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鮮事企業退休工資昱否得長嗎

㈠ 今日新鮮事淄博市企退人員養老保險調整後的什麼時間發放

按照國家的 總體部署及各省市的具體規 定今年企業退休人員調整回 後的養老金最遲答∵大 都於九月底前要全部發放到位。 省的調整方案出台也是較早的省份並要求7月底前發放到位的。先到銀行查一查，如果確定仍未到賬，可打電話詢問一下你退休單位的人勞部門就會弄清楚原因了！

㈡ 昱鑫科技(蘇州)有限公司到底怎麼樣啊

別去，千萬別去，去就被坑，工資低，待遇差。人走了好多，一個人干2個人活，還不加薪。辭職更加難，都是自離走的（沒錢拿）。他是台企里的台企，差到極點，隨便哪家都比他強，地點還偏的要死。

㈢ 為什麼有人放棄繳納五險一金

一批一批年輕人進入社會湧入職場。職場菜鳥往往不了解交五險一金這回事兒。一般公司在員工入職的手就應該給員工買五險一金，然而，現實並非如此，不按規則辦的也不少。

總結而言，畢竟各家公司實力不同，而年輕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斷，當中並沒有什麼對錯。年輕人偏愛到手工資而非五險一金，原因很現實，選擇也很現實，一切由現實出發為解決現實問題而做出的選擇，沒有對錯。

㈣ 蘇州昱鑫科技怎麼樣

我在裡面呆過，就是蘇州的，不是美資企業，是台資的，看不起大陸人的，，就說吧，在外住宿好點，裡面住宿的話說免費，其實1個月少不了這費那費的，最少1個人400，只多不少，1個月30天休息2天就不錯了，3天你就拜佛吧，12小時制度，加班算2個半小時，吃飯只有30分鍾，2噸1小時，另外半個小時歸到無償加班裡面，算上正常班8小時，正好12,，但是你12個小時是走不了的，每天上班下班開會，7點半上班，下班應該7點半，但是開會會開到8點以後，平均13個小時左右每天。吃的比豬差，哥們在裡面呆過，知道裡面什麼人最多麼，稽查科，，就是每天拿照相機溜工廠的，看見你沒幹活，馬上拍照，月底清算，最低50，最高不限，1小時8塊工資計算，算星期六星期天加班加全勤加這加那的能到4000多吧，但到你手裡就3000左右，高於3300你也拜佛吧，就是說你1個月扣這扣那，電費啥的，昱鑫科技流行一句話，在這干3個月以上就是SB，所以沒幾個能超過3個月，這也是人員流動特別大，長期招工的，你想想，那個出來打工的不想年初在一個場子，年頭里回家，中間換工作那麼麻煩找1個就好了，為啥沒超過3個月的了。。。最好去新區那邊找吧，蘇州場子像咱這勞力工，累沒事，有事的累了沒錢，和勞力工資不平等。。。

㈤ 開封市2021年上半年企業退休人員什麼時間進行養老金重新核算

開封市2021年上半年企業退休人員，下個月看、就可以養老
1、社會平均工資替代養老金重算，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與前一年社會平均工資掛鉤。養老金與物價和工資掛鉤，可以用來抵消通貨膨脹。新的2021年養老金基數是根據2020年社會平均工資計算的，而2020年社會平均工資一般是在2021年下半年公布，目前只能根據2019年社會平均工資計算。到2020年，公布社會平均工資，重新計算已發放養老金，重新分配養老金差額。事實上，用社會工資取代重新計算的養老金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每年各地都有社會平均工資取代養老金的情況出現。
2、2014年10月1日後退休，最低養老金領取期限為15年的人。中人的過渡期為十年，之後所有人員都將採取「限制高，保證低」的原則，也就是說，根據所有的退休工資和新的養老金計算方法，如果老方法計算量較大，將沿用老方法。如果新方法計算的金額較大，暫時按舊方法計算。例如，對於剛剛退休的人員，由於並行改革改革還沒有完成，年增長率還沒有公布，社會平均工資還沒有確定。由於這些因素，退休的「中人」只能在2014年9月獲得相應的待遇。改革完成後，採用新方法計算福利，並對新舊方法進行比較。在未來10年的過渡期內，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並最終在2024年補齊差額。
3、據了解，四川、江西、陝西、福建、江蘇、山東等省市已發放了退休人員養老金，如福建省龍岩市、陝西省商洛市、天津市等，養老金已在發放，但大部分地方也尚未開始發放。例如，東北三省沒有關於養老金發放的消息，所以不同地區的養老金情況都不同。很多「中人」都很關心他們所在的地區什麼時候才能開始補發養老金，我們都知道2024年10月30日才是中人的過渡期。現在是2021年，距離2024年10月30日過渡期結束還有三年多的時間。時間緊，任務重，我相信各方都在加緊整改工作。

