對象比例較高的老城區，60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17左右。但是，這里可開發利用的經濟資源卻非常稀缺。街道轄區內沒有一家大企業，也沒有閑置的土地可供商業性開發。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形勢下，依靠退休金或民政救濟的人群生活非常困難，保障社區中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為那些有社會服務需求的老弱病殘提供照顧服務，成為居民的迫切要求。而政府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來滿足社區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街道辦事處借鑒國際經驗，決定成立具有社會獨立法人資格的慈善會，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向各界人士募集資金，興辦社區福利事業。
慈善會的主要做法是：(1)組織慈善捐款捐物，為開展社區照顧籌集資源，從1996年到2000年4年間，共獲捐款捐物摺合人民幣150萬元。(2)明確社區需求，針對社區突出問題開展福利服務和公共服務。在社區照顧方面，建立了社區敬老院，組織志願服務隊為居家老人提供服務，對孤老、殘疾、特困和孤兒提供援助服務，組織社區開展助養、認養老人活動，以及情緒輔導和安慰等精神照顧服務；在公共服務方面，開辦了社區文化康樂、社區教育、衛生保健、法律和再就業等服務。(3)修建公共設施，改善社區環境，為社區居民提供醫療、康復條件。(4)組織志願者隊伍，開展鄰里互助，使之制度化，建構起了源於傳統、又具有時代特徵的社區照顧和服務的社會支持網路。
文昌地區慈善會的經驗對開展社區照顧的意義是：在一個行政資源和經濟資源相對短缺、福利供應嚴重不足的社區，通過建立獨立於政府行政體制的社區中介服務組織，以多元化的方式組織民間的福利資源，為社區的弱勢群體提供福利服務，是一種觀念的創新，也是一種組織創新、制度創新。它對於我國目前的社區建設，因為體制限制和資源短缺而無法深入發展，無法走出原有的以政府出資、甚至包辦的形式開展社區服務的老路子的困境，是一個極好的啟示。
不僅如此，文昌慈善會的經驗還告訴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鄰里互助和家庭照顧模式，在現代條件下，仍然是我們發展我國的現代社區照顧的重要道德資源和文化資源。逢源街道在組織志願者隊伍、募集資金的過程中，主要依託本社區的力量，發掘民間的福利資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提倡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區互助精神，使傳統的民風民俗與現代的社會意識在服務與被服務的互動中，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社區的合力；也使這個福利資源相對稀缺的社區，擁有了較高水平的社區照顧，既解除了政府的後顧之憂，也滿足了居民的基本福利需求。
社區照顧是社區服務的核心內容。社區服務如果不落實到社區照顧上，至多隻是一些初級的便民利民服務。而從我國社區建設的經驗來看，社區的便民利民服務常常會走樣，變成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行為。因而，在過去，社區服務常常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是把社區服務變成某些機構、個人或政府部門設租、尋租的手段；二是由於缺乏資源和社區群眾的參與，社區服務以轟轟烈烈開始，以冷冷清清告終。社區照顧使社區服務提升到以公眾利益為歸依的高度。它提倡發掘民間的福利資源，動員居民參與，通過非營利的中介服務機構的工作，使福利服務更貼近大眾，更能滿足群眾的基本福利需求。因此可以說，社區照顧是體現社區服務的福利性、自主性、大眾性和自助互助精神本質的內容，是社會福利社會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發展社區照顧是社區服務主要的目標，是體現社區服務的福利性的主要內容。
因此，在社區建設中，通過引進非政府的福利機構，或者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在政府組織的支持下，建立政府體制之外的民間福利機構，為社區居民提供福利服務和公共服務，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社區服務，建立社區照顧制度的努力方向。當然，我們在提倡發展社區服務的同時，也應該強調政府的支持和介入。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宗旨就是要不斷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和滿足精神生活的要求，而政府又是各種資源的最大擁有者，沒有政府的支持，僅靠民間的力量，很難證社區服務的水平。
總之，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社區照顧的經驗，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福利思想與實踐經驗，通過政府和民間力量的結合來發展社區照顧，將對我國的社會福利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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