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子女回忆父母

『壹』 谁知道陈寅恪的后人现在怎么样

能否介绍一下陈寅恪教授后人的情况？

蔡鸿生：陈寅恪先生的大女儿学的是医学，现在在成都定居，二女儿学的是生物学，后来到了香港，三女儿陈美延学的是化学，在中山大学执教。

陈美延教授在搜集、编辑陈寅恪先生的文集时，我提供过一些书籍给她查引文。我也有很多问题请教她。比如，“恪”的读音，我问过她。她说，她在北平上小学时起，在填学籍报家长名时就读“que（却）”。女儿不会读错的。而且，师母、黄萱、刘节、周一良、季羡林都这样读。这个字的读法来自陈寅恪先生祖籍江西修水的族谱，属于客家方言的旧读。

（——引自《南方周末》2004.3.18 D30阅读版《不能以陈寅恪先生的是非为是非――蔡鸿生教授访谈 》）

『贰』 陈寅恪 说哈姆雷特代表现在唐吉可德代表过去，为什么/

你可以通过哈姆雷特的命名来理解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呢？弗洛伊德和厄内斯特·琼斯认为是哈姆雷特的潜意识中有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而被叔父捷足先登了。这种说法基于一个前提：每个男儿都有“俄狄浦情结”，而这个前提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整个的心理分析显得牵强。但如果以为弗洛伊德的看法不值一提，那就错了。起码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点：孩子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尚未完全洗清的血缘情感，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胶带联系”。这种感情使孩子认为母亲是属于自己的。对于哈姆雷特来说，父亲意味着理想，而理想并不意味着血缘联系，所以哈姆雷特对父亲多有敬仰之词，而对其死并无刻骨的悲痛。母亲与父亲的性关系是爱与理想的结合，是天经地义的，但一想到母亲居然要同克劳狄斯这样一个陌生人结合时，他就感到无法忍受，一想到母亲钻进叔叔的衾被，就有一种自己被强奸了的感觉。所以，他对母亲的谴责和规劝最后落实到“不要上我叔父的床”。（《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91页）

在上面剖析的剧中第一段有名的独白道出时，哈姆雷特还不知道父亲的死因，因此复仇的任务也未提出。很快，父亲鬼魂与王子见了面道出被毒死的实情。一个震骇人心的阴谋展示在哈姆雷特面前：杀兄娶嫂。这就像神话剧《俄狄浦斯王》中展示的杀父娶母的同等罪恶，于是就像索福克勒斯在戏剧中描写的那样，丹麦的天地也为之震怒了。《哈姆雷特》一开场，哈姆雷特的好友霍拉旭就叙述了种种不祥之兆：

……捧着殓衾的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在街道上啾啾鬼话，星星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国内的天上地下也已经屡次出现了。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9页）

所以哈姆雷特说，“那么世界末日到了”。

就像所有的骑士那样，哈姆雷特向父王表示要复仇，同时有要“重整乾坤”，但原话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33页）

“唉，倒霉的……”中包含着一种和驱骑士精神或人文主义战士绝不相容的无可奈何。别林斯基的解释是“巨人的雄心与婴儿的意志”的矛盾，是由于对历史任务之艰巨性深刻认识而发出的慨叹。作为一种社会性观点的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充分。哈姆雷特并非天生“意志薄弱”，还有更深刻、更隐秘的原因所在。

哈姆雷特确实意识到宫廷里到处都是奸王的耳目，自己必须装疯加以掩饰，伺机复仇。但当观众希图看到这个势单力薄的年轻人如何在疯癫的外衣下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时，却又失望地看到他神思恍惚、忽冷忽热，不仅没有复仇的行动，甚至连计划都没有，看上去整个像只神经失常的可怜虫。泰内解释说，由强烈打击导致的激愤像风暴一样把哈姆雷特的理智给毁了，使得他无法思考。整个人像一扇在狂风中摇曳的破门，理智只能像枢纽一样勉强把门固定在门框上不致随风而去。（《莎士比亚研究》，张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激情压缩理智”，这一心理学的道理在第二幕中得到生动的显示。歌德则认为是充分发达的智力麻痹了哈的行动本能。哈姆雷特在本质上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行动家。哈姆雷特自己也承认“审慎的思维给炽热的决心蒙上一层灰色”。这种思考围绕着如下的命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存在还是毁灭，你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哈姆雷特命题”。

这一命题是理解哈姆雷特的一把钥匙，也是贯串哈姆雷特全部戏剧动作的思想主线。事实上，如前所述，从哈姆雷特在舞台上一路面，他所提出的就是“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是比较能理解“哈姆雷特命题”的。儒家不思考身后之事，而认为人活着总是有意义的，上为君王、国家、民族，下为父母、妻女、儿孙，伦理之网把人生视为尽义务。佛道两家主张厌世脱凡，目的是追求仙境和长生不老，本质上也是乐观的。中世纪基督文化从悲欢的角度视人生为赎罪，人属于上帝，无权考虑“活与不活”的问题，《圣经》明确规定禁止自杀。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从上帝那里索回自己才产生“活与不活”的问题。所以，哈姆雷特命题的提出，是个体觉醒的标志。

文艺复兴初起，人们对自身充满信心，不大考虑“不活”的问题，而更多想的是如何活得快乐、活得长久。莎士比亚早期十四行诗中劝那个贵族青年结婚的绝妙理由是结婚生子、子又生子，可以使个体的美无限地延续下去。但到了文艺复兴末期，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对实现自身解放的可能性发笑怀疑，于是又有了“不活”的问题。哈姆雷特感到人生无意义，而死后所去的天国也是神秘可怖的：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凶杀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64页）