㈥ 被長輩的養老金倒掛是一種什麼體驗

其實被長輩的養老金倒掛也是很正常的情況。沒有規定說長輩的養老金就一定要低於年輕人的工資嗎。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一種歧視，很多長輩，他的級別夠高。或者說社保繳納的年限足夠長，那麼他所退休之後獲得的退休工資養老金自然也就非常高。以我身邊的人為例，家裡的老人由於是離退休幹部。他的養老金是非常高的，能夠達到每個月好幾萬。 而同樣的地區的年輕人的工資每個月才幾千塊錢。家裡的晚輩當然不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好。因為老一輩有老一輩的付出，他們辛苦的工作和付出才能使社會發展到今天的繁榮階段，我們不能覺得老年人獲得高的養老金，就會讓自己內心長成某種不平衡。這種體驗可能放在每個人的家庭中是感受不一樣的。但是對於我自身來說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作為晚輩也不希望從老人的收入中來彌補自己的物質缺乏。也就是說年輕人不應該當啃老一族。年輕人還是應該通過自己的拼搏賺取自己的財富。老年人的養老金就應該完全的用做老年人安度晚年，享受美好的夕陽紅。當然，如果長輩的養老金非常高，那麼作為家中的晚輩是非常幸運的，因為不僅可以少負擔家裡老人的養老，甚至還能夠從長輩那裡獲得一定的資助。

㈦ 阿里巴巴初創時十八羅漢，如今誰去誰依然堅守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發出題為「教師節快樂」的公開信宣布：一他將不再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屆時由現任集團CEO張勇接任。時隔一年，隨著「9.10」教師節的再次臨近，馬雲將在當天宣布「退休」，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回顧阿里巴巴這一路走來的軌跡，雖然沒有經歷40大盜攔腰搶劫般的命運，但從其自創立之初就加入的十八位創始人身上，我們並不難看出人與公司、人與人之間的交織如何影響著他們命運的走向。

程序員中也有特例，就像十八羅漢中的吳泳銘，當時是淘寶網的核心開發人員之一，如今卻是阿里健康的董事會主席，而且還是國內知名的投資人。個中變化，令人不勝唏噓。

除了前面介紹的「羅漢」們，其他創始人也都處於一個不錯的發展狀態：

戴珊，現任阿里巴巴B2B事業群業務總裁、阿里巴巴集團的法人代表；

金媛影，現任阿里學院高級專家；

韓敏，現任小微金服集團人力資源部上海分公司總經理；

蔣芳，現任阿里巴巴集團首席人才官(CPO)；

麻長煒，淘寶網產品技術中心用戶體驗設計總監；

樓文勝，依舊在阿里集團任職，具體職位不祥。

這18個人，創業時發瘋似地工作，每天工作16到18小時，累了就睡在辦公室的睡袋裡。哪怕是夜裡三四點鍾，辦公室里還會燈火通明。同時，他們也天天吵架，從早吵到晚。就這樣，在反復的協作與摩擦中、失敗與成功中、寂寞與喜悅中，他們度過了青蔥的歲月。

如白駒之過隙，那些年曾肩並肩奮斗的十八羅漢，現在全部成了業界大佬，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究竟是努力成就了命運，還是時勢造就了命運？或許，兩者皆有之。當他們站在命運的岔路口，不經意的一次選擇便決定了自己後半生的道路。

