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社會福利論文

Ⅰ 貢獻全部分數跪求一篇有關社會保障制度的小論文,題目、論點自定，3000字左右

略論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所謂社會保障，是指社會成員在暫時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機會，或收入不能維持必要生活水平等狀況時，獲得由國家或社會提供的保障基金。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對社會保障性財富的分配製度，是社會產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社會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並且，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務是由社會經濟發展、產權制度變遷的要求而決定的。
一、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徵和局限性

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初期數十年中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這種保障制度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徵：一是社會保障表現為「單位」小社會保障。所謂「單位」小社會保障，就是保障依賴自身所在或在編的「單位」。所謂單位，包括從事生產、經營的獨立核算單元（企業、生產隊或生產大隊）、機關、學校、科研機構等部門。相同的或相似的單位，對所謂人員的保障范圍、保障方式相同或相似，不同的單位對所屬人員的保障范圍、保障方式就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單位」小社會保障格局導致了傳統的另一特徵，即階梯形保障（見下圖）。

由圖示可知機關、事業人員人數最少，但受保障程度最高，全民企業職工次之，集體企業職工再次之。農民人數最多，但受保程度最低。

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第三個特徵是，失業保險程度很高、所謂失業保險程度很高，就是指社會承諾每一個社會公民有業可就，而且是終身的。受保障最差的農民，只要他願意務農，他就不會得不到務農的權利。其他人員，如企業職工、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等，往往是一次就業定終身，沒有失業之憂。

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計劃經濟排斥商品經濟，排斥人員流動，生產力水平低，可用於社會保障的財富稀缺，故而產生了等級保障和低失業保障的制度特徵。企業職工以上身份的人員，能夠從單位獲得醫療、養老、喪葬、子女頂職等福利保障；而農民基本沒有養老、喪葬等福利的社會保障，一般要靠子女解決，醫療保障也大打折扣，能夠獲得生產大隊的「合作醫療」就不錯了。由此可見，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即沒有形成社會大一統或許會保障體系，社會成員因身份、單位的不同享受極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待遇。這種狀況表明，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格格不入，難以充當新形勢下的「安全網」或「減震器」，因而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

二、外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值得借鑒的基本經驗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從其最初在西方國家萌芽至今已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在這長時期中，西方國家積累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許多經驗，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國借鑒。我們認為最值得借鑒的是以下三點基本經驗：

1.依靠立法手段，逐步將社會保障覆蓋面普及全社會成員。公認的代表社會保障制度萌芽的標志，是英國在19世紀上半葉頒布並實施的新《濟貧法》。英國在工業化初期，貧民日益增多。這些貧民主要來自廣大農村地區的無地、無生活來源的農民、破產的小手工業者和城市失業工人。貧民日益增多，危及工業化所需的正常秩序，為掃除工業化的障礙，19世紀30年代英國政府頒布並實行新《濟貧法》，對貧民實行社會救濟，安定社會秩序。英國獲得19世紀中葉經濟高速發展與新《濟貧法》的頒布和實施有很大關系。但《濟貧法》畢竟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萌芽，因為它尚未涉及社會保障的核心——社會保險制度。19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入飛躍發展階段。1881年，德國政府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保險法規——工傷事故保險法草案。1882年，德國政府又提出了疾病社會保險法草案。法案規定，對全體從事工業性經濟活動的工人，一概實行強制性疾病社會保險（農業工人不在其內）。1889年，德國國會又通過了老年人和殘疾人社會保險法，並於1891年1月1日實施。1927年德國國會又通過了失業社會保險法。這樣，德國率先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社會保險體系。美國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起步較晚，但它在1935年通過的第一部社會保障法典——《社會保障法》，吸收了英、德等國家的經驗，並有所發展。《社會保障法》規定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五個項目：老年社會保險、失業社會保險、盲人補助（限於貧窮的盲人）、老年補助（限於貧困的老人）、未成年人補助（限於失去親人、出走或殘疾而無人扶養的少年兒童）。20世紀中葉以後，社會保障制度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其標志是通過立法推動「福利國家」即更高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英國於1946年、1948年先後頒布了一系列重要法規：國民保險法（1946年）、國民醫療保健法（1946年）、住房法和房租管製法（1946年）、國民救濟法（1948年）。這些法案施行後加上歷年來的補充修改，使英國建立起一套名副其實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繼英國之後，其他西歐國家、北歐國家、北美洲和大洋洲發達國家，亞洲發達國家也都先後宣布實施以「普遍福利」為際準的社會保障法規。