生不得生，死不得死，人变得无家可归。这就是哈姆雷特所道出的窘境。

如上所述，哈姆雷特视人生无意义的根本点在于人类本体是丑恶的。这种丑恶，不仅包括克劳狄斯、波洛涅斯、吉尔登斯吞、罗森格兰兹，而且包括王后乔特路德，甚至自己钟爱的情人奥菲莉娅。

哈姆雷特辱骂奥菲莉娅的一段戏也是颇为难解的。弗洛伊德说哈姆雷特对奥菲莉娅表现了“性冷淡”，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剧中交待哈姆雷特在父王死前对奥菲莉娅是非常热爱的。是由于乔特路德的改嫁叔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女人的看法，“美丽使贞洁变成淫荡”云云全系由乔特路德引发而来，导致对全体女人的否定，可见母亲委身于奸王这件事对哈姆雷特的伤害有多深。

在哈姆雷特辱骂奥菲莉娅的一段中，他有一段自我剖白值得注意：

我自己还不算是个一顶坏的人，可是我还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我很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我的罪恶性是那么多，连我的思想也容纳不下，我的想象也不能给我们形象，甚至于我都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它们实行出来。像我这样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呢？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第65页）

这不是疯话。他还说，“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看来，哈姆雷特对于人类的否定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这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罕见的；但过了300年，到了20世纪初，却成为西方的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

莎士比亚关于人性丑恶的观点，不同于中世纪，这是一种无可救赎的丑恶。哈姆雷特虽然在克劳狄斯忏悔时因不愿送他上天堂而未杀他，但论及人生处，哈姆雷特表现出浓重的“死后无天堂”的思想。特别是在为奥菲莉娅下葬时他对着死人头骨说的那些话，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绝望和虚无。

在《哈》剧里，哈姆雷特并非全无作为，他终究运用机谋把那个充当帮凶的同学送上了现场，并且手刃奸王克劳狄斯。但在总体上他始终被“人生是一场虚无”的观念所支配，从戏剧的开始直到生命终结以前，他面对死亡的那种平静也不是骑士的勇敢，而是对生命的冷淡。作者借霍拉旭和小福丁布拉斯这两个形象为观众留下些许光明和温暖。但这点光和热怎么也掩饰不住惨淡的人生和那种冷彻骨髓的虚无。这是《哈姆雷特》悲剧内涵之真正所在。

哈姆雷特命题是振聋发聩的。直到今日，西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们还被它所纠缠，梦魇般地问着自己：“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叁』 白居易小时候父母教育的故事

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唐代文明。唐代文明的昌盛离不开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唐代文学，尤其唐诗的繁荣亦是如此。

西晋之乱后，南北朝对峙，北方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轮番更迭，形成多民族冲突、融合共处的状况。最后，隋文帝杨坚取代宇文氏的北周，建立隋朝，不久，攻灭陈后主，统一中国。隋王朝的制度、政策基本沿袭北朝。唐承隋后，亦大致如此。大一统后，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大唐文明。

一 隋唐制度的渊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陈氏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实承袭汉魏西晋东晋南朝前半期汉族文化，为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所采用，已融合南北、汉胡文化。其梁陈之源乃汉族文化经隋传之唐者。其（西）魏、周之源者乃汉族文化与鲜卑等少数民族文化之混合品。此三个来源本身都已是混合文化，而在隋唐时又进行总的融合。唐代文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关于李唐氏系，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 ① 缪凤林曾提出为汉胡混合之北统。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则云:“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而言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就陈寅恪所言，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后来之事。李渊母亲独孤氏、妻窦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是鲜卑族，所以李渊父子始为混血。李唐文化渊源既是融合之文化，加之李唐氏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且血统上又有胡汉混血因素，势必影响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也势必对唐代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自五胡乱华起，北方中原名门大族多数南迁，但仍有许多留在家乡死守先坟，严守家风，而不受民族融合影响，如范阳之卢、荥阳之郑、清河博陵之崔等。这些豪宗大族在大骚动时期能保存其家，并对照五胡之异种夸示汉人神明之遗胄，因此受到社会的尊崇。岑仲勉认为当日山东门第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是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② 这种尊崇门第的做法，在唐初就受到高祖李渊的批评，他说:“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太宗李世民亦对这种现象“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下诏修氏族志，书成，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表示强烈不满，下令根据现实状况重修。这件事说明唐初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固守传统的人还想维持原先汉族礼教，把坚守汉族礼教的家族列为上等已不能为胡汉混血的李唐皇室所接受。氏族志重修后，列李唐皇族为第一等，调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级，正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要求。《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唐初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唐太宗李世民对隋炀帝大忌胡人的做法很不赞成，据《贞观政要》二《慎所好篇》三载:“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又诛戮李金才及诸李殆尽，卒何所益?”中唐诗人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唐传奇《东城老父传》云:“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都说明了隋唐以来多民族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呈现空前的盛况。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云:“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 ③ 认为当时名人中少数民族已占多数，再坚守传统的汉族礼教，分什么民族界限，已不合时宜了。

二 多民族融合对唐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隋唐文化上的这种背景，必然对隋唐政治及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隋朝短命，此不深论。就唐代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表现:

首先，唐王朝对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较开放，且比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这种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其效果亦非常显著。

其次，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诚如陈寅恪所言:“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 ④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而府兵“不堪攻战”，其主力实赖蕃将。其著名蕃将（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执失思力，突厥酋长;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李谨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战功卓著。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少数民族位兼将相。《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说明中唐以后，少数民族入相更为普遍。

少数民族人员出将入相，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很为青年人所发扬，许多诗人对尚武精神进行歌颂。

其三，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较宽松。李唐的这种文化背景，使他们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较积极，亦比较通达。他们努力造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纳百家，并蓄兼收，不但传统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样尊重，而且对于自西域传入的景教、 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听任它们在国内传布。