「十八羅漢今安在」的問題倒是講完了，可十八羅漢又該何處去呢？翻了翻相關報道，我們發現如今的18羅漢雖然都還負責阿里巴巴的相關業務，比如蔡崇信、彭蕾、戴珊和蔣芳等，但是他們都不是馬雲的接班人。

細究來看，阿里巴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阿里集團，另一個是螞蟻金服集團，前者的核心人物是張勇，後者是井賢棟。從馬雲一直青睞空降高管的態度上就不難看出，其對外部職業經理人的推崇。從最開始通用電氣的關明生，到後來的衛哲、張勇、井賢棟、武衛、樊路遠，馬雲一直在從外部物色自己的接班張勇挑起了阿里的大梁，合夥人們終究將消逝在時間的洪流中。阿里草創時代算是徹徹底底地過去了，未來將會是什麼時代？還能否出現農村男孩逆襲成為資本大佬？又是否會有從HR做到集團總經理的鐵娘子？

㈧ 交通銀行為什麼不顯示

大家好，我是烏鴉。
近期，紀檢監察機關通報了一批特殊的案例，包括臨近退休「逃逸式」離職，妄圖逃避監督監管，繼續恣意斂財的中國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原一級巡視員曾長虹，退休後違規在企業任職的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政府原副市長薛培明等。
（薛培明庭審現場）
為什麼說他們特殊呢？因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通報這批落馬前高官時，用了一個在中國政界極不尋常、帶有政商深度勾結印記的詞彙：旋轉門。
聯想到最近的北京市核酸機構造假案中房山區衛健委副主任被查，上海疫情中不法分子在官員眼皮子底下倒買倒賣、囤積居奇，有人驚呼：中國官場進入旋轉門時代！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旋轉門幾乎說得上「美國特色」，咱中國的官商勾結也進化到這種程度了？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公務員到底可不可以辭職做生意？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公務員可以辭職下海，這是明確寫在《公務員法》里的。
和咱們眾多打工人一樣，公務員主動辭職以及退休後到企業任職，是個人的一種選擇，公務員退出機制完善的本身也在很大層面上體現出對個人選擇與意願的尊重。
我國公務人員下海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曾出現一次公務員辭職潮，一大批公職人員紛紛辭職下海，很多人通過誠信經營積累起億萬身家，也有一些人鑽價格雙軌制和計劃經濟的空子，利用關系搞批文、倒車皮、壟斷貨源，成為先富起來的人。
小平同志南巡之後，各地又掀起了一股下海潮，一些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幹部採取停薪留職的方式下海經商，其中不少下海官員與留守官員之間眉來眼去，形成了完美的官商勾結。
時至今日，還經常有地方政府為了振興當地經濟，促進體制內人員的有序流動而發文鼓勵公務員下海創業。
2013年7月，安徽省下發文件，對經組織批准辭去公職到民營企業創業的公職人員，一次性發給相當於本人3年基本工資的補償金。對工作年限滿30年，或距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滿20年的公務員，本人申請提前退休進行創業的，經任免機關批准，可以提前退休進行創業。
同年，廣東省清遠市委組織部、清遠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聯合發文《清遠市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職創業管理暫行辦法》，鼓勵市直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離職創業。
2014年4月，河北保定出台文件，鼓勵公務員創業：自主離職創業人員5年內保留原身份停發工資，工資晉升、職稱評定不受影響。5年內願意回單位的，由原工作單位重新安排工作。
2015年5月，湖南省政府下發了《關於促進創新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湖南將組織實施創新創業引領計劃和全省創業帶動就業促進計劃，並提出允許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人員辭職自主創業。
而在國家層面，雖未對公務員辭職創業出台相關政策，但對事業單位科研人員辭職創業有鼓勵措施。
2015年4月27日，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提出完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各方面人才順暢流動的制度體系。
高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離崗創業的，經原單位同意，可在3年內保留人事關系。這被一些媒體解讀為30年前企事業單位停薪留職下海經商的2.0版本。
不難看出，我國鼓勵公務員離職的制度，是基於搞活經濟的初衷，且鼓勵下海創業的對象主要是年富力強的青年公務員，讓這些年輕人去商界好好折騰一番，促進人才流動合理化，推動經濟發展。
但是，制度擺在那裡，還是有人會去鑽空子的。在近些年的實踐中，一些位高權重的中老年領導幹部比年輕公務員更加熱衷於辭職去企業任職，他們放棄高官厚祿甚至退休待遇也要去企業做高管，不是發揮余熱，不是一心投身經濟實業，而是那些有特殊需求企業，給的實在是太多了。
