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毋令长者疑，毋使父母怒的意思是什么
不要令长辈为你担忧，不要惹父母生气
⑵ 什么是孝顺的道理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源。 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不应该违背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心意，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的表现。所谓「百行孝为先」，反映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
孝的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等。孝顺指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权威的肯定，从而遵从父母的指点和命令，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
儒家《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
《百善孝为先》周国民书(2张)
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孝的观念不只於孝顺父母而已，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孝经·谏诤章第十五》:「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广至德章·第十三》：「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论语》中，子夏向孔子请问什麼是孝。孔子说：晚辈长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5章。
道家《庄子·天运》孝的观念：「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印度及其他亚洲地区也有类似的伦理概念，另外孝顺还可以推广为一般对年长的人的尊敬和顺从，比如媳妇对公婆的孝顺，对长辈亲戚（比如姑、伯、舅、姨等）的孝顺等。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为政篇四章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之后，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他这件事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来侍奉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又要依礼来安葬及祭祀他们）。
此章的“无违”由孔子自己后面的说明看来，应是不违背礼的意思。
至于为何孔子在此要分两段解释无违呢？有学者以为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贤而好礼，所以孔子只要他能做到不违其父之志向行为就可以算是孝了。但是一般人的父亲言行未必一定合礼，此时子女就不应以不违背父亲为孝，而应该以不违背礼为孝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让做父母的只因为子女的疾病而忧愁烦恼）。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1.使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2.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子女须小心保重自己；3.子女应只担心父母的疾病，其它则不宜过分担心，否则反而会使父母不安。
此章言外之意乃是因为疾病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其它各方面则人的主控力较强，所以作子女的必须在其它各方面勤勉努力表现良好，使父母不会因为除了疾病之外的事情，为子女担心操烦。
由此观之，孔子此章之真意也许可以理解为：子女须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可以做好的事，以期使父母不因为子女多担操烦。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今日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供养照顾父母。但是家中的狗和马也一样也有人供养照顾啊！假若心中少了敬意，那又如何可以分辨这两者呢）？
此章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有两解：1.狗和马也一样有人供养；2.狗和马也一样可以侍奉人；但若依第二种解释似乎就不须“有”字了。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夏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晚辈长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当有事时，年轻人去做；有丰盛美食时，由长辈吃；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此章的“色难”亦有两解：1.晚辈的神色（详解如上）；2.长辈之神色：是指能够在父母神色未变之前，先得知父母的心意。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6（5+1，一章重出）章，即
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人的文字“志”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态度。我们都曾经作过儿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当父亲、师长的面前，听到教训吩咐，口口声声称“是”，但背过身来，却对着同学、朋友，做一个鬼脸，表示不听。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乃至于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诚诚恳恳，非常老实，说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要作到底，父母死了，于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说得到做得到，经过三年这么久的时间，感情没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贯作法，这就是孝子。）这6（5）章皆属“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
综合这6（5）章之意如下：父母在世时，与父母相处自己要秉持恭敬的心意；保有和悦的神色；行为要合义合礼；另外也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尽量减少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过世之后，丧祭亦应合义合礼；且必须时常缅怀他们，并效法他们合义合礼的言行，如此都能做到，才算是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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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季秋念孝文
“百善孝为先”这一句出自清人《围炉夜话》的文章之中。因为是根本的道理，根本的人伦，根本的共识，所以数千字的《围炉夜话》，抵不过这一句“百善孝为先”的名声。
为何以孝为百善之先？
《韩诗外传》卷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 于是，辞别孔子，回家赡养双亲的门人，就有十三人。
其实正因这句话说到了“根本”处，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万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孝为先。这又为何？因没有孝，没有根本，就没有人类传承。为人子女当孝，为人父母当慈。父母养子女叫做“养”，子女养父母也叫做“养”。前者抚养成人，后者赡养终老。这叫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出自《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如何叫天经地义？人栽果树，此树领受天地雨水日光，必然开花结果。就算是“人参果树”那样精贵的树种，也要三万年一开花，三万年一结果。没有受人滋养而不报答的天地道理，这就是天经地义。
