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

Ⅰ 试用人口因素的作用原理，说明我国实行控制人口数量

我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周期高峰惊人吻合

时间：2006年10月30日06:17 我来说两句

财经博客 WEE：北京会因为房子死一大批人 时寒冰：春节晚会已经被傲慢和狭隘彻底毁了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作者：邹民生 乐嘉春】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李长安：多科德（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副教授

□主持人：邹民生 乐嘉春

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碰头

主持人：据国家计生委有关人士称，中国不久将迎来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三大人口高峰。

而中国经济现在也开始转向和谐发展的轨道。我们注意到，这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周期，即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

两个周期碰头，是好是坏？今天我们就从人口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因为这无论对国家战略，还是对企业经营策略，甚至人们个人的生活安排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两位对此素有研究，是否先介绍一下我国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有什么特点？

穆光宗：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起点，也是目的。人的活动离不开经济，而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所以我们讨论经济问题时，从人口的角度来研判，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

观察我国的人口增长，还是有一定规律与周期性的。在过去50多年里，我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可以分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49~197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1970年的出生率水平还与建国初期差不多，在33％。至35％。之间。

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0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整个第二阶段经过1970年代的快速下降。1980年代的波动和1990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现代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实现。

再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看，大致也有四个阶段：（l）1949～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这是人口转变的扩张阶段。（2）1970～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大幅度下降。（3）1980～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90年代，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和减慢。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看，我国现代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差不多是每十年分出一个时段。

李长安：与人口的周期性相似，我国经济也有一定的周期性。从中周期看，我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比较大的周期，当然其中还有若干个短周期。这里，我们提供一个人口与经济波动的周期图（见图），大家可以直观地对照分析人口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现在出现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碰头的现象，我觉得意味深长，需要因势利导，早做对策。

而从建国以来经济波动周期情况看，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阶段：

从1949～1956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迅速，生产总量不断增加，就业率有很大提高。由于措施得当，战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从1956～1976年，我国实行单一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运行了三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很大，呈现典型的“大起大落”特征。而每次经济收缩的结果，均使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呈绝对下降，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

从1977～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经济体制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这一时期，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三个明显的短周期。但经济波动发生了深刻、明显的变化，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扩张力度得到一定控制，经济增长的抗衰退力增强，质量有所提高。

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深化改革时期。中国经济运行了一轮较长的周期。本周期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增长，越过高峰后，以“小幅缓收”为基调，波动较为平缓，但下滑时间较长。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再次进入了新一轮周期运行当中。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以上的水平，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不过，由于近来中央连续出台了多项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上以和谐社会为主旨的国家战略的调整，预计明年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逐步放缓。

人口周期冲击经济周期

主持人：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走势看，这两者之间似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会有怎样的正向或反向的作用？具体来讲，我国的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冲击会有哪些表现呢？

穆光宗：如你说，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确实息息相关。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

比如，大家现在谈论比较多的“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体现。具体来说，快速的人口转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至少三方面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 三是由于老龄人口高峰没有到来，社会保障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以上也可以理解为人口转变积极的经济效应。

另一方面，必须注意一个关系，即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人口因素很多，我这里重点提三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我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这么几种风险：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再次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

第二个是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前后，中国可婚男性人口可能过剩2400万左右。这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普遍的升高和偏高趋势已经产生了人口生态的“赤字”。未来超过2000万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甚至剥夺，这无疑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三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不过，人口老龄化既是人类寿命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生育率转变的历史产物。人口老龄化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能否发挥作用，主要源于社会如何认识人口老龄化和如何对待老年人。老龄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是老年人的发展问题。

李长安：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这种观点也就使我们熟知的马尔萨斯理论。

而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论据是，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

值得提出的是，我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在高峰点上确实有着十分惊人的吻合度。比如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是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期；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国民经济经历三年灾害之后的调整和恢复期；第三次出生高峰出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十年；而目前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又正好同时出现在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间。这就说明我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基本同步的。不过，对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的正向或反向互动关系，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主持人：从两位刚才的分析看，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微妙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快速增长有一定关系。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 “人口红利”，但从人口结构看，这个红利期其实不会很长。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协调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口的周期性变化。那么，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穆光宗：要认真处理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必须及早树立两种科学、积极、长远的人口观。

一是树立“人口发展”比“人口增长”重要的观念。人口发展的真实含义是指人口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同时这种结构的变化在广义上也是一种人口素质的变化。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在实践上也将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二是树立“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的观念。21世纪的新经济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即使不是现实的形态，也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新经济”呼唤“新人口”。“新人口”就是亲生态、亲知识、亲道德、亲市场的人口，就是具有更多更新人力资本存量的“强势人口”。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同样毫无疑问，仅仅人口控制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恰恰相反，过分重视人口减少而严重忽视人口投资，会造成巨大的历史失误。完成“以数为本”到“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战略的抉择，虽然任重道远，却是历史必然。