中紀委網站披露了這樣一批特殊的本該退居二線頤養天年卻毅然決然棄政從商的領導幹部。
2012年7月，54歲的杭州市公安局副巡視員、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室主任邱平，提前六年申請退休。這種操作並不少見，很多退居二線、身體狀況不佳，無意在仕途上更進一步的官員在這個歲數都會申請提前退休，回家頤養天年。
但不尋常的是，在提前退休六年之後，2018年7月，邱平又向組織主動要求放棄退休待遇。這個就極為罕見了，奮鬥了大半輩子，到了該享受的時候，他卻啥都不要？這是多高的覺悟？這是怎樣的思想境界？
既然人家非不要，組織也不好追著給，便按正常程序處理批准了邱平的請求。
一時之間，邱主任的高風亮節在杭州官場傳為佳話。
可惜，邱主任的故事到這里並沒有結束，三年後，在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中，邱平的大名赫然在列。一個退休九年、思想境界那麼高的好乾部，怎麼就上了紀委的黑名單？是不是抓錯人了？
呵呵，抓的就是他。據辦案人員介紹，邱主任退休後，退而不休，比在職的時候忙多了，先後接受杭州某檢測技術有限公司、浙報某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某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等邀請，出任安全法務顧問，當然，待遇也比當副巡視員的時候高多了，光是「顧問費」，邱平就收了320餘萬元，比在職的時候收入高多了。
（邱平考察浙江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其間，邱平還通過創辦「互聯網安全與治理」論壇，幫助上述企業擴大知名度，為其網路風險防控積極出謀劃策。
但《公務員法》中的公務員離任迴避制度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邱主任提前退休然後馬上到這些企業任職，顯然不合法，邱主任曾當過杭州公安局原公共信息網路安全監察分局局長，而這些職位又「恰好」與這一職務高度關聯，顯然更不合法。
調查還進一步查明，邱主任在杭州市公安局網監部門任職期間，就利用職務便利，為兩家公司在網路安全監管方面提供幫助，當時邱主任一分錢沒收，因為拿錢辦事兒就是受賄了，作為一個境界高的幹部哪能幹這種事？
所以邱主任和這兩家公司約定：退休後再給我好處，你們別忘了哦。
顯然，邱平之所以提前退休，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想早點拿到這些企業與他約定的天價報酬，畢竟，這幾百萬拿到手，拿去買股票買基金就比工資高多了。
而邱平放棄退休待遇，是企圖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逃避紀法懲治：我不做官好多年，連退休待遇都沒拿國家的，我干什麼你們還管得著嘛？
可惜，邱主任的算盤打得響，紀委的計算器也不含糊，調查組最終以三個標准來釐清界定邱平違紀違法行為：
一是在職期間與管理對象認識，有具體謀利事項和輸送利益的約定，提前退休後，在原管理對象處獲取經濟利益，界定為違法；
二是在職期間與請托公司不熟識，也沒有具體謀利事項，提前退休後接受邀請，出任顧問獲取收益，將其在放棄退休待遇之前獲取經濟利益界定為違紀；
三是在放棄退休待遇後獲取的符合規定的顧問收益，界定為正常勞務所得。
算清楚之後，邱主任相當於是以五十多歲的高齡，當了九年普通打工人，還失去了本來能一直領到的退休待遇，最關鍵的是，這九年的合法打工收入，還得蹲完監獄再出來花了。
到曾經「幫助」過的企業任職，不只有邱平。
杭州市實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委員、總經理駱旭升早年間結識了商人張某，張某通過請吃和送消費卡與其一直保持聯系，駱旭升多次在拆遷補償、資金借用、商標及股權轉讓等方面為張某謀劃爭取利益，張某則主動邀請其到自己公司任職，並承諾給予「安家費」。
和邱平一樣，駱旭升也提前辭去公職到張某公司任職，扣除手續費後，實得261萬元「安家費」。不過，可惜的是，國企一把手駱總和邱主任同一批被紀委通報，到手的鴨子還是飛了。
廣東省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城鄉建設環境與資源保護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詹樹柏，在辦理提前退休後不到兩年，就到某著名地產公司任高管領取高薪。
甘肅省白銀市政協原主席郭德清退休後，到一家公司擔任監事，通過蘭州市發改委、國土局的領導幹部，為該公司協調商業項目有關手續，其退休期間收受的錢財是在任時違紀違法所得的兩倍多。
這是在紀委監委高壓震懾下，一些別有用心的領導幹部發明的一種極為隱秘的貪腐模式：在任期間先行向外輸送利益，卻並不急於兌現回報，而是等到辭職後再到昔日的管理服務對象處任職，堂而皇之領高薪，延遲滿足被這些貪官玩出了新花樣。
當然，這也吸引了一些不法企業老闆專門打這些退休高官的主意。當年，四川漢龍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被調查時就坦白，自己每介入一個新領域撈錢，公司高管名單中就會出現該領域的前官員：成都聯交所原總裁、證監會期貨部原副主任直至省里一些老領導都被他網入其中。
在這些位高權重的老貪官和不走正道的企業老闆們的「雙向奔赴」之下，一個中國版的「旋轉門」已經呼之欲出了。