史称唐太宗李世民对南朝文化非常钦慕，他喜爱二王的书法，作诗也受南朝诗风影响，并且信任由南方来的大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确有所好，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政治上的原因。他要造成稳固的一统局面，不能不做出姿态，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加以融合。

这种思想统治上的宽松局面，使人们思想无禁区，创作无约束，眼界放开，自由驰骋，从而促进文学艺术上百花齐放，促进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形成。例如李白的思想与创作明显受到道家的影响;王维的思想与创作则深受佛教思想浸润;而杜甫的思想与创作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唐传奇、变文等则从西域文化与佛教文化中吸取大量营养。

《容斋续笔》二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等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唐代诗人敢于放言，自然就能充分表达所思所想所感，能把文学创作推向极致，创作出让后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来。

其四，对传统礼教的突破。西晋以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深受胡风影响。唐兴以后，虽仍然以中国传统礼教治国，但时转世移，民风世俗不能不有所变化，很难再回复到魏晋以前。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⑤ 就指出了这种情况。

唐人突破传统礼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保留了鲜卑族“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当了皇帝，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尽管武则天才智过人，但历代皆有才智过人的女性，为什么只有武则天才能成功?这就得从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前文说过，北魏政权是鲜卑族建立的，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李唐政权从北魏逐渐演递而来，且李唐皇室有鲜卑族混血。李渊妻窦氏、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皆是鲜卑族。因此李唐皇室就深受鲜卑族遗风影响。女主当家在皇室内就有被接受的可能。而唐代整个社会胡汉融洽，人们亦能接受女皇这个现实。唐朝大臣中少数民族较多，他们身上传统礼教思想影响较为薄弱，自然能认可拥戴女皇。

武则天不仅以女性履九五之尊，且为人行事有越出传统礼教者，而其行为亦能为人们所接受。她本是太宗才人，竟又能为高宗皇后。她当皇帝，却又能广辟男宠，这些都不合中国传统礼教。其前太宗纳弟元吉妃杨氏为嫔御，其后唐玄宗取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属于出格之事。但衡之以胡礼转房制，则属正常。如《北史·附国传》载:“妻其群母及嫂。”《北史·突厥传》:“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新唐书·吐谷浑传》:“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唐皇室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保存了一些胡风，不能像山东士族那样坚守文化传统不变。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皇室之外的少数民族出身的人身上，例如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父母是舅甥关系，即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亲外甥女。也就是说他父亲娶了自己妹妹的女儿。这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说:“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因此，唐代有许多违背传统礼教的“反常”事情可以从胡风影响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寻得解释。

其五，对世俗民风的转移。《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条:“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陈寅恪云:“此突厥俗，见《通典·突厥传》首，太宗以突厥为宫工，故承乾习染其俗也。”李承乾作为皇子，爱好突厥语言、风俗，以致于极力摹仿。又《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长孙无忌是鲜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浑脱是胡物。长孙无忌戴少数民族风格的帽子并不为奇，但天下人都跟风效仿。又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初，贵族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陈寅恪笺白诗曰:“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 ⑥ 其实，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 ⑦ 。向达先生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着胡服，即所谓裤褶，男衣短仅至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内面另有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觇李唐一代服装趋向之转变 ⑧ 。总之，从唐初到中唐，少数民族妆束一直是引导新潮流者。

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亦为唐代各阶层所喜爱。唐代音乐大体为西域化，乐工多为胡人或胡裔。《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载:“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宴乐。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陈寅恪曰:“可知唐世庙堂雅乐，亦杂胡声也。” ⑨ 庙堂雅乐亦杂胡声，其余音乐更不用说了。《旧唐书》卷三○《音乐志三》载:“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旧唐书》又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到了唐代，西域音乐更是风靡天下。西域之乐，常与舞相配合，故唐世亦盛行乐舞。唐舞分健舞、软舞。健舞即武舞，据《乐府杂录》载则有阿连、柘枝、剑器、胡旋及胡腾;软舞即文舞，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及甘州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记述开元初其童年时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事。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则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诗人在诗歌里对唐代的乐舞情况有充分的歌咏描述。

三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诗人

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点。首先在民族构成上，很多著名诗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或者是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如白居易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出于鲜卑等。而大诗人李白的出身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 ⑩ 。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11 。吾师詹 钅英 先生在《李白家世考异》一文中说:“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如此于其胡性之中，又加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 12其实，无论李白出生于何族，无损于中国文学的光荣，正如裴斐先生所言:“唐代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既然许多大臣、名将都出身异族，甚至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身上都至少有一半异族血统，如果李白出身异族或有异族血统而仍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居，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凝聚力吗?” 13 所言甚是。李白这样一位唐代的代表诗人，其出身问题在今天看来倒成了一个疑问，这正说明了唐代民族融合的普遍性，说明了当时人们并不以此为怪，并没有把李白的出身当成问题。唐代各民族出身的诗人同为一家不分彼此，共同创造大唐文明，使大唐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丰富性。

唐代不仅境内各民族诗人不分彼此，对于外国的诗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等。

其次，唐诗人大都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尤其在民族观上，不像以前的文人那么讲华夷之辨。他们都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反对民族之间的不义战争。如崔颢《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接东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闲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李颀《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高适《燕歌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古风》:“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王昌龄《箜篌引》:“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都反对封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主张和平。安史之乱后，唐诗人都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对藩镇割据、破坏民族团结之人加以批判。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歌咏晋、吴兴亡事迹，慨叹于地形之险不足恃，而历史上割据一方的局面，终归统一。诗尾，对野心军阀提出教训。张籍《节妇吟》假托男女爱情，对割据军阀李师道的罗致予以谢绝。杜牧《早雁》借雁以寄慨，怀念边境流散的人民，批判回纥南侵、大肆掳掠等等。