我们看孝字的写法，下面是“子”，上面是“老”，所以《说文》讲“孝”为：善事父母者。老在上，子在下。这是长幼尊卑的次序，礼节。也可以视为子承老，儿子背老父母，这是象形，更是直观的孝行。
所以人生在天地之间，《论语》记先师之言曰：三十而立。为何是三十才称为“立”？“立”，是以人伦人道人理立在天地之间。以德行道理立，断然不是以“财利”立。人生到三十岁的年纪，非但自己为人子女，并且已作人父母，应上知人子之道，下知为父母之道。关于人为何而来？如何而来？将往何处？当做何行？这些根本的知识，应有一番体认。这种体认，并非一定用文字文章文采编织成锦绣出来，比如乡间的老人，他们不识字，却行善积德，友待乡邻。这种知识，不是从书本而来，不是从锦绣文章而来，而是数十年为人之行的体认。因为“道不远人”（《中庸》），根本的道理是最简单易行的。这就是，《论语》中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文”在“行”之后，这是根本的次序。
并且，假如，人在未有“余力”（余力是行的余力，孝行德行的余力），德行未修，不能称“立”的时候。故作文采（文采包括文字功夫等等一切文艺的技能），他的心，必定在文章中表现出来。所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总之一概的行为，都将其内心表露无遗。因为一切的行为，都是心中作祟，才付诸于行动。
⑶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翻译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译文：同学们追随我到此（龙场驿），情真意切。我担心没有什么能力帮助你们，用四条要求互相勉励，来答谢各位同学的厚意：一是立志；二是勤学；三是改过；四是责善。你们要认真听讲，不要不重视。
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而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译文：志向不树立，天下就没有可以做成功的事情，即使是各行各业的技能手艺，没有一项不是以志向为出发点的。如今求学之人懒散怠慢，荒废时日，最终一事无成，都是由于志向没有树立罢了。所以立志成为圣人，就可以成为圣人；立志成为贤人，就可以成为贤人。志向不树立，就像没有方向的船，就像没有笼头的马，终究达不到目标。过去有人说，让人行善使他的父母恼怒他，使他的兄弟怨恨他，家族中人及同乡朋友厌恶他，这样的善行不做也罢；如果做了善事父母都喜欢，兄弟都高兴，家族中人及同乡朋友都尊敬相信他，为什么不去行善而成为君子呢？做了坏事父母都喜欢，兄弟都高兴，家族中人及同乡朋友都尊敬相信他，这样的坏事做做也无妨；做了坏事让父母恼怒，兄弟怨恨，家族中人及同乡朋友厌恶，为什么还要去行恶而成小人呢？各位同学想到这些，就可以知晓应立什么志了。
勤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
⑷ 贵阳阳明祠内王阳明先生的《训士四条》和《论语四条》木刻全文内容有谁人知道
先生训士四条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立 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所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 学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
改 过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盗寇，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将人不信我，且无赎于前过，反怀羞涩疑沮，而甘心于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 善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 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⑸ <<父母怒之,不作于意>>翻译
父母怒之，不作于意
伯俞有过，其母（笞） 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怜，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 作于意），（ 见于色），下也
翻译：父母对自己发怒，自己不记恨（父母）
伯俞做错了事情，他的母亲用鞭子打他，他哭了。他的母亲说，以前打你，没见你哭过，今天怎么哭了？他说，以前我做错了事情母亲鞭打我，我感觉到很痛，今天母亲鞭打的力量达不到使我痛的地步，（母亲由于年纪大而没有了力气，这里用来说明母亲年长力衰）所以我哭了。所以当自己做错了事情，父母生气的时候，心中不记恨，脸上不显露痛苦，坦诚地接受父母的责罚，这是最高的境界（孝顺）；父母责难，心中不记恨，脸上不显露痛苦，这是第二层境界；心中记恨，脸上显露出怀恨的样子，这是最低的境界（不孝）
⑹ 孟荀善恶论
哦 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孟子 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恻隐和羞恶是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孟子说“人皆有之”，即认为这种心理常态是人人具有的，无一例外，以此是带有普遍性的。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天然所固有的。无一人能够例外，非个人能力所及，于是就成为一种绝对，一种极致。所以孟子说性善“人皆有之”，又说“我固有之”。孟子认为，这种人心所固有的心理常态就是仁义的萌芽之所，是仁义礼智的本原。
既然人是性善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施展人的这一性善本质，也就是如何依据性善而实践的问题了。
孟子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每一个人的作为都有善有不善，并非可以不加努力完全自动地依据本性去行善。遵守性善的人，就是顺受其正，就得天之助，得人之心，就是正命，就得以成功。不遵守性善的，就不得天助，不得人心，就非正命，就要逆天而亡。有行之者，有不行之者，孟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取舍”一点上。所以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强调一个“求”字。
孔子重“仁”，孟子重“义”。“仁”与“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在内涵上却是可以合为一体，重合为一的。“仁”具体化就是“礼”，遵“礼”而行就是“义”。《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与“义”的差别，不在于概念的内涵不同，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仁”是名词性的，是理论上的、本体的、静止的。“义”则具有行为和实践的含义，是动词性的一个概念。《孟子·公孙丑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孟子·离娄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又《孟子·尽心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仁”是一个原则，一个标准。“义”是有所作为，有所取舍，以达到这个原则和标准。所以孟子说“仁”是“居”，是“宅”，而称“义”为“路”。依“仁”而行，有所由，有所取舍，就是“义”。所以“义”是一个带有实践性倾向的概念。
在孟子当时，关于“仁”、“义”这两个概念，诸家已有争论。《管子·戒》说：“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告子也持此说，认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以仁为内，以义为外，即以仁为本性和本体的，以义为非本性和非本体的。其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否定作为本体的“义”的概念，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管子·戒》与告子强调“义”的外在实践性的合理倾向。《孟子·告子上》说：“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孟子坚持认为“义”与“仁”没有内外之分，反对“义”为外，而强调“义”出于天，出于普遍心理。但孟子说“义”是“行吾敬”，“敬”就是“仁”，“行吾敬”就是“行仁”，对于“义”的实践特点是明白承认的。?