李长安：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高度吻合告诉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目前我们对控制人口的数量基本上有了共识，但对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显然准备不足。

这突出表现在：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却依然捉襟见肘；独生子女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对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投资理念知之不多；作为人口结构变化最为剧烈的城乡人口变动，我们更是在制度创新上裹足不前，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将对未来的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学术界理论界的更深入研究和探讨，也有赖于政策制定部门清醒的认识和果断的行动。

寻找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衡点

□李长安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从理论上来讲，人口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国民经济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

人口和谐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谐与结构和谐。也就是说，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必须与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人口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人口的规模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基数大，而且又面临着新一轮的人口增长高峰，因而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远未解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承载力的定义，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应该是该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周期再次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再加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导致人口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资源过度负担的现象。比如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为0.77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已降到0.094公顷，不到世界人均数的40%；我国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为16.5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矿产储量潜在总值为1．51万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排世界第53位，而且人均资源数量和资源生态质量仍在继续下降和恶化。由此可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人口结构方面，我国人口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也比较突出。应该说，当前我国正处在青壮年劳动力最为丰富的时期，经济增长正享受着难得的“人口红利”。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口的周期性变化使得留给我们的人口红利期已经不多了。而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则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冲击，有可能大大缩短我们享用人口红利的期限。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还将大大加重社会经济的负担，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

人口结构的失衡还表现在城乡人口结构调整的缓慢。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口开始大幅度下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20.6%，人口为2.07亿。而2005年统计公布显示，我国的城镇人口增长到5.6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43.0％。但这个比例和发达国家甚至和一些与中国发展程度差不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个中原因，就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乡人口转移的步伐。即使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但其身份依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从而形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独有的“三元”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

此外，人口的素质结构不高也是人口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人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而发达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一般都在11～14年之间。人口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也是我国始终摆脱不了“世界加工厂”称号的根本原因。

根据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3.8亿人，2050年控制在16亿人左右。与此同时，根据我国“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因此，要使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相互协调，必须紧紧牵住人口这个“牛鼻子”，在数量控制、质量优化和结构调整方面多下功夫。其实，尊重和有效驾驭人口发展的规律，也是实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看点

●在过去50多年里，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趋势看，我国现代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与人口的周期性相似，我国经济也有一定的周期性。从中周期看，我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比较大的周期。这里，特别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现在出现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碰头的现象，意味深长，需要因势利导，早做对策。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同时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的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比如，目前的“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体现。

●当前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人口因素很多。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五种风险。第二个是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到2020年前后，有超过2000万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这无疑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第三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

●我国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在高峰点上有惊人的吻合度。目前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又正好同时出现在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间。这也表明我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基本同步的。而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高度吻合告诉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目前我们对控制人口的数量基本上有了共识，但对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显然准备不足。

■编余

关于人口与经济的话题，我们谈了不止一次。今天，我们再次邀请专业人士来谈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与专业人士的共同关注，那就是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碰头问题；二是中国经济现在已处在转折点上，而人口总量、劳动人口、老年人口的三个高峰也已来临。是祸、是福？需要梳理，需要相关方面仔细研究，并拿出对策来。

其实，对经济界特别是投资界来说，对各种各样的周期问题，总是特别敏感，尤其是对经济的盛衰周期更是异常敏锐。近年来，特别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提出以来，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预期开始发生变化，对经济增长方式与速度的看法正在调整。在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好处在结构性转变时期。因此，研究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互动关系显然不是多余的。对国家如此，对企业和个人，也是如此。