其三，唐诗人对边塞的向往与歌咏超过以前历代。唐代边塞诗非常繁荣，尤其盛唐时期，几乎所有诗人都有边塞之作。大批诗人亲往边疆游览、谋职、生活。他们在诗中描写了边疆壮丽的风光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情景。其中尤以岑参最为突出，他几度出塞，久佐戎幕，对边地征战生活和塞外风光有长期的体察和深刻的认识。他的边塞诗描写了火山云、天山雪等酷热、奇寒的边塞风光，以生动的笔触展现给我们一幅幅塞外风俗画，描写了多姿多彩的边塞生活，将士与少数民族友好往来，共同娱乐的动人场景。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坐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 （《奉陪封大夫宴》）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慢脸娇蛾纤复浓，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钅延右钅延生旋风” （《田使君美人如莲花北钅延歌》），“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寒” （《首秋轮台》）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镗乱点野酡酥” （《玉门盖将军歌》）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 （《赵将军歌》）。

其四，唐诗人思想开放，行为放纵尤为突出。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陈寅恪云:“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 14又云:“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 15 范文澜云:“唐朝士大夫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 16 唐诗人这种放荡而不拘守礼法的行为有其文人本身的传统所自（魏晋以来，文人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更主要的则是当时世风的影响。由于多民族共处，汉族传统礼教，即“山东旧日士族”所固守的家法受到冲击。正如朱熹所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17 唐人男女交往非常开放，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又云:“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 幄 。”长安富豪的园林内，每逢炎暑，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唐代达官贵人还有在新进士中选婿的风尚。

唐诗人还喜和女冠交往。唐代女冠来源主要是公主、宫女和官僚地主的姬侍。她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自由，行为不受拘束，可以和各阶层人物接触，自然易与人发生恋爱关系，甚至以入道为掩护，过浪漫不羁的生活。

唐代举子还喜和妓女交往，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描写都反映了这点。蜀中乐妓薛涛善诗，“一时名士如韦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祜，咸与之唱和” 18 。唐朝宫禁不严，据《古今诗话》载，开元中，宫中制作战袍分赐边防军士。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云:“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后玄宗知其事，竟以写诗宫女嫁得诗士兵。《古今诗话》又载顾况游苑中，得水上桐叶题诗，卢渥舍人于御沟得红叶题诗，皆反映出宫女不甘深宫寂寞，题诗抒发精神苦闷，向往美好爱情，因此，唐代宫怨诗尤比历代为多，成为唐诗一大特色。

宋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称“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评价李白，人们一直存有疑问。姑不论其真假，而此评价却也道出了个中信息，即妇人与酒是李白诗中重要的内容。其实，岂止李白，哪个唐代诗人的诗中没有写到妇人与酒?可以说，正是妇人与酒，给唐诗增添了如此光彩，使其充满青春激情，凌跨百代!

唐诗人少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敢于为妇女立言，敢于歌颂妇女，敢于歌颂爱情，在诗中反映了各个层面的妇女的生活。唐诗人也敢于在诗中写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唐以前的爱情内容大多表现在民歌里（六朝宫体算不上真正的爱情诗），唐以后的爱情内容主要表现在词曲与戏曲小说里。只有唐诗人才在诗中全面地健康地歌咏爱情。深刻地反映爱情的痛苦与欢乐。盛唐张九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望月怀远》） ，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 （《闺怨》） ，李白“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思》） ;中唐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南曲》） ，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刘禹锡“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竹枝词》） ，白居易“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采莲曲》） ;晚唐皇甫松“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采莲子》） ，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等等，都对男女相思相恋、恩恩怨怨种种境况作了淋漓尽致的抒写。
参考资料：文学网

『肆』 陈寅恪有几个子女

陈寅恪有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前排左起：唐筼（陈寅恪之妻）、陈寅恪。后排左起：陈小彭（陈寅恪次女）、陈流求（陈寅恪长女）、陈美延（陈寅恪三女）

陈流求，陈寅恪的大女儿，1929年出生在北京，1953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610纺织厂从事医疗工作，后因丈夫在成都，她于1961年从重庆来到成都，进入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一直到1992年退休。

陈小彭，学的是园艺，80年代去香港定居。

陈美延，学的是化学，在中山大学任教。陈寅恪的文稿基本上都是她整理的

『伍』 陈寅恪的亲属成员

祖父：陈宝箴，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抚。
父：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
母：俞明诗，山阴俞明震（恪士）之妹，俞大维之姑母。能诗而擅鼓琴，有《神雪馆诗集》（未刊）。
兄弟：陈衡恪、陈隆恪、陈方恪、陈登恪。
妹：陈正午（俞大维之妻）。
夫人：唐筼，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子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陆』 陈寅恪国外游学16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朱自清季羡林为何拜他为师呢

季羡林和朱自清的文章，无论是散文或是随记语句意境都十分优美，让人感觉到八千里路的云与月，都走进了我们的心灵深处。

季羡林与朱自清都算是我国近代有名的国学大师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已如此之高，中国很难再有人成就于他们之上，这就不禁让人思考，那他们的师傅，又会是怎样博学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寅恪。

读书奇才

陈寅恪先生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他年轻时曾在多国留学，研习文化知识。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他一边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一边引进着西方的先进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许多认识他的大师都说，“跟陈先生的学问比起来，他们只能做他的一个小助理。”

陈寅恪是一个严谨细致的人，对于知识更是如此，他从小生活环境好，博览群书却又不尽信书中的话，总是保持着批判思维，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总是会在阅读的时候给书中添加标注，看到什么总会有感而发的空白处记录自己的思想，可惜的是这些手稿很多在抗战期间不幸葬身于战火之中。