2.依靠社會保障稅的形式徵集社會保障基金，納入預算，專款專用。社會保障稅主要是對薪金和工資課征的稅。自從1889年德國創建了社會保障稅以後，英國於1908年，法國於1910年。瑞典於1913年，義大利於 1919年，美國於 1935年先後開證了該稅種。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不完全統計，徵收不同形式的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已有80多個。它們幾乎包括所有發達國家，也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埃及、阿曼、巴貝多、多米尼加、阿根廷、巴西、哥斯達、黎加、巴拿馬等國。

為什麼要以社會保障稅的形式徵集社會保障基金呢？主要原因有三點：（1）社會保障基金的用途符合賦稅用途的規范。根據賦稅原理，稅收是用以提供社會安全與保障這種公共「產品」的。而社會保障基金正是為了提供社會安全和保障。（2）稅收的法定性可以使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可靠、相對穩定。因為法律高於政府的政策，更高於部門或單位的暫時性規定，以法律為後盾徵收社會保障稅，減少了討價還價或人為的不確定因素，使徵集社會保障基金的工作效能大大提高。（3）有利於專款專用，提高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效能。社會保障稅作為實施社會保障制度主要的、穩定的基金來源，可以確保專款專用。社會保障制度一旦實施，就不能中斷，這就需要社會保障基金源源不斷，並且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3.社會保障基金的徵集要與社會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社會保障基金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都是逐步提高的。這一點可以從社會保障稅占政府總稅收的比重變化推測而來。例如，美國1940年的社會保障稅占總稅收的比重為13.3％，1979年這一比重已升為24.1%.巴拿馬1985年社會保障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為13.5％，1990年這一比重已升至20.26％。當然，如果社會保障基金占國民生產總值或總稅收的比重過高，就會「公平」有餘，效率不足，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例如，瑞典社會保障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65％，高出其他發達國家幾十個百分點，以致瑞典早已出現經濟停滯或慢性增長症。

三、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現狀、目標及其實現途徑

1.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加以改革，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為主要內容的新的保障體系正在構建之中。截止1995年，在養老保險改革方面，全國國有企業已全部實行退休費用社會統籌，5個省建立了省級調劑金制度，全國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職工已達 300多萬人，參加個人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職工已達6000萬人以上。集體企業的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已達2024個市縣。此外，近I000個市縣開展了外資企業、私有企業（合個體戶）職工退休費用社會統籌。全國共有8750萬職工和2032萬離退休人員參加了退休費用社會統籌。農村養老保險方面，到1995年全國已有1000多個縣（市）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有200多個縣（市）已經在全縣（市）范圍內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5000萬農民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積累保險基金近20億元。在失業保險方面。截止1995年初，全國參加失業保險的職工總數已達9500萬人，全年共救濟失業職工187萬人次。為了解決特困企業職工生活困難，失業保險機構為360萬人發放了一次性困難補助，一些地方還使用部分失業保險金，對企業安置富餘職工給予支持。