2

一旦形成了政商旋轉門，危害有多大？我們來看兩個反面典型。
首先說說美國，世界上最正宗的旋轉門就在美國，以至於旋轉門幾乎成為美國政商關系的代名詞，旋轉門之於美國，正如泡菜之於韓國。
美國的旋轉門特別發達，政界商界之間轉換自如，軍火公司老闆當上國防部長，FDA局長當上醫葯公司CEO，在人家美利堅一點都不新鮮，就連川寶都是從房地產商旋轉成了總統。
在前總統特朗普任內，首任國務卿蒂勒森是從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的位置上「旋轉」而來，財政部長姆努欽來自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集團，國防部長埃斯珀曾是軍工企業雷神公司高管，從政府離職後又加入了高科技企業伊庇魯斯公司。
而拜登政府也不遑多讓，2020年11月，隨著當選總統拜登公布新一屆美國政府內閣候選人名單，韋斯特埃克塞克咨詢公司迅速成為美國媒體的報道焦點。原因就是新內閣中有多名成員來自該公司，別的公司等著上市，這家公司等著入閣。
公司的核心成員包括被拜登提名為國務卿的布林肯，提名為國家情報總監的艾薇爾·海恩斯，以及下屆防長的大熱人選米歇爾·弗盧努瓦。
在民主與共和兩黨輪流坐莊的美國政壇，不少精英人士在政府機構與私營部門間輪流任職，處江湖之遠時利用影響力為東家疏通政府關系，居廟堂之高時則利用職權照顧老東家利益。
美國的旋轉門還滋生了一個龐大的產業：游說。
"游說"一詞起源於國會搬到首都華盛頓以後。當時希拉德飯店曾作為國會議員的住處，那些希望向議員反映意見和看法的人，由於不能到議員開會的地方做工作，便紛紛到希拉德飯店的大堂（Lobby）里等候議員歸來，找機會與國會議員談話。
後來，人們就把這種通過交談向議員施加影響的行為稱為"游說"，把這些從事游說的人稱為"說客"。此後，游說活動一詞在1808年美國第10屆國會的年刊中首次出現。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游說業呈現爆炸性增長態勢。1971年，美國僅有175名注冊說客，但到2009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3700名。注意，這還是注冊說客、職業說客，如果把太子黨、退休官員、總統秘書、部長助理之類的不方便注冊的非職業說客加起來，這個數字至少翻兩倍。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位於華盛頓的游說公司超過2000家，是名副其實的華盛頓第一產業，雖然一年的產值最多不過百億美元，但他們的能量卻足以影響數萬億美元資金的流動。
美國游說產業的發達，和美國政商兩界的利益深度綁定，成為政客和資本家們交換利益的紐帶。
更離譜的是，「游說」這一充滿灰色操作空間的行為，其合法性是寫在美國憲法里的，1791 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不得制定有關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權利的有關法律"。
雖然法條中沒有出現"游說"一詞，但是這已為游說集團進行活動提供了法律基礎。以第一修正案為依據，美國制定了將游說活動合法化的法律。
（華盛頓K街：美國說客公司大本營）
從1938年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到1995年的《游說公開法》，再到1998年的《游說公開技術法》，一系列法律條文讓各種群體得以合法結成利益集團，花重金僱傭說客游說議員和官員，影響國會立法和政府決策。
有法律背書，美國的旋轉門開展得有聲有色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在美國的長期影響下，日本的旋轉門也搞得有模有樣。
在日語中，有個專門的詞彙叫「天下り」，本是神道教的用語，意為「天神下凡」。在現代日本，這個詞用來指代官員中途辭職，轉而在自己出身的部門所管轄的大公司等團體內就職的現象。
在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間，日本共有361個合約價格在10億日元以上的高速公路整備項目，其中，以99%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25個，98%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227個，97%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75個，94%以下的價格中標的項目有5個，基本都在95%以上。
以如此之高的價格比中標，這些中標企業的背後是官僚幹部們的「天神下凡」。據統計，在大約200家接受訂單的企業中，約有300名「天神下凡」的官員。
甚至日本的交通系統，還有一個「政、官、財、鐵「」三角的說法：企業為了中標，想要知道項目預算，於是賄賂官員，接受賄賂的官員向國土交通省等政府機構施加壓力，這種由政府機構到企業，由企業到政治家，再由政治家到政府機構的循環，成為了權財交易的溫床。