———亚夫

Ⅱ 写一篇如何处理现阶段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思考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人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人口问题中的结构性矛盾
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城镇人口历史性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城乡人口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城市群的发展，人口流动迁移呈现出新的特点，人口流向趋于多元化。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单是数量方面的，而是结构方面的。人口结构主要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民族结构。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性别结构方面，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在民族结构方面，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并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要缓解人口危机，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所以关注人口问题至关重要。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正式公布。资料显示，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占16.60%，15-59岁中青年人口比例高达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26%。低生育率持续稳定，性别比例长期偏高，老龄趋势不可逆转。
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处在人口红利供给最大的时刻。预期未来的少年儿童人口规模将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老年人口规模将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也将日益突出，人口的数量、流动、素质和分布等问题相互交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将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严重
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更替生育率是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根据“六普”公布的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如果按1.8的生育率预测， 2010年这一结果仅为12.42%，两者相差了近一个百分点。普查显示，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而按1.8生育率预测，2010年该结果则只有8.18%。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通常当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生育率必然随之下降。例如：日本、韩国，生育率降到了危险的1.2至1.3的水平。而这些国家都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性，出台了大量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现在也实行了对双独生子女开放二胎的政策。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已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 ，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这很可能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按照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中方案，100年之后，我国人口将降至9亿；若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而届时，15岁以下少年人口比例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40%。
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 国家。当前，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约有60个已进入“老年型”。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各国都把应对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了极其重要的工作来对待。
范承祖牧师指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他们一般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 %定为国家老龄化的标准。然而我们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上升到13%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也占到全国人口的8.6%。早已进入老龄化了。人口老龄化作为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引起的。西欧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末如法国、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初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之后，随着生育率的减退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现在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西方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了70亿大关。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进一步放缓。同时，人口衰老和继续增长正在日趋两极化。目前，近一半的世界人口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国正处于其中，人口正在快步衰老。
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基数大、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地区差异较大、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等特点。老年人口基数大。60岁以上老年人口是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是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80年到1999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基本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英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用了80年，瑞典用了40年；高龄化趋势明显。近年来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年均约4．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目前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约占老年总人口的9．7％；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上海的人口年龄结构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年型，而青海、宁夏等西部省、自治区预计要到2010年左右才进入，相差约30年；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目前尚不足1000美元，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首先是人均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有了较大提高。1957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57岁，70年代中期上升到65岁左右，1985年为68.9岁。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
其次是出生率的下降。自70年代以来，因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使出生率急剧下降，由1965年的38‰下降到1985年的17.8‰，即由每对夫妻平均生育5－6个孩子下降到生育大约两个。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如果按1.8的生育率预测， 2010年这一结果仅为12.42%，两者相差了近一个百分点。普查显示，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而按1.8生育率预测，2010年该结果则只有8.18%。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再次，人口迁移也造成了地区性人口老化。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造成经济不发达地区人口老化。1997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以上，权威部门预测，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五百万的速度增长，2005年将达到一亿三千万，2010年接近一亿六千万。
3、老年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养老金是直接从企业收入中支付的，如果企业的退休人员多，企业用于养老的负担就重，在职人员的收入就可能受影响，这样，就可能导致在职人员的不满，从而引发在职和退休的两代人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实际上，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养老金，是他们过去所创造的财富的一种补偿。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上表现为直接从在职人员创造的价值中支付，所以容易引起在职人员的误解。
（二）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这次人口普查，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十年来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人口素质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又称人口质量。它包含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等。通常称之为德、智、体。思想素质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意识状态，文化素质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人口群体是素质和数量的统一，二者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控制人口数量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反过来又会促进控制人口数量。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人口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我国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正在成为影响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此外，性别、民族、宗教、职业、家庭人数等等也影响人口结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
二、我国人口问题中的主要任务和对策
（一）改善低生育
“普遍生育二孩”是人口学者的一个主流观点，支持者众多，包括曾经坚持“一胎化”政策的部分学者，比如独生子女政策的副总设计师田雪原。
“现在有一种很危险的思维模式——生一个孩子是正常的，生两个孩子就提高了生育率。这完全是一个悲剧。因为生两个孩子，从长远来讲，人口是不会增长的。除了我们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认为生一个孩子是正常的。”布鲁金斯研究员、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主任王丰说。
一般人认为，普遍生育二孩有可能造成短期出生人口堆积。对此，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颇不以为然：“其实翼城县的老百姓也不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老百姓是按照实际生活去做的，经济状况到了可以结婚时就结婚，到了可以生育时就生育，到了可以再生育时就再生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上书中央，为山西翼城争取到1985年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两孩”的政策。
王丰指出，如果政策调整，可能短时间内一些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出于生理原因会抓紧时间生，但从长远来讲，中国的生育率也很难提上去，因为还有很大的结构性的因素，比如说住房、就业、教育，还有年轻人自己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影响，所以跟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从长远来讲，中国低生育率的挑战，是一个长时间的挑战。“生育两个孩子，应该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穆光宗从2004年起就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高风险问题，“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不仅是一个持续多年的事实，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生育文化现象。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个孩子负担轻、独生子女就是好’的宣传和理念。生育客观上有一个战略机遇期(20-35岁)，错过了就永远错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一批又一批育龄妇女自觉或者无奈地空耗了青春年华，失去了最佳生育的黄金年龄段。即使给她们机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不会，也不能生了。人口安全的本质含义是国家的发展需要对年轻人口进行一定的战略储备，家庭也不例外，而适度、优化的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靠路径。在目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城乡通开二胎只是一个出发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达到很低的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在总体上有大的回升。”