各項保險基金的徵集和使用趨向社會統籌，表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已從「單位」或「小社會」保障制向「大社會」保障制過渡。但從目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總體情況看，與我國產權改革進一步深入的狀況不夠協調，也就是說，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度與廣度還很不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1）社會保障覆蓋面仍然過小，保障功能差。目前，各項社會保險主要是在國有企業及城鎮區縣以上大集體企業中實行。區縣以下小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中方職工的社會保險很不健全；私有企業職工、個體勞動者和廣大農民基本上還沒建立社會保險。並且，社會保險基金的調劑范圍很小，在城鎮仍以「單位」為主。這種狀況不適應我國多種所有制長期並存、共同發展的經濟格局，不能對全部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限制了勞動力在各種所有制生產單元之間的流動，阻礙了各種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2）政出多門，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統一管理辦法。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仍採取多頭分散管理的辦法：勞動部負責城鎮企業職工的各項保險工作；人事部負責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公費醫療；民政部負責農村如城鄉社會救濟；等等。由於缺乏國家統一的立法、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制定的社會保障辦法五花八門，社會保險的強制性和權威性難以發揮。（3）社會保障意識明顯淡薄。由於多年來缺乏有關社會保障方面的知識教育，許多公民不能認識到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意義，不願意繳納任何保障費用，似乎與已無關。許多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對社會保障也缺乏正確的理解，沒有認識到社會保障是社會的一種崇高的社會責任和政府行為。

2.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根據社會保障的一般原理和我國產權改革的總體趨向（多種所有制合理分工、共同發展），並借鑒外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基本經驗，我們認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確定以下基本目標：（1）全方位的保障功能，所謂全方位的保障功能，即根據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的不同保障需要設定保障對象。凡人都有生老病死，都會碰到一些影響正常生活的不測事件。因此，要將所有涉及人身這個「財產」的風險納入保障范圍。我國奉行社會主義原則，外國能做到「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過程、全方位保障，我國也要逐步做到，並且要做得更好。（2）全社會的保障范圍。所謂全 社會的保障范圍，是指將社會每個成員都納入保障體系。要創造條件，逐步打破身份、地域界限，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3）社會保障基金（稅）專款專用，並與經濟發展保持動態平衡。要以社會保障稅的形式 統一徵收保障基金，並將其納入財政預算，明確專門機構，專款專用。為確保社會保障基金與經濟發展水平保持動態平衡，社會保障稅徵收要具有相當的彈性：在經濟增長勢頭較好的年度，社會保障稅率可以適當調高一點，支出少一點，而在經濟增長勢頭較平緩的年度，社會保障稅率可以調低一點，支出增加一點。通過以豐補歉，就可以做到既有充足的社會保障基金，又能保護或促進經濟的發展。

3.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基本目標的實施措施。根據我國現實狀況，要實現以上所說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三大目標，需要相當一段時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既要明確目標，又要循序漸進，我們認為，關鍵的步驟或措施有以下幾點；（l）抓緊制定、頒布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法，明確社會保障的基本目標和管理辦法。我國的社會保障法應充分吸收外國社會保障法規中的合理內容，並結合我國國情，做到既完備、又簡明、公正。（2）逐步以稅務部門統一徵收

保障稅的辦法取代以單位、部門扣繳各項保險費用的做法。保障基金的來源，在初期階段，由於收入水平仍不高，要從幾個方面獲得：一是對各種勞動報酬，包括各類企業、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農民家庭的各項經營性收入征稅（職工可以個人為納稅對象，農民可以家庭為納稅對象。明確收入起征點，低於一定收入的免徵，對高收入者應當實行累進稅率；農民交納保障稅可在發達地區試行，然後普及到欠發達地區，並且農民交納保障稅的同時，要改變或削減以往的農民負擔）；二是對各類企業經營收入征稅（徵收辦法可以根據企業正常使用職工人數，按人頭計征，稅額打入經營成本；個體戶可按戶計征，低於一定收入的免徵）；三是國家以往財政支出的有關社會福利、救濟金（這意味著從以往稅收中割讓一塊用於社會保障）；四是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出售股權的部分收入（國家積累的國有資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勞動者勞動收入的扣除形成的；全國國有經營資本約有三萬億元，其中可以出售三分之一左右即一萬億元左右，這部分基金可逐步進入社會保障體系的起動基金）。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幾種來源的社會保障基金，必須專戶儲存，由國家指定的專門機構統一管理，除日常開支外，其餘投入各種「共同基金」，以保值增值。（3）配合社會保障立法過程，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動員，對公民普遍進地社會保障知識教育，以調動所有公民參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自覺性、積極性，從而為施行新的保障制度創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減少改革的阻力。