“义” 的关键问题在于取舍一点，孟子提出性善说的目的也是要归结于取舍的选择。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又引孔子语说：“操则存，舍则亡。”孟子自述，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引孔子语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万物皆备于我。强怒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说过的几句最著名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和“舍生而取义”，都是从“义”的取舍意义上的阐述，其逻辑线索则来自于他的性善理论。性善论表面上看是对人性的抽象论述，实际上则是孟子思想中实践原则的最得力的理论论证。?
由此可见，性善论是一个实践的概念，而非出于严格的逻辑推理。但是，孟子在提出性善论时，却赋予了它一个逻辑论辩的形式，孟子自己也以“好辩”自诩，这就等于是承认了性善是可以通过逻辑进行论证的，结果反而使性善论的问题复杂化了。?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 在这一段论辩中，“熊掌”的价值大于“鱼”的价值，为世所公认，应视为公理。所以从“鱼”到“熊掌”的推理：“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是符合逻辑的。但是第二个命题“舍生而取义”中，以“生”比同于“鱼”，以“义”比同于“熊掌”，这个前提条件并非世所公认，所以这个环节是独断的。因而“义”的价值大于“生”的价值的结论：“舍生而取义”，也是独断的，是不能成立的。 在这一逻辑推理中，孟子确实做出了一个论辩的形式，但其“好辩”性质实有赖于道德的力量。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在这一段论辩中， “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一组三项，和“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一组三项，具有同样的逻辑关系。如果肯定第一组是符合逻辑的，则第二组也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否定第一组的逻辑关系，则同样也否定了第二组的逻辑关系。实际上这两组关系都是符合逻辑的。从第一组的三项中，可以抽象出共项“白”，同样，从第二组的三项中，也可以抽象出包括人在内的三种生命物的共项“性”。凡有生命之物都有共同的“性”，就是求生，不论是犬、牛还是人，都要求生，这符合事实，并没有错。在这一段中，孟子先设下“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三项，引导告子予以肯定。然后又设下与之并列的“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三项，但却否定其逻辑关系，这是不能成立的。孟子否定了后一个系列，实际上也已经否定了前一个系列，孟子的论证等于是在用不符合逻辑的论据证明不符合逻辑的结论。所以，孟子的论证是有矛盾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成立的。孟子这样论证，实际上还是利用了伦理道德的因素，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不愿意将自己与犬、牛这样的动物相提并论。突出人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以人为自然界的核心，把人从整个生物界中分离出来，这是儒家人本思想的主要观念。孟子以此观念作为这一段逻辑论证的先在前提，所以说它是独断的。
《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以“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对儒家学说做一番维护论证，认为只有“能言距杨墨”，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徒”，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后世滔滔雄辩者所师法。但是另一方面，孟子对于诸子百家不同学说的态度，就没能像《易传·系辞下》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没能像《庄子·天下篇》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对各家学说给予长短两方面的分析。孟子是以“一治一乱”的判断方法来评价诸子，对诸子进行是非取舍。或者仁，或者不仁。或者可以治，不可以治则必可以乱。孟子对待其他诸子的态度，从理论上的全面否定，一至情绪上的声色俱厉，实开李斯禁百家语和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先河。
然而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对孟子的批评。
孟子认为性本善，但恶从何来？程颐在解释“恶”时，说它不出于心，即不出于性。《程氏遗书》卷十八：“‘问心有善恶否？’伊川曰：‘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但是朱熹又提出疑问。《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履之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稳处。盖凡事莫非心之所为，虽放僻邪侈，亦是心之为也。’”
《朱子语类》卷五又说：“心之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说恶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么做出来？”
吕思勉先生说： “如实言之，则告子之说，最为合理。凡物皆因缘际会而成，人性亦犹是也。人性因行为而见，行为必有外缘，除却外缘，行为并毁，性又何从而见？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此说最是。性犹水也，行为犹流也。决者，行为之外缘。东西，其善恶也。水之流，不能无向方。人之行为不能无善恶。既有向方，则必或决之。既有善恶，则必有为之外缘者。问：无决之者，水之流向方若何？无外缘，人之行为善恶如何？不能答也。必欲问之，只可云：是时之水，有流性而无向方；是时之性，能行而未有善恶之可言而已。佛家所谓‘无明生行’也。更益一辞，即成赘语。孟子驳之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误矣。水之过颡在山，固由搏激使然，然不搏不激之时，水亦自有其所处之地，此亦告子之所谓决也。……故孟子之难，不中理也。”
二 学术界对于荀子性恶论的理解
荀子认为，人之命在天，“无天地，恶生?” 天地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 。?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认为：“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性、情欲都源于天，因此人对于性、情、欲最多只能是“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天不能治人，叫做“天人之分”。既然有“天人之分”，就可以有人治，有人与天情、天性的对抗。所以，荀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了“天人之分”一点上。?