陈寅恪先生虽然是个文人，但是在抗战时期也非常有气节。在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当时一众文人更是有着为报效祖国献出生命的必死决心，为国捐躯，与战友们一起共赴国难，面对国家的情况，陈先生更是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遗憾离世

可惜的是，如此一位盖世奇才，在1969年10月7日，因病离世，距今陈寅恪先生已经离世五十余年了。

早在抗战时期，陈寅恪就因为没日没夜地学习工作患上眼疾，因为不愿在沦陷区教书而放弃了治疗的机会导致右眼失明，开始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好不容易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却又遇上了“十年特殊时期”，成为了重点批评对象，当时的他已身患重病双目失明。

在1982年的一天，他不小心摔断了腿，只能瘫痪在床。后来中印战争结束，到了商量边界线问题时，没人知道该查阅什么资料，该如何谈判商议。这时已经失明瘫痪的陈寅恪站出来，凭借着自己的记忆给政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百天里，他躺在床上，骨瘦如柴，泪流满面，终于在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先生，痛苦而无奈地离开了人世。

陈寅恪先生，这些年来也逐渐成为了一个文化坐标，如今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可能并不那么了解陈寅恪先生，只不过陈寅恪先生早在德国留学时，就被尊称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在这近百年来，他的学术在历史文化领域是无人能超越的，是真正的“大神”级的存在，他的个人魅力和风骨更是中国读书人应该学习的。

『柒』 唐筼毕业后在那个地方执教

唐筼（1898—1969），广西灌阳人，台湾巡抚唐景崧孙女，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由伯母潘氏（苏州人）接养，从小被带到苏州生活，先后毕业于南京金陵女校、天津北洋女师体育专业，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

一次，陈寅恪的同事闲谈中偶尔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壁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说不知“南注生”是什么人。陈寅恪很感吃惊地说：“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南注生是唐景崧的别号。唐景崧就是在中法战争时请缨抗法的封疆大吏。他写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于是便有了登门拜访女教师的冒昧之举。由此，陈寅恪认识了唐筼，也观赏到了唐筼居室中悬挂的唐景崧手书条幅:其一:苍昊沈沈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

补天万禾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其二: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不久，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缔结了偕老之约。

1937年至1942年，受战争的影响，陈寅恪及家人辗转湖南、广西、越南、缅甸、云南、香港等地，历经艰难。

1942年5月初，在朱家骅等人的营救下，陈寅恪全家逃离香港，一路波折，变卖掉身上衣物换取车船票，终于在6月18日到达桂林。朱家骅已电告在桂林雁山园的中央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派车将陈寅恪一家五口接入桂林雁山园，安排住入中央物理研究所。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一家人，对这一次会面，自是百感交集，终生难忘。当中央地质研究所李四光和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高阳等人来看望陈寅恪一家时，陈寅恪对他们说：“寅恪已两月未脱鞋睡觉。”唐筼更是哽咽地连声说道：“良丰（雁山园也称良丰园）是故乡。”并云：“故乡亦短梦，他乡何处寻。”许多年后，陈寅恪大女儿陈流求深情回忆道：“抵达物理所时，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西林）让我们住进他的宿舍里，紧接着研究所的伯伯、伯母们来热情问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样。环顾宿舍，虽是茅草房顶，竹篱夹墙，但是人情温暖，父母眉头也舒展开了。”

陈寅恪本欲在雁山园短暂休整后，赴四川李庄任中央历史研究所教授。广西大学校长高阳闻讯，力加挽留。再加之李四光、丁西林等人的力荐，陈寅恪最终留在了雁山园，担任广西大学客座教授。此时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寅恪一家生活十分艰辛。三女美延曾回忆说：“良丰山上住的房子很简陋，父亲除了有课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广西大学上课外，其余时间就在简陋的房子里伏案看书、写文。这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大箱子。一张小木凳放在箱子前，连放腿的地方都没有，双腿只有弯曲着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个半天不抬头。住房的屋顶既漏雨又不隔热，夏天日间他的白短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不知觉，晚上在仅有一根灯草的小油灯下继续挥笔疾书。”虽然条件艰苦，但陈寅恪依旧潜心治学。陈寅恪在雁山园的碧云湖水楼（碧云湖舫）上，为广西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的学生讲授“唐代政治史”。陈寅恪上课时，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和实证性。在“书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的学术论稿中，陈寅恪的“史诗互证”的史学方法与理论也逐渐系统化，走向成熟。

2010年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其中记载了1943年他们一家在广西大学的经历。书中提到：他们住在半山小筑时有位英国人修中诚（当时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应邀到家中做客，专程来与陈寅恪讨论其去牛津的工作构想，双方谈得很投机。这次见面对后来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直接影响。正是在修中诚的邀请下，陶育礼和李约瑟作为英国文化与科学使团1943年3月到8月访问中国，受到国民政府的接待，并双双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陶育礼访问了昆明、成都、桂林，在成都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问候。陶育礼回国后，即在1944年邀请自己的好友、恩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老前辈库克一起联名推举陈寅恪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4年7月12日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召开的院士大会通过了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提案。此后陈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记录一直出现在《英国学术院院刊》，直到1975年。陈寅恪在桂林雁山园中身心调整，任教18个月中，除教学外，在历史研究，论文、书稿写作、文字研究等收获颇丰。在陈寅恪的随笔中也留下痕迹，完成于“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陈寅恪记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前言，后来被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1943年8底，陈寅恪、唐筼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被唐筼称为“故乡”的雁山园，撤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

『捌』 陈寅恪是怎么做到精通20多种语言的

留学与刻苦学习的经历，是陈寅恪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其中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懂得掌握的如此多的文字语言，使他掌握了一把研究史学的利剑，而且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经过多年的留学经历又使得他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与学识，多为国内外名人所推重。