“既然连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六省区都实现了低生育水平，表明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也能实现低生育率。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还是计划生育工作基础都要明显好于这六省区的中国其他地区，推行较为宽松的二孩政策更不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高生育率与人口数量失控问题。二孩政策在中国所有地区推广的条件早已成熟。”陈友华说。
据粗略估算，由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在生育政策调整后的最初3-5年时间内，由于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突然间获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部分夫妇便会选择在较短时间内集中生育，从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育率回升。但当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再生育过后，生育率又将趋于正常。在正常年份，生育率因此而提高的幅度不会超过0.40，总和生育率将维持在1.8左右，出生率维持在14‰左右。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二孩政策的推行，在政策性
在政策性出生堆积过后的正常年份的出生率因此而提高的幅度在2个千分点左右。中国目前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的适度出生率在13‰-14‰左右(平均预期寿命的倒数)，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后的出生率刚好与适度出生率非常接近，同时，与中央提出的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目标非常接近。
生育政策调整后前3-5年内，人口增加将较为明显，但当以往积存的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夫妇的再生育过后，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在300万左右。
从现在开始普遍生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后的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3年前后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60亿左右，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
（二）建立和完善老龄化体系
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将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人口老龄化使得国家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量增加，将给政府带来一定财政负荷。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与大批国内外专家合作，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主要措施有：
建立和完善包括老年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年社会福利和老年社会救济在内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如在医疗保健上，要完善和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按照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健康保障办法；逐步探索和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医疗条件。
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龄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精神文化生活上，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作用，办好老年文化专题节目；文学、影视、戏剧界要积极创作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新闻出版部门要重视办好老年报刊，出版面向老年人的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大力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社区文体活动，对各类专业性老年群众文体组织给予支持和引导，有计划地组织老年文艺汇演、书画展览等活动。
建立老年教育网络，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教育活动，帮助老年人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根据社会需要和自愿量力的原则，创造条件，积极发挥老年人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在城镇，要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引导老年人从事教育、科研、咨询以及维护社会治安、社区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在农村，鼓励健康老人从事种植、养殖和加工业，支持老年人自助互助，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三) 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合理布局
优化人口布局。实施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促进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格局。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发达的城市化地区吸纳和集聚人口，引导人口超载的重要生态地区人口自愿、平稳、有序转移。深入开展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做好人口发展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协调。研究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政策，探索优化人口分布的有效途径。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坚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按规定把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构建城镇化战略格局，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增强城镇承载能力，改善人居环境。统筹考虑人口变化和城镇化趋势，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全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分布的动态监测体系。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进行改革试点，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人口服务管理体制。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在农民工流动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为流动人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农民工基本培训补贴制度，增加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采取多种方式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巩固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工作机制，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
国家搞经济的基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体来说，就是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的，我们的确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系，但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
（四）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作，积极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加大出生缺陷干预力度。开展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宣传和引导活动，加强婚前、孕前咨询指导。组织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工程，做好健康教育、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孕前筛查、营养素补充等优生服务工作。逐步扩大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试点范围，探索建立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制度。建设全国产前诊断网络，推进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和治疗工作。开展出生缺陷发生机理和防治技术研究，加强出生缺陷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提高助产服务能力，进一步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
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普及健康教育，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医疗保障和服务体系，完善基本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形成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继续加强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全面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传染病、地方病的发生和传播。加强心理卫生和精神健康工作。
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全面提高质量和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婴幼儿早期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构建“广覆盖、保基本、多形式”的学前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巩固规模，提高质量，建立支撑现代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从以规模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重视和支持特殊教育，继续发展老年教育，推动民族教育加快发展。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扶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加强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独生子女社会行为教育。加强道德素质和诚信教育，提高国民素养。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重视开发领军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提高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和水平。建立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城乡有就业要求和培训愿望的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给予培训费补贴，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加强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五) 完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深化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研究。按照科学发展观以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影响，准确把握人口变动趋势，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人口政策取向及主要任务，为人口决策提供支撑。
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宣传教育、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确保低生育水平的稳定。着眼长远发展，逐步完善政策，确保人口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
形成人口政策合力。进一步完善人口计生、人力资源开发、男女平等、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迁移流动等方面政策，制定促进家庭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的人口配套政策，加快形成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体系。
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如此低的生育率，又将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支持科教兴国政策。对老龄化问题多份关心，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区域间、城乡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仍然较大。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环境容量有限，发展不平衡。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将进一步显现，人口结构问题的改善任重道远。