Ⅱ 如何評價德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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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誰有關於社會救助或社會福利的論文，最好題目要小一點，范圍不要太廣，2000字的，發我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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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與弱勢群體,福利院,社會工作者相關的論文題目

畢業論文是教學科研過程的一個環節，也是學業成績考核和評定的一種重要方式。畢業論文的目的在於總結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成果，培養學生具有綜合地創造性地運用所學的全部專業知識和技能解決較為復雜問題的能力並使他們受到科學研究的基本訓練。
標題
標題是文章的眉目。各類文章的標題，樣式繁多，但無論是何種形式，總要以全部或不同的側面體現作者的寫作意圖、文章的主旨。畢業論文的標題一般分為總標題、副標題、分標題幾種。
總標題
總標題是文章總體內容的體現。常見的寫法有：
①揭示課題的實質。這種形式的標題，高度概括全文內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論點。它具有高度的明確性，便於讀者把握全文內容的核心。諸如此類的標題很多，也很普遍。如《關於經濟體制的模式問題》、《經濟中心論》、《縣級行政機構改革之我見》等。
②提問式。這類標題用設問句的方式，隱去要回答的內容，實際上作者的觀點是十分明確的，只不過語意婉轉，需要讀者加以思考罷了。這種形式的標題因其觀點含蓄，輕易激起讀者的注重。如《家庭聯產承包制就是單干嗎?》、《商品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經濟嗎?》等。
③交代內容範圍。這種形式的標題，從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觀點，只是對文章內容的范圍做出限定。擬定這種標題，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論點難以用一句簡短的話加以歸納；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內容的范圍，可引起同仁讀者的注重，以求引起共鳴。這種形式的標題也較普遍。如《試論我國農村的雙層經營體制》、《正確處理中心和地方、條條與塊塊的關系》、《戰後西方貿易自由化剖析》等。
④用判定句式。這種形式的標題給予全文內容的限定，可伸可縮，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文章研究對象是具體的，面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須有很強的概括性，面較寬。這種從小處著眼，大處著手的標題，有利於科學思維和科學研究的拓展。如《從鄉鎮企業的興起看中國農村的希望之光》、《科技進步與農業經濟》、《從「勞動創造了美」看美的本質》等。