除此以外，日本的煙草行業、航空行業、郵政行業、教育行業全是「天神下凡」的樂園，在1998年到2003年的五年間，共有3027名「天神」下過凡。
其中國土交通省911人、法務省629人、總務省313人、文部科學省261人、財務省251人、農林水產省245人、警察廳127人、防衛廳85人、會計檢查院64人、經濟產業省46人、人事院29人、公正取引委員會23人、厚生勞動省19人、宮內廳17人、內閣府3人、外務省2人。
旋轉門玩到這種程度，使得在「資本主義市場自由經濟」的幌子保護下，政商勾結肆無忌憚，官商利益集團鐵板一塊，普通人還有活路嗎？如此的惡果不能不引發我們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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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門是政治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只要有利益交換空間它就會產生，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想要克服它只有通過制度的規范和執行。
這種對利益的規限，並不容易。美、日旋轉門盛行且明目張膽，正是因為利益集團會搬弄起「護憲」、「自由」的大旗，令反對旋轉門的力量難以得手，一如美國控槍的困境。而中國在制定相關制度上，顯然不受這些掣肘，說到底，既然是為人民服務，你扯什麼大旗都大不過群眾的利益。
旋轉門現象在全球發展至今，我國相對應的制度也改進至今，而且，通過這幾十年的交鋒，旋轉門在中國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前面說到小平同志南巡後，公務員掀起一波離職下海潮。面對這一情況，1993 年，國家公布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標志著公務員管理法制化階段的到來，其中對公務員離職的相關規定是規范政商旋轉門法律實踐的重要內容。
2005年，《公務員法》對政商旋轉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規范性界定；此後，國家又對檢察官、法官等特殊職位公務員的離職以及政商旋轉門規范做出了相關規定。
中國共產黨黨紀也不斷加強對黨員幹部離職的規范，比如，規定領導幹部退休或離職後有三年的權力消磁期，其間領導幹部不能去企業任職。
但是，由於旋轉門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個新鮮事兒，這些探索性的法律法規具有明顯的宏觀性，比較空泛，具體可操作的法律條文與政策解讀比較欠缺，影響著政商旋轉門規范的實踐。
比如，《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但沒有明確規定企業能否就相關問題向其進行咨詢以及離職公務員是否可到非營利組織任職等，這就為一些離職公務員的投機行為留下了機會。
另外，離職公務員違規後的懲罰措施的操作性也較弱，離職公務員在消磁期出現到營利性組織任職情況時，涉及的懲治主體包括原所在機關、主管部門、市場監管部門等多個主體，各主體之間的權責邊界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責任推諉。
由於法律沒有及時跟上，旋轉門一度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根據上市公司2012年年報數據顯示，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共有642個職位由各級政府官員擔任，占所有職位的8.45%。
新華社曾統計報道，2013年在市值前10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41位退休高官擔任了企業獨立董事，其中不乏之前為副部級以上高官，甚至與所聘企業有密切的業務關聯。
中國石油獨董劉鴻儒曾為中國證監會原主席，光大銀行獨立董事周道炯亦曾為中國證監會主席，交通銀行的獨立董事劉廷煥原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委副書記……當時的旋轉門可以說跟美國區別並不大，既然不違規，就是明面上大規模地去做。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果斷出手了，2013 年，中組部下發18 號文件，對公務員離職後到企業任職的情況進行了嚴格規定。
10月3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發出通知《關於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現職和不擔任現職但未辦理退（離）休手續的黨政領導幹部不得在企業兼職（任職）。