Ⅲ 丁克家庭、空巢家庭都是指什么呀

丁克，DINK，Doubleincomes，nokid。

就是不生孩子，只有夫妻的家庭。丁克家庭的成员一般都夫妻双方都有收入（应该是较高的收入）有关，双收入（较高的双收入）成为了做丁克的主观理由与客观原因。 消费水平也很高，他们是社会上的中产阶层，这似乎跟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青年颇有些相似。他们中有很多人认为养育孩子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会妨碍他们夫妻的生活。

对具有生育能力的夫妇自愿不要孩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丁克家庭”。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它悄悄在中国出现，以前这样的家庭会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被别人怀疑有“生理问题”。而现在，这种家庭已经开始被“外人”理解和接受。

丁克做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已从另类转为普遍，尤其是城市里生活的人，由于生活压力过大，生活成本N高，以至被迫进入丁克一族；还有些人从小生活安逸，心理年龄过小，不能承受传统的生活方式，主动加入丁克一族；另有一种高收入人群，他们追求高品质或另类的生活，成为了丁克一族。

空巢家庭原是社会学者在研究「家庭生命周期」模式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一般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自居住的纯老人家庭。因为在生育率较高时，当所有子女均离家后，进入「空巢」阶段的父母已基本接近或已进入老年阶段，所以学者们关注的空巢家庭常常是老年「空巢」家庭。穆光宗先生曾认为，空巢家庭有这么几种：一种是纯空巢家庭，包括单身空巢家庭和配偶空巢家庭；另一种是类空巢家庭，包括虽然子女不在身边但其他亲属在身边的空巢家庭。还有一种分类：一是年老的空巢家庭，另一种则是年轻的空巢家庭——比如独生子女家庭由于不少孩子少小离家外出求学，结果空巢期提前到来，而且空巢期在延长 1。

Ⅳ 我国真的有1000万失独家庭吗

年5月9日广州日报《暮年丧独子，他们的余生该何去何从？》一文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网络转载的时候多把题目改成了《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但是这个数据显然是错误的。


穆光宗先生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口研究》年第1期）一文中说，“到年，全国独生子女证的数量已达到万，比年增加万。如果再将没有领证但实际为独生子女的人数考虑进去，那么年全国独生子女数量估计在万左右。如果按每年增加万计算，那么现在肯定超过了1个亿。”如今离年又过了12年多，以每年增加万计算，目前独生子女总人数应该在1.5亿以上。由于农村城化和生育意愿下降，实际上每年新增独生子女家庭远不止万个。人口学者易富贤根据年1％人口抽样调查所作的推算表明，到年底我国独生子女人数可能已达到2.18亿。


但即使以1.5亿计算，我国曾经失去独生子女（以下简称“失独”）的家庭有多少呢？《独生子女夭亡家庭生存状况调查》（《中国经济周刊》，网年6月1日）一文告诉我们，我国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我问过人口学者易富贤，这个数据是靠谱的。仅仅以1.5亿独生子女计算，这意味着我们已有或将有万个左右家庭已经或将要蒙受失去独生子女的痛苦。当然痛苦的程度不一样，失独较早的大多数很快就补生了孩子，失独较晚的其独生子女已经给他们生了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广州日报所称每年增加7.6万、总数超过百万的失独，应该是指最痛苦的一类失独，就是父母已丧失生育能力而独生子女死亡前又没有孩子的。

Ⅳ 空巢家庭的基本认识

就像小鸟长大展翅飞翔，远走高飞一样，巢穴中再也没有嗷嗷待哺的雏婴了。而一旦配偶去世，则家庭生命周期进入鳏寡期。空巢期与鳏寡期对老年人来说是生活中容易发生困难的两个重要阶段。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先生认为空巢家庭有这么几种：一种是纯空巢家庭，包括单身空巢家庭和配偶空巢家庭；另一种是类空巢家庭，包括虽然子女不在身边但其他亲属在身边的空巢家庭。还有一种分类：一是年老的空巢家庭，另一种则是年轻的空巢家庭——比如独生子女家庭由于不少孩子少小离家外出求学，结果空巢期提前到来，而且空巢期在延长。
在统计上，通常将只有夫妇两人的家庭户及老年人独居的一人家庭户合计作为空巢家庭户的数量。

Ⅵ 计划生育失独家庭的国家有什么政策

现在不都开放二胎了吗。。。
从2014年1月开始，广州计划生育特殊困难扶助对象的特别扶助金标准提高。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夫妻扶助标准， 由每人每月15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800元;即失独夫妻每月可接受扶助共1600元
二胎全面开放——迟到的解药
“孩子是中国父母的希望和保障，所以中国人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对于格外重视传宗接代的中国人来说，儿孙不仅是父母血脉的延续，更是长辈们承载希望的载体，每一个生命的夭折，都会让其背后的家庭走向崩溃。
失独甚至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就可能破裂；悲恸摧毁父母身体，家庭就可能瓦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为总有一个风险比例，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

“中国式失独”现象有着独特的历史因素，“养儿防老”，不光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全国放开二胎政策，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全面放开二孩”能有效减少未来“失独”家庭的数量，虽然这剂良药对于已经“失独”的家庭来说有点晚了，但不得不承认这是生育计划向前迈进的新的一大步。我们依然呼吁国家、社会对那些已经“失独”的家庭多些关怀，因为他们经历的痛苦是不可逆转的。