Ⅳ 寫關於殘疾人社會福利方面的畢業論文應該看哪些資料

我國殘疾人群體的生存狀態很不樂觀,面臨的問題非常突出,主要是殘疾人的絕對數量大,增長速度快;殘疾人的貧困現象嚴重;殘疾人在參與社會方面存在嚴重的障礙,參與程度極低。殘疾人生存的物質環境和態度環境都急需要得到改善,殘疾人主觀去障礙方面的積極行動也十分缺乏。目前我國殘疾人社會福利制度不能有效地去除殘疾人參與社會中遭遇的障礙,也不能為殘疾人積極參與社會創造良好的物質環境和態度環境,某些制度還限制了殘疾人實現基本的社會權利,是一種建立在救助模式基礎之上的制度。救助模式的思想基礎是醫療模式的殘疾人觀和自然整合理論,體現出的是對殘疾人救助、救濟的思想,它將殘疾視作殘疾人個人的不幸,將不能有效參與社會的問題根源歸因到殘疾人自身,導致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合理。而國際社會對殘疾人所持的觀點正在從醫療模式的殘疾人觀轉向社會模式的殘疾人觀,社會模式的殘疾人觀認為社會環境是殘疾人融入社會的最大障礙,它認為殘疾問題是人權問題,主張對殘疾人賦權並給予社會支持。 本文對社會模式加以發展,提出了增能型社會模式的殘疾人觀,即在認同改造社會環境的重要性、主張消除環境障礙的同時,還應強調殘疾人個體對自己負責,充分發揮個體的能力去面對問題,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期待由外部力量來消除環境的障礙,是一種綜合社會和個人兩方面努力的殘疾人觀。在增能型殘疾人觀的視角下,國家除了盡力消除社會環境為殘疾人帶來的種種限制和障礙外,還應該採取措施幫助殘疾人樹立健康的生活觀念,積極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本文在增能型社會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去障礙」模式,該模式是對增能型社會模式的操作化,認為「障礙」往往來自兩方面,即政策的缺失以及政策對殘疾人參與社會所作的限制,要去除障礙,必須對政策進行調整和補充。 本文採用了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即採用了文獻法中的二次分析和現存統計資料分析兩種研究方法以及深度訪談的方法,文獻法的運用主要是對全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統計資料的數據、天津市南開大學社會學系「天津市殘疾人康復需求和康復事業發展研究」課題調查數據、網路報刊的關於殘疾人的新聞報導進行了分析。另外,還對眾多研究者的論文、書籍等次級文獻進行了分析,這些文獻包括相關領域的博士生、碩士生畢業論文、期刊文獻、網站轉載的論文及數據、專著、研究合集、政策法規等。深度訪談法主要以生活在天津地區的30個殘疾人及其家庭成員、7個殘聯及社區工作人員作為訪談對象,獲得了對殘疾人生存障礙等方面更加直觀的認識。在這30個殘疾人中,主要是對視力殘疾人、肢體殘疾人進行了訪談,而對於精神殘疾人、言語殘疾人和智力殘疾人,則主要是對這些殘疾人的親屬進行了訪談。訪談按照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收入、康復程度、法律援助、面臨主要生活困難等方面來向殘疾人提出問題。 通過研究,本文認為社會環境是殘疾人參與社會的最大障礙,社會環境包括態度環境、制度環境以及物質環境,態度環境貫穿於制度之中並決定著制度環境,制度環境反作用並強化著態度環境,並極大地影響著物質環境建設水平的提高。殘疾人不能良好地參與社會,主要是因為社會環境存在著四層次的障礙,其中三個層次的障礙存在於制度環境中,即殘疾人生存層次的障礙、基本社會權利層次的障礙和權利保障機制的障礙,第四層次態度環境中的障礙是指健全人和殘疾人的主觀上分別存在的阻礙殘疾人參與社會的障礙。障礙是指不利於殘疾人參與社會的因素,它主要體現為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健全。目前我國的殘疾人社會福利制度仍是以救助模式為主導的制度,它是一種以家庭及社會關系網路為基礎、國家低度介入提供選擇性救助的社會福利提供模式,它的產生源自中國獨特的社會結構和傳統的整合方式,正是因為其救助性和選擇性的特點導致制度不能有效地去除殘疾人參與社會的障礙。救助模式下的制度環境與殘疾人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不能提供良好的服務,制度形成阻礙殘疾人參與社會的障礙,不能從根本上改善殘疾人的生活狀況、促進殘疾人自身的發展。我國的殘疾人社會福利制度應向以增能型社會模式殘疾人觀為基礎的「去障礙」模式轉型,即向以國家為主導並高度介入、第三部門和家庭作積極參與並致力於消除殘疾人生存與發展障礙的社會福利提供模式轉型。「去障礙」模式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即殘疾人維持生存層次的「去障礙」、殘疾人實現基本社會權利層次的「去障礙」、殘疾人權利保障機制層次的「去障礙」以及殘疾人的主觀「去障礙」。另外,幫助殘疾人消除參與社會的障礙應採取分類的方式,從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殘疾種類殘疾人的需求出發消除障礙。