根據《意見》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並非一概不允許，黨政領導幹部退（離）休三年後可以兼任企業獨立董事、獨立監事或外部董事，退（離）休三年內可以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以外的企業兼任企業獨立董事、獨立監事或外部董事，但均不得取酬，兼職不得超過1個，年齡不得超過70周歲。
《意見》下發後，中國官場掀起一次規模空前的集中規范清理，共清理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40700多人次，其中包括229人次省部級高官。
在取得初步成效後，中組部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繼續「打補丁」，徹底消滅旋轉門存在的土壤。
2015年，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員領導幹部離職或者退（離）休後違反有關規定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活動，違反有關規定擔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獨立董事、獨立監事等職務，將根據情節輕重，受到從警告直至留黨察看的處分。
2017年，中央組織部等四部門印發《關於規范公務員辭去公職後從業行為的意見》，為公務員辭去公職後再就業劃定紅線，設立地域、行業兩道隔離牆：
各級機關中原系領導班子成員的公務員以及其他擔任縣處級以上職務的公務員，辭去公職後3年內，不得接受原任職務管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中介機構或其他營利性組織的聘任，個人不得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其他公務員辭去公職後2年內，不得接受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中介機構或其他營利性組織的聘任，個人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各地方也嚴格落實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領導幹部離職、退休後的任職約束。
廣州市2019年印發《防止領導幹部利益沖突若干規定》，要求對辭去公職或離退休的領導幹部到企業或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必須從嚴掌握、從嚴把關，確因工作需要到企業任職的，應當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嚴格審批。
杭州市2022年制定出台《關於規范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從業行為進一步推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實施細則（試行）》，明確規定嚴禁領導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休後在規定期限內利用原任職務影響謀取私利，建立健全領導幹部辭去公職（退休）後從業行為限制清單和報告承諾制，加強對各單位落實此規定的指導和監督檢查。
在一些特殊行業，比如法律行業，相關規定更加嚴格。
比如，我國法官法規定：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後二年內，不得以律師身份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並且，法律更進一步要求法官一旦下海，就不得再代理原任職法院審理的案件，類似的地區迴避和從業期限限制的規定也出現在檢察官法和律師法中。
這就是為什麼邱主任等一眾貪官要如此偷偷摸摸，甚至發明了延遲滿足、主動放棄退休待遇等花樣，因為明面上的旋轉門已經完全堵死，邱主任們只能另闢蹊徑、鋌而走險，可惜，他們新開辟的這條政商勾結新途徑也被紀委監委盯上了，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將來，這條路也要被堵上了。
相信什麼「天神下凡」在這終究走不通，他們並不信什麼神仙。
參考資料：

觀察者網《聊聊日本官員的賺錢手段——「天神下凡」》
澎湃新聞《幹部很忙：229人次省部級幹部違規在企業兼職被清理》
李春花《拆除「政商旋轉門」：公務員退出機制的法律原則規約與法律秩序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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