Ⅶ 求“有关独生子女和家庭教育的时间报告”怎么写

《独生子女家庭中的问题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与研究》

课 题 实 施 方 案

（修订稿）

一、课题的提出

1979年，我国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到现在已经产生了整整一代“独生子女”，并且第二代独生子女群体也正在逐步产生。独生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但在今天，而且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深圳是特区，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也稳步前进，教育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是影响着人的一生的教育，在深圳的家庭结构中已出现了许多以独生子女为中心的“421”结构(四个老人、一双父母、一个孩子)的典型小家庭。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结构、价值结构、社会运行机制、文化、消费模式、教育模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必将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延续，对未来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本课题是结合我校的独生子女家庭教育情况而提出的。我校共有学生2211人，其中独生子女有592人，占总人数的26.8%。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如：家庭经济相对优越，孩子享有父母充分的关爱，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比较重视，等等。但同样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如：父母错误的教养态度；错误的教育思想；不良的家庭环境对独生子女的性格、行为、交往、心理等方面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因此，对这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研究和教育研究便成了十分重要的课题。我们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在《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分别实施规模化家庭教育个案跟踪指导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的指导下，申报了该课题的子课题——《独生子女家庭中的问题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与研究》，并结合《培养现代城市人——开放教育实践与研究》校本课题进行研究，为实现我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城市人”教育目标发挥积极作用。

（一）文献综述

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共发表有关独生子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70余篇。九十年代后，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出版了不少专著，如上海市教委和市妇联联合组织的《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现状与教育研究》、穆光宗著的《中国的未来交给谁——独生子女问题的紧急报告》、万云英编著的《独生子女的教育》、马哲编著的《独生子女错误行为矫正》、赵执平编著的《怎样教育独生子女》、风笑天著的《独生子女研究》、林崇德主编的160万字的《独生子女教育网络》等等。

以上研究虽然并没有见到大规模的个案研究资料与范例，但他们的研究涉及到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方式、父母生育意愿、家庭对独生子女教育或社会化的影响等方方面面，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策略及方法。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从规模化分类指导的视角对问题独生子女家庭的个案跟踪指导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研究资料，为我们的研究创新准备了条件。

（二）课题界定

我校承担的子课题《独生子女家庭中的问题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与研究》具有特定的内涵，其内涵界定为：

1.独生子女家庭。

2.存在各种教育性与发展性问题的独生子女家庭，这些问题表现在孩子身上主要为习惯、态度、能力、情感、注意力、心理健康等非智力因素方面（暂不涉及智力因素），表现在家长方面主要为观念、方法、态度、策略等。

3.课题教师的重点指导对象是家长，即通过家长的改变与亲子关系的改善，促进孩子的改变，教给家长科学合理的教育态度、策略、方法等，而非把学生直接作为主要指导对象。

4.课题研究以改变家庭教育现状为基础，其直接效果是家长的改变和家教水平的提升以及问题的解决或改善，以此为基点进行实践性与实证性研究，探索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策略与模式。

（三）研究价值

独生子女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由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位置特殊，家长对这种特殊性缺乏认识和心理上的准备，也缺少教育独生子女的理论依据，因此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存在种种误区，造成了当代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过分自我，不懂感恩；目无尊长，任性骄横；依赖成性，缺乏独立性；大手大脚，不爱惜财物等。这给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带来不少难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中华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精神病学会分类与诊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发言人之一陈彦方教授说，当前社会心理问题比较集中的三类人群中，独生子女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及其家庭教育方法策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研究基础

我校自2003年9月开始，进行了《学习困难学生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研究与实践》这一课题的研究，该课题已于2006年6月结题。在该课题的实践与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收集、学习大量的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研究材料，经常深入学生家庭进行跟踪调查，在“独生子女心理问题研究”、“独生子女教育的对策”等方面积累一定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家庭教育的科研骨干教师，为我们开展《独生子女家庭中的问题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与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二、课题假设

我们认为，在家庭教育层面，独生子女的问题主要是由家庭教育观念、教育态度、教育方法、教育环境与氛围、教育结构、教育程序等方面的失当或误区而导致的，通过家长学校和家访等方式，有计划、有步骤、成系列、讲策略的对独生子女家庭教育个案跟踪指导，存在于家庭中的大多数教育失当或误区是可以得到改善甚至纠正的，家长家庭教育的水平会因此得到提高，独生子女的问题也会因此得到改善或解决，从而提高此类学生的学习能力、自理能力、交往能力、创造能力，促进他们全面健康发展。

三、课题研究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对独生子女家庭中的问题学生家庭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寻找此类家庭教育中的缺失和误区，剖析其产生的多种因素及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有效的指导策略，进行有效的实践指导，改善或解决此类家庭家庭教育中的问题，改变家庭教育现状，提升家长家庭教育水平，促进问题学生的转变，并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不断螺旋上升和科学提炼，形成此类家庭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模式。同时，课题研究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的教师培训过程，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水平也是本课题的重要目标之一。