Ⅵ 求關於社會老年人福利的論文

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張對我國老齡化問題的啟示
摘要我國日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給經濟社會帶來了挑戰，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已成為重要的課題。吉登斯的老年人福
利主張啟示我們要積極利用老年人自身的力量，推行彈性退休制度，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資源。
關鍵詞吉登斯老齡化老年人力資源彈性退休制度
一、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張
20世紀90年代，在全球化到來，福利國家面臨新舊雙重危機，傳
統的左派與右派都無法解決福利國家危機的背景下，英國學者安東尼
·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積極福利思想。在其福利思想的框架下，他特
別針對老齡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其主張的核心就是把老年人
當成一種資源而不是負擔，並且逐步廢除固定的退休年齡。
在解決老齡問題上，吉登斯認為必須發揮老年人自己的力量，要
把老年人看成一種資源而不是負擔。隨著壽命不斷延長和出生率的
下降，很多學者預測老齡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吉登斯認為這種老齡問
題是一種貌似舊風險的新風險。「在達到退休年齡時才開始發放的養
老金，以及『養老金領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國家的發明。但是，這些
概念不僅與新的老齡化現實難以合拍，而且很明顯地表現出依賴福利
的色彩。它們表現出能力的喪失，而且，從這些概念可以順理成章地
推演出許多退休人士為什麼感到失去自尊的原因。」「老年人必須由
國家照料的期望創造了一種同樣有害的依賴文化(culture of depend-
ency)。」人到退休年齡便成為養老金的領取者，這種人為劃定退休年
齡的辦法具有兩個弊端：首先，老年人處於被動的接受者地位並被視
為負擔，而且也確實成為了負擔。其次，這種做法不能區別對待不同
的老年人，如有的老人身體狀況好，到了退休年齡以後可以繼續工作
而且願意工作，在劃定了退休年齡的情況下他只能退休。而如果有的
老人身體狀況不行，他也必須工作到退休年齡。所以吉登斯主張要把
老年人自身看做解決老齡化問題的力量，老年不應當被看成是一個只
享受權利而不承擔責任的階段，這樣就必須逐步廢除固定的退休年
齡。他還指出「規定必須到達『有資格領退休金的年齡』才能享受養老
金福利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人們應當可以自行選擇使用這筆資金的
時間，這不僅使他們可以在任何年齡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為他們提
供教育經費，或者在需要撫育幼兒時減少工作時間。如果個人既可以
選擇提早停止工作，也可以選擇多工作一段時間，那麼廢除強制性退
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就將是中性的。」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其影響
自1999年來，我國便進入老齡社會。2006年2月中國人口老齡
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發布《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
出「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前20年將成為「快
速老齡化」階段，隨後的30年為「加速老齡化」階段，其後的50年則達
到「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2015年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4．37
億，即每10個人中就有3個是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有著自己的特點，主要表現
為：第一，我國老齡人口絕對數量大，居世界之首。我國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國家，這就決定著我國老齡人數的龐大。雖然計劃生育使我國
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例會有所下降，但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我國
老齡人口仍將是龐大的。根據聯合國預測，21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是
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老年人口佔世界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
一，21世紀下半葉中國也還是僅次於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國。第
二，我國老齡化速度快。由於實行計劃生育，導致出生率不斷降低，底
部人口萎縮，總體人口增長數量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這使得
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要快於他國。相關研究指出65歲以上老年人占
總人口的比例從7%提升到14%，發達國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時
間，其中，法國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亞和美國79年左右，而中國
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這個歷程，並且在今後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都保
持著很高的遞增速度，屬於老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列。第三，老齡化
超前於現代化，未富先老。一般來講，人口老齡化進程總是與經濟發