『玖』 不懂就问.李唐家族到底是什么民族

隋唐皇室的汉人血统不容置疑，唐朝皇室宗源辩正，隋唐都是华夏正统（转载）（一）隋唐皇室的汉族血统不容置疑隋唐皇室属于汉族，这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原本是很清晰的基本史实。但自从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把持文史界、文艺界之后，各种虚无化汉族的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们很热衷于讨论汉族的血统，企图通过宣扬汉族虚无论来瓦解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满遗也有汉奸）故意歪曲历史，断章取义，把隋唐皇室说成是鲜卑族，企图虚无化汉族历史，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三人成虎，鞑子叫兽编造的谣言流传甚广。所以，有必要拨乱反正，结合史实澄清隋唐皇室的民族属性，还历史真实面貌。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的父亲是南北朝时期的汉人名将杨忠，其先祖是东汉太尉杨震。杨坚之父杨忠曾跟随西魏权臣鲜卑人宇文泰起兵，在建立北周政权之后，杨忠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北周和北齐的鲜卑统治者和上层贵族普遍热衷于鲜卑化与胡化，下令给很多汉族大臣赏赐鲜卑族姓氏。作为功臣，杨忠被北周皇帝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杨坚承袭父爵父姓。
在取代北周政权之后，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立即大力推行汉化措施，提拔一大批有真才实干的汉人担任朝廷要职，罢黜了很多顽固不化的鲜卑旧臣，严厉镇压了鲜卑贵族的反叛，还下令屠杀北周的鲜卑王室贵族，把前朝遗留的鲜卑特征都抹去了。隋文帝杨坚的当时做法就像后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采取禁胡语、禁胡俗、禁胡姓、禁胡服等汉化措施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隋文帝杨坚对汉文化的恢复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几百年的混战，致使春秋自汉代以来的华夏文化典籍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访求古书典籍，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后来，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朝藏书最多时也只有8万多卷。
更重要的是，在正式取代北周，创建隋朝前夕的公元581年（大定元年）二月，杨坚就发布了“已前赐姓，皆复其旧”的命令，下令所有曾被鲜卑皇帝赐了鲜卑姓的北方汉人都要恢复自己固有的汉姓，杨坚也恢复了自己的汉姓，把自己祖上“被赐”的鲜卑姓“普六茹”改回了旧姓“杨”。知道什么叫“赐姓”，什么又是“旧姓”吗？假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鲜卑族，那他完全可以像先前的那些鲜卑皇帝一样继续沿用鲜卑姓氏，或至少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专门改姓，而不是“复其旧姓”，更没有必要在尚未废帝夺位之时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让汉人们恢复自己固有的汉族姓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鲜卑人？
把唐朝的统治者说成是“鲜卑民族”同样没有可靠的证据。事实上，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乃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其七世祖李皓于晋末五胡入侵中原引发史上惨烈的五胡乱华大动乱时，在秦凉一带建立汉人政权以自救，史称西凉。据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一带和东晋以及继承者南朝同为保存汉文化最完整，并对北魏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区。唐朝李姓皇族又怎么可能是“鲜卑民族”？其实，在隋文帝杨坚掌握了北周大权后，李渊的父亲也“复高祖姓李氏”，即去除鲜卑人所赐姓“大野氏”而恢复了他们的旧姓“李”，倘若不是汉人，何来“复其旧姓”，即恢复汉姓？倘若李渊真是鲜卑人，那么他推翻隋朝而建立唐朝之后，就应当恢复他们那"鲜卑旧姓"才对啊。然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拿出了他们祖先是汉人的家谱。这说明他们要么是真正的汉人，要么就是完全认同汉人并接受了汉文化传统的鲜卑人。可是，假若真是后者，即他们真不是汉人而是鲜卑人，那也该知道并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传统观念。历史上汉人是很重血统的，有非常强烈的血统意识和宗族感情，因此特别注重祭祀自己的祖先，绝不会把他族祖先当作自己祖先来祭祀，因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的神灵不会享用不与自己同族、不是自己子孙所供奉的祭品，所以人们也不会去祭祀异族祖先的亡灵。这是汉人，特别是掌握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皇帝及其贵族们自古就严格遵循的祭祀原则。而且祭祀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国家大事，决不允许随随便便把他族祖先误当自己祖先来祭祀，这就是《礼记·祭法》所说的“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认为自己祖先是汉人，并有家谱佐证的唐朝李氏皇室只能是汉人，而不可能是鲜卑人。
《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著名隋唐史专家陈寅恪曾对唐朝李氏皇室的祖先进行过分析考证，也得出了李氏血统其初本是华夏的结论，陈寅恪先生还推论唐高祖李渊可能不是陇西李氏之后而是赵郡李氏之后，但赵郡李氏同样也是汉人，而且也曾是望族，不是什么鲜卑人。就算是北魏的孝文帝，作为正宗的鲜卑人，虽然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严禁鲜卑语、鲜卑习惯、鲜卑姓氏和鲜卑服装，但也没有到篡改自己的家谱，弄个千百年前的汉人作一朝皇帝的祖宗的地步。所以，所谓唐朝李氏皇室本是鲜卑人，杜撰了自己祖先是汉人的家谱的传言，不但没有任何根据，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现在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唐朝李氏皇族的父系出自汉人的名门望族，母系即开国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亲生母亲则是早已汉化了的鲜卑人后裔。人类早已进步父系社会，父系即为民族属性。李唐皇室的民族属性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更何况母系是经过隋唐之前一百多年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公元495年）时期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文化上已经属于汉人了。不仅如此，李唐皇室的父系血统是汉族，文化属性也是汉文化，他们代表的利益也是汉人，连他们自己也确认自己是汉人。