四、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对独生子女家庭中问题学生家庭导致问题出现的主要影响因素和问题形成的机制进行调查、研究。

2.对独生子女家庭教育中问题学生家庭家庭教育的种种误区进行剖析，探索独生子女家庭中问题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指导的类型化指导策略。诸如家教观念、家教方法、学习管理、亲子沟通等类型化指导策略。

3.对独生子女家庭中问题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探索有效的心理辅导策略，并进行介入性的干预和实践性指导，使其心理问题逐步得到矫正。

4.探索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教育指导与“培养现代城市人”教育实验相结合的校本课题实践与研究模式。

五、课题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1.本课题在一至五年级共选择了14个个案家庭。每个研究对象由两名教师（所在班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共同开展研究工作。

2.本课题采用个案组与对照组对比研究设计，确定14个具有同质性的学生家庭组成本课题的对照组，并对对照组家庭进行前测与后测，以便对个案跟踪研究成效的对比研究。

3.本课题研究的第一步是对个案家庭与对比家庭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认真填写《个案家庭调查表》与《对照家庭调查表》，并运用总课题组制订的相关问卷对两类家庭进行前测（课题结题前进行后测）。

4.每学期开学初，课题组教师根据子课题组的安排与个案跟踪指导的总任务及实际情况，制订课题研究计划，并交子课题组审核备案。子课题组据此检查督促个案跟踪指导情况。

5.子课题组每两个月督查一次课题组成员的个案跟踪指导情况，并召开会议，通报情况，交流经验，总结成绩。

6.课题组成员每月进入个案家庭一次，开展家访指导，做到访前目标明确，访后记录详实。

7.课题研究全程中每个个案至少要有十二次家访实录，两篇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每个个案要有中期小结，子课题要有中期总结报告。

（二）研究方法

1.个案跟踪指导法。老师以朋友的身份与家庭成员形成亲和、密切的关系，以商量、讨论、合作的态度开展指导工作，调动家长和孩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使家长成为共同参与研究、既获得指导又产生自我指导能力的一员。指导教师平时以电话、捎字条、手机短信、网络沟通等方式与个案家庭保持经常性的密切联系。

2.行动研究法。在实施过程中采用行动研究法，即在研究和指导中不断反思和检验指导效果，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补充或改变指导内容、方式、策略，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

3.案例研究法。对优秀的个案跟踪记录加以定向的要求和指导，形成一篇篇教育案例。要求每位个案指导教师至少提交一、二篇符合教育案例要求的完整而有意义的案例，进行相互交流，深入研究，发挥典型案例的启示和导向作用。

六、课题研究原则

（一）三个结合

1.把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相结合。

2.课题研究与教师家访相结合。

3.个案跟踪与全员指导相结合。

（二）三项训练

1.统一对照训练。用独生子女问题转化情况检验个案跟踪方法是否正确，在“实验——检验”中不断提升。

2.教师、家长接对训练。确定个案跟踪对象，安排专门的指导教师，形成家、校接对，对学生进行指导。

3.教师专业训练。请专家对参加实验的教师进行指导，提高教师的课题研究能力。

七、课题研究的保障措施

1.学校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和科研指导。

2.确立研究的家庭和指导教师，建立个案跟踪制度。

3.经常组织课题组成员外出学习交流。

4.定期开展与课题有关的研讨活动。

5.建立网上专题论坛。

八、课题研究的预期成果

1.通过课题研究和长期实践，独生子女个案家庭中的问题学生有较明显进步，个案家长基本合格率达80%以上，问题学生转化率达90%以上。

2.探索总结出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教育方法、策略和指导模式。

3.打造一支家庭教育指导教师队伍。

4.撰写结题报告；选送优秀个案跟踪指导报告、论文、访谈实录、心得体会、家教故事等。

九、课题研究步骤

本课题的时间全程为一年零八个月，即开题之日2007年4月至2008年12月。课题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总结阶段。