《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伪即为，意即人类的作为。性和情是天生的，人不可干涉，也不应该干涉。但人的后天选择、思考、学习、行事，却完全取决于人，应该由人自己承当，“天”也同样不可以干预人事。“伪（为）”与“虑”与“学”与“行”，正是荀子思想中所最终强调的部分。荀子著《劝学》、《修身》诸篇，并以此作为《荀子》全书的开始，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荀子认为，礼义是出于圣人君子之伪（为）。《荀子·儒效》：“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伪（为）是建立仁义、消化性情的关健，是在否定了孟子之后，礼义和人治赖以重建的新的根据。“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说：“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为与不为。《荀子·性恶》：“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能行，能止，能为，即是君子。小人循性而不知为，君子明天人之分，化性起伪，不舍于性而求有为，性与为既是有区别而对立的，又是一致而并存的。性虽具有欲望，但性本不怎样恶，不加以节制才乱，才恶。所以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有了“为”的概念以后，“性”之“恶”的情况就得到了淡化，以至于在《荀子·礼论》中，“性”与“为”趋向于一致，即“性伪合”。“性伪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方法上，是“学”的方法和途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积善成德，圣心备焉。”“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为” 不舍弃“性”而独在。“为”与“性”相联结的关键环节，就是“学”。其二，荀子往往以礼义并称，区别于孟子的以仁义并称。荀子对礼学有着重要的阐述，“性伪合”表现在具体内容上，就是礼。如果说孟子是在孔子“仁”的概念之后着重建立了“义”的概念，那么荀子就是继孟子之后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冯友兰先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先秦儒家三个最大的人物，是很正确的。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孟子的学说是以性善论作为开端的，但是却以诋距杨墨作为结束。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性恶论并非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试以法家韩非为例：
韩非主张人性恶比荀子更加鲜明彻底。《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备内》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就只有接受其恶的本性，唯其如此，才合乎天意。所以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现行政治政策就必须以人的本性为依据，要因循它，而不是对它加以否定。 “因”或者说“循名责实”是法家学说中一个重要原则，早于韩非的慎到曾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韩非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法家明确表示不要亲情，不要恩惠，因为亲情和恩惠会连带出许多复杂的因素，把社会秩序搞乱。人是自为的，亦即利己的，因此不可能使人利他。但是恰恰是因为有人的利己，才可以使人由自为转为为公和利他。因为人为了利己，就必须依循国家政策的引导，也必须躲避国家法律的惩罚。于是，利己转而成为了利他。法家是最强调国家秩序的，而法家的人性论理论基础则是毫不隐讳地承认利己，承认性恶。
对于荀子性恶论的本意，学术界也曾有学者予以理解，甚至支持荀子的观点。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最著明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照荀子所说，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禽兽有父子，有牝牡，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则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是人为和文化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精神的创造。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从这个方面的论证看来，人要有道德，并不是因为人无法避开它，而是因为人应当具备它。”
吕思勉先生说： “荀子最为后人所诋訾者，为其言性恶。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伪非伪饰之谓，即今之为字。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耳。”?
三 由孟荀异同略论儒学体系的性质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对此，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荀子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所谓“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说明到荀子时社会现实更趋恶化，更不容提出过高的理想。
孔孟荀三人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但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性恶》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 “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并且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独断的逻辑论证方法也是一致的。
社会政治格局是有变化的，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变化的。在这方面以法家的论述最为充分，如《韩非子·五蠹》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李斯秦始皇三十四年奏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家的“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核心是“仁”。“义”与 “礼”仍然是仁，之所以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不同，则是原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义”与“礼”变了，性善论与性恶论变了，但是“仁”没有变，儒家体系的独断性质也没有变。
⑺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 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
C 韩非子认为人性恶，A项认为人性有善有恶，B项认为人性善，C项认为人性恶，D项认为人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