正因为唐朝皇室祖先一直都是汉人，所以在唐朝建立后，唐朝皇帝没有像四五十年前的北周、北齐统治者那样恢复鲜卑姓氏或鲜卑特色，而是像隋朝皇帝一样，建国后就极力抹去本已所剩无几的鲜卑特色。唐朝李氏皇室当然也不可能改回什么“大野氏”之类的鲜卑姓（因为“大野氏”这个姓本来就是从前的鲜卑皇帝下令“赐予”汉人大臣的）。包括蒙曼在内的一些满遗叫兽总喜欢拿着唐朝皇室祖先中有过娶鲜卑姓的女子的事当做唐朝含有浓厚鲜卑血统的非汉族政权的证据，甚至还得出了所谓“唐朝是鲜卑族所建，不是汉人政权”的荒谬论断。但是，这些人恐怕连那几个鲜卑女子身上到底有多少鲜卑血统，她们还保留了多少鲜卑文化，跟其他汉人有多少的不同，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因为早在三四百年前魏晋，甚至五百年前的东汉，就有不少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与鲜卑族混居了，而北魏中后期，鲜卑人不是大批死亡，就是被汉人汉化而最多只剩下个象征其祖先中有鲜卑的姓而已，文化上则完全汉化，怎么能因为那几个女子的姓是鲜卑的，就不但说她们是纯种的鲜卑人，还说她们嫁给汉人后生下的子女也是鲜卑人呢？如果以皇帝身上有鲜卑人或者其他异族血统就说该王朝是鲜卑人所建的政权或其他什么异族王朝的话，那么近代的日本天皇还有朝鲜人的血统，日本国岂不成了韩国人、朝鲜人的国家？那韩国人、朝鲜人为什么还老谴责日本侵略了韩国、朝鲜？韩国人、朝鲜人岂不是吃饱了没事找事的无赖？
所谓“隋唐君主是鲜卑后裔”这种说法极为牵强。是的，隋代国君姓杨，唐代国君行李，它们曾在北朝时期被迫接受鲜卑统治者的“恩赐”而改姓“普六茹氏”、“大野氏”，但隋文帝杨坚一夺取皇位就首先认祖归宗改回汉姓“杨”，还下令让那些被强迫改姓鲜卑姓氏的汉族贵族恢复原来的汉族姓氏。唐朝皇帝同样继承华夏正统，还拿出自己的家谱，证明李唐皇室是华夏汉人。试问，如果他们本来就是鲜卑人，他会立即主动采取这种恢复汉姓、匡扶华夏的汉化举措吗？与此类似，大家都知道，元朝的“孛儿只斤”皇室是真正的蒙古人，你认为蒙古族皇帝征服中国之后当然不会改成汉姓，也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清朝的“爱新觉罗”皇室是真正的满洲人，满族皇帝入关得位后也没有改成汉姓，更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
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的祖先原本是汉人，史载，刘秀之子刘辅的裔孙刘进伯官度辽将军，在攻打匈奴时失败被俘，囚禁于独山（今辽宁省海城境内）之下，他的后代有尸利单于，为谷蠡王，号独孤部，也就是隋朝皇后独孤氏的祖先。若说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纥窦陵氏是鲜卑族，更是以讹传讹，因为她的祖先是汉朝外戚窦氏，原本就是汉族人氏，后投奔匈奴担任“大人”，而在魏孝文帝改革时又改回窦氏，认祖归宗。只能说是个胡化的汉人。再说，北朝的鲜卑贵族与汉人长期通婚，同时接受华夏文化，本身就已经是鲜汉混血的鲜卑人。另外，如果人们非要把混有鲜卑人血统的汉人叫做鲜卑人。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本身就是汉人，我们也可以称北魏孝文帝是汉人了。再说了，假设就算隋唐皇室的母系是纯正的鲜卑族又如何呢？满清的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是蒙古族，其母亲佟氏是汉族，康熙的满族血统至多只占四分之一，蒙古族血统占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却占二分之一，但谁会说康熙皇帝是汉族或蒙古族呢？因为，按照世界各国的传统，尤其是东亚民族的传统，民族成分主要是依据父系划分的。
其实，即便是鲜卑人本身，在创建北魏政权之前就已经长期与汉人杂居和混血，其文化中早就含有大量的汉文化，而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包括那位满遗教授蒙曼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只要有少数民族血缘的，就不是汉人，只要建立王朝的人身上有丝毫的少数民族血缘，甚至仅凭借史书上记载的某人的只言片语，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缘，就狂言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王朝就是少数民族王朝，却全然不顾这些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全然不顾他们对汉人祖先，对汉文化、对汉民族的高度认同。既然这样，那反过来我也可以说，只要有汉族血缘的，就不算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北魏比唐朝都还要有资格是汉人的政权了，因为不仅制度和文化，就连北魏的皇帝老子们身上流淌的大部分血也是汉人的嘛，呵呵。在此就撇开文化等方面的汉化事实,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单纯从血统来看看鲜卑人向汉人的转变，北魏为什么是汉人的王朝。首先，鲜卑族的人口远比汉人的少，鲜卑族的大部分又是贫困潦倒的军户，因此连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人祸，以及在短短的百年内所遭受的几次清洗，鲜卑族人大量死亡，使得支撑鲜卑族政权的“国家柱石”军队都不得不由当地纯种汉人组成（也即府兵）,另外还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与强制等等，因此到了隋唐时期，究竟还有多少纯种的鲜卑族人活下来都是个大疑问。事实上，不用说一般鲜卑人不是战死，族灭，就是早被汉人汉化掉了，就连不会因饿死、战死、病死而绝种的北魏皇帝，到了最后,也只剩下了1/128的鲜卑血统，而127/128，即99.21875%的血统其实都是汉人血统了。
下面是北魏王朝皇族血统的中国化表(参照宫琦市定《大唐帝国》等)1.
1、 北魏创始人道武帝（纯种鲜卑人）======刘贵人|
2. 明元帝(1/2 鲜卑血统)======杜贵妃|
3. 太武帝(1/4 鲜卑血统)======贺夫人|
4. 太子晃(1/8 鲜卑血统)====== 闾氏(鲜卑)|
5. 文成帝(1/8 鲜卑血统)====== 李贵人|
6. 献文帝(1/16 鲜卑血统)====== 李夫人|
7. 孝文帝(1/32 鲜卑血统)====== 高夫人
(孝文帝时期，唐朝皇室祖先之一的李冲时任北魏高官)|
8. 宣武帝(1/64 鲜卑血统)====== 胡皇后|
9. 孝明帝(1/128 鲜卑血统)
(上面括号内的分数为北魏皇帝的鲜卑血统的比例)
也即到了北魏末年，其皇族只剩下1/128的鲜卑血统,即只有0.78125%的鲜卑血统!从上表可知,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只有1/32=3.125%的鲜卑血统,而有96.875%的汉人血统,因此,他禁止胡语胡服胡俗而全面推行汉化路线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因李世民的母亲有一点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的血缘，就说李世民，乃至李唐皇族都是鲜卑族的人为什么不说北魏是汉族王朝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化、习俗、传统、价值观上来看，还是从血统上来看,不用等到隋朝、唐朝，早在北魏时期，大部分鲜卑人已经变得与汉人相差无几，只有少部分鲜卑人还留下个空头的鲜卑姓氏符号。所以，按照某些人的“血统论”观点，北魏政权就更是汉人王朝了。
（二）、大唐皇室宗源辩正
首先，包括《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在内的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旧唐书》记载为陇西狄道）。这些记载都出自可信度很高的正史典籍。