（一）准备阶段（2007年4月—5月）

1.确定研究选题，形成研究假设。

2.成立课题研究组织。

3.撰写课题实施方案。

4.组织课题论证申报。

5.完成《独生子女家庭教育情况》调查。

6.选定个案跟踪指导教师，确定个案跟踪指导家庭。

7.举行课题开题会，布置研究任务。

（二）实施阶段（2007年5月—2008年10月）

1.对课题组成员进行教育科研专题培训。

2.邀请专家来校指导。

3.开展“西海讲堂——家庭教育”活动。

4.阶段性研究成果总结、交流。

5.进行阶段性效果检验。

6.组织优秀个案家庭的孩子、家长、指导教师经验交流会。

7.结题培训工作。

（三）总结阶段（2008年10月—2008年12月）

1.整理课题研究资料。

2.总结研究成果，撰写研究报告，推荐优秀论文参评和发表。

3.召开课题鉴定和评审会，汇报研究结果。

4.召开课题成果发布会，全面展示研究成果。

Ⅷ 人口素质的城市一胎化

一胎化政策的好处是：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
但其害处是：会使人口的素质下降、带来极大的家庭风险和社会风险！
由生物常识可知：
由于第一胎对母体的强应激以及母体机能的不完善和不适应等因素，
第一胎的素质是较差的；
在畜牧业中，第一胎是绝对不能留作种用的，是要淘汰的！
在第二胎和第三胎时，由于母体已适应生育且还年轻，所以是最好的。
同时，
对于第一胎小孩的培养，
初为人父人母的也毫无经验，难于得到较好的培养（劣胜）。
当人们有了培养小孩的经验时，却不能再生小孩了……（优汰）
农村孩子中素质较高的人都已经进城市，
这些高素质的人只能生一胎（优汰）；
农村孩子中素质相对较低的人只能留在农村当农民，
但这些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却能生1.5—2胎（劣胜）。 资料1：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可知：
⒈经济活动人口：76823万人；
⒉国有单位就业人员：6709.9万人，女性：2480.7万人；
⒊集体单位就业人员：897.2万人，女性：336.7万人；
⒋其他单位就业人员：3491.8万人，女性：1410.0万人；
⒌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5515.0；
⒍乡村就业人员：48724万人；
⒎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就业人口：1.56人；
⒏城镇总人口数：54283万人，乡村总人口数：75705万人；
⒐城镇平均每户家庭人口：2.98人，农村平均每户常住人口：4.08人； ⒈全国总家庭数为：54283 /2.98+75705/4.08=36770.92万户；
⒉农村家庭数：75705/4.08=18555.15万户，占50.46%；
⒊城镇家庭数：54283/2.98=18215.77万户，占49.54%；
⒊女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数：2480.7+336.7=2817.4万户，占7.66%；
⒋双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数约：2817.4*80%=2253.92万户，占6.13%;
⒌仅男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数约：6709.9+897.2-2253.92=5353.18万户，占14.56%；
⒍女方不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城镇家庭数：18215.77-2817.4=15398.37万户，占41.88%。
⒎双方不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城镇家庭数：18215.77-5353.18-2817.4=10045.19万户，占27.32%。 ⒈严格执行一胎的家庭数约为（包括绝大部分女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部分仅男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少数双方均不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城镇家庭）。
2817.4*90%+5353.18*20%+10045.19*3%=3907.65万户，占10.63%。
⒉已生二胎以上的家庭数约为：36770.92-3907.65=32863.27万户，占89.37%。
⒊已被罚款的家庭数约为：18555.15*50%+（18215.77-3907.65）*70%=19293.26万户，占52.47%。按户均罚款5000元计，共罚款：19293.26*5000=9646.63亿元。
⒋有地下子女的家庭主要有：①机关人员包二奶所生小孩；②富人包二奶所生小孩；③富人夫妻超生后为避免缴高抚养费而寄养在他人名下的小孩；④男方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女方是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所生的小孩；⑤为避免缴抚养费而未公开的小孩。当然，超富的小孩就早移民了。
资料3：国家统计局：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已经连续12年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可知：
⒈2008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331.5万人，毕业生1865.0万人。
⒉2007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564万人，毕业生1870万人。
⒊2006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712万人，毕业生1928万人。
⒋2005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864万人，毕业生2020万人。
⒌2004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1246.2万人，毕业生2135.2万人。
⒍2003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1689.7万人，毕业生2267.9万人。
⒎2002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2157万人，毕业生2352万人。
⒏2001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2543万人。
⒐2000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301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1%。
⒑1999年，小学在校生13548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1%。
⒒1998年，小学在校生13954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9%。
⒓1997年，小学在校生13995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9%。 关于人口素质的外延，一直以来都有“三要素”和“二要素”两种观点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中心。
而“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组成。理由是因为：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就会因为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比较；即便是把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这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三要素”观点，还是“二要素”的观点，都反映了人是由生理和心理等组成的复杂的统一体。但是在综合评价人口素质时，道德问题的分析是很困难的，因此，国内外的许多人口研究学者也都回避这一问题. 本文在对人口素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时，也仅选取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相关指标，不再考虑思想道德素质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Ⅸ 独生子女家庭在失去独生子女后会产生哪些社会问题

会让大量的房子卖不出去，

会让油价尽管涨了，
却没有人买，
会让从幼儿园到大学，
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机构，
没有血可以喝。
会让“吃人的人”（鲁迅语）
再也没有人可吃。

所以，帮闲政治家，以及文化肩客，就会鼓励老百姓生第二胎，
让那些吃人的人们，有人可吃。

Ⅹ 失独老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据现在几年了啊

历来就抄有
只不过近些年尤为显著
具体明确出来应该是01年
在2001年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涉及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条款为该法的第四章第二十七条：“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