其次，国学大师、中国古代史泰斗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了李唐皇室出自赵郡李氏的推断，其主要论据是是《唐光业寺碑》，全称《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及《畿辅通志》、《隆平县志》等方志关于此碑刻的拓文。此碑为唐朝光业寺的建筑之一。唐高宗（李治）总章年间（668～670年），唐朝宗室为保护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之陵（即建初陵、启运陵，二陵共茔，全称“大唐帝陵”），在陵墓正东修建光业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年）又扩建整修，并增建大佛堂，竣工后立此碑以示纪念。关于此碑，《畿辅通志》之拓文为“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从残存的碑文可以直接得到的文字为“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无疑提供出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从陵区南侧出土的唐王后胤墓志铭，更进一步证明其为陇西李渊宗室旧域陵寝所在。再者，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的茔墓，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这些陵寝之建造，都发生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张氏都是汉人，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也是汉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也是汉姓，李虎则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李唐宗室是汉人无疑。但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唐皇室既然出自赵郡，何必托名陇西？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赵郡之李与陇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陇西之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同为望族，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关陇李姓为望族，赵郡之李的名望屈居关陇之后，李渊托名陇西，实是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世地位；或者，本为陇西之李，但并非华盛之门，后展转迁徙至赵郡。二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皇室的先祖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因不是名门望族，是以家风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氏一族至西魏时才真正显贵起来，李渊祖父李虎入关后，东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继而又自称是西凉的嫡裔。
综合上述两种论述，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政治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李唐皇室之宗源出自赵郡，当无疑义，赵郡之《唐光业寺碑》以及李唐先世的陵寝，提供出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但为何自称陇西之李？何以表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甚为生分的态度？实际上，是李唐王朝出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这样的论述令人信服。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延续到隋唐，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势力，统治阶级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也为标榜自己的出身，托名名门望族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现象，甚至到中唐，仍然存在。例如，韩愈的籍贯应为河南孟州，但为提高门第，托名河北昌黎，因昌黎韩氏在唐代是郡望，李唐王朝为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更多的合法性，也为提高门第身份，托名到西凉李暠之嫡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出自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西魏以至隋唐，关陇贵族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是关陇汉族地主豪强武装与鲜卑的军人集团结合起来的强势联盟，谁想统治中国，必须以关陇集团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证非常有力，令人信服。李渊、李世民父子首先是务实的政治家，其首要考虑的，是巩固关陇集团的政治势力而非单纯的认“宗族”，“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封建政治规则使得联姻、宗族谱系的“认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也是同样的目的：确立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关陇贵族为中心的政治权威，协调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政治利益。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支持唐太宗在立储上为何最终确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而非魏王李泰、或者吴王李恪，因为唐太宗首先要考虑的是关陇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巩固大唐帝国的基业，防止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甚至内讧，太子的人选的确定，必须得到以老臣兼元舅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权臣的支持，吴王李恪是庶出，魏王李泰见恶于长孙氏，唯一的人选只能是晋王李治，虽然以才干迩论，晋王李治是最次的人选，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来源：网络）

『拾』 陈寅恪和陈寅格是同一个人么是同一人的话，陈先生为什么要改名字谢谢

我想，是一个人，但是，没听说陈寅恪先生改过名字，一直都是陈寅恪，只是在“恪”字的读音上面有争议，有人说念“que4”，有人说念“ke4”，陈老先生的父母都念“que4”，因为在他的老家，用方言是这样念的，而当时，汉语言还未改革时，“恪”也的确有“que4”这个音，但是后来就没有了，统一读作“ke4”，陈老先生自己也让大家念“ke4”，中国有名从本人的习惯，所以“恪”念“ke4”。
所以，目前为止，只听过在最后一个字上的读音上面有争议，没听说在字形上面有争议的，会不会是编辑的问题，打错字或者写错字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所以会使你有这样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