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然而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由於實行計劃生育，
我國的老齡化進程超前於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
人均GDP水平、城市化、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老年人福利等方面都與
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的距離，因此養老的負擔更重。除以上三點外，還
存在著地區間老齡化水平差異大等特點。
我國老齡化的這些特點和發展趨勢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
首先，老齡化導致社會負擔加大。我國目前的老年撫養比為0．11左
右，即大約9個勞動年齡的人就要供養1個老年人，而根據中死亡率
計算，我國2020年的老年撫養比將上升為0．17，根據低死亡率計算，
我國2020年的老年撫養比將上升為0．19。屆時，個人、企業、社會
都面臨沉重的養老負擔。其次，老齡化會帶來勞動力相對不足。雖然
目前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但隨著人口高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的消
失，老齡人口的增多，必將引起生產人口相對數量和絕對數量的減少，
從而帶來勞動人口的相對不足。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加重，勞動力
人口的減少又必然給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障礙，而經濟社會發展的滯
後又會使解決老齡化問題更加困難。總之老齡化問題是一個嚴峻的
社會問題，如何應對老齡化是我國重要的課題。
三、吉登斯老年人福利主張對我國老齡化問題的啟示
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張告訴我們要會運用老年人自身來解決
老齡化問題，要將他們視為人力資源，要尊重他們的權利和意願，而要
做到這些改革退休制度是必須的選擇。
我國現行退休政策源於20世紀50年代。我國法定退休年齡為
男性60周歲，女性幹部55周歲，女性工人50周歲，對特殊工種職工
退休又放寬五年期限。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
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齡男年滿55周歲，女年滿45周歲，因
病或非因工緻殘，由醫院證明並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完全喪失勞動
能力的，退休年齡為男年滿50周歲，女年滿45周歲（。這一法定退休年齡的制定依據主要是根據我國建國
初期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我國人口平均壽命，當時的全國人口平均壽
命只有50多歲，而現在我國的社會經濟格局已發生很大變化，人均壽
命也提高到了72歲。從而我們可以看出現行的退休制度主要存在以
下弊端：首先，退休年齡偏低導致人力資源的浪費。眾所周知的是勞
動者知識層次越高，所耗用的成本越高，而且參加工作的時間會略遲。
而在我國，目前只有少部分專家學者可以推遲退休外，大部分人的退
休年齡是偏低的，尤其是女性，這就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而且當
「人口紅利」過後，勞動力資源減少的時候這種情況的影響會更大。其
次，造成社會負擔過重，老齡人的過早退休必然加重養老保險支付的
負擔，同時也加重社會醫療，保健服務等方面的負擔，在我國目前養老
保險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家庭的養老負擔就會更重。最後，固定的退
休年齡不利於老年人身心健康和權利的充分體現。現行的退休年齡
沒有體現老年人自身的意願，有的老年人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不願退
休但必須退休，甚至因此患上退休綜合症，有的老年人身體狀況差，不
願繼續工作，卻不能提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則面臨退休待遇的減少。
另外男女退休年齡上的不平等，也會造成一些消極影響。
因此綜合上述因素的考慮，面對人口老齡化我們應該調動老年人
的力量，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
（一）實行彈性退休制
目前我國政府正有準備提高退休年齡意向，但在社會上引起了很
大的反響，持反對意見的很多。他們認為推遲退休年齡對於目前我國
國情來說不合適，因為推遲退休年齡會加重當前年輕人就業困難，對
於身體狀況不好的老年人和工作比較辛苦的老年人來說不公平等等，
可以說意見很難得到大致的統一。既然提高退休年齡爭議很大，那麼
實行彈性退休制會是個比較好的選擇。當然就我國目前國情來說不
能跟吉登斯所講的那樣完全取消退休年齡的規定，我們可以實行符合
我國國情的彈性退休制。就我國而言過早的退休必然會加重各方面
的負擔，因此可以在最低工作年限（根據不同情況設定）的基礎上實施
自願選擇的彈性退休制。同時還可以根據退休年齡的不同採取不同
的待遇水平,這樣就可以做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鼓勵人們推遲
退休年齡。具體的做法可以是這樣：女性選取55歲作為最低退休年
齡，在55周歲至65周歲之間，她們可以任意選擇何時退休。男性可
選擇60歲作為最低退休年齡，在60周歲至65周歲之間，他們可以任
意選擇何時退休。當然根據行業的區別可以再繼續細分。事實上彈
性退休制度已經成為許多歐美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重要
政策主張，並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二）採取其它各種手段充分發揮老年人自身的作用
積極培育和發展老年人自己的組織，如老年人協會、各種興趣愛
好組織、互幫互助組織等；鼓勵健康低齡的老年人再就業，如設立專門
的機構幫助老年人才就業，積極搭建老年人信息平台等；鼓勵老年人
參加各種公益活動，如當環保志願者等。同時完善老年人社會參與和
再就業權利方面的法律規定。通過以上各種措施既可以有效地避免
退休給老年人帶來的孤獨與失落等消極情緒，促進老年人身心健康，
又可以充分發揮老年人力資源，讓他們自立、自主、共同勞動，互相幫
助。總之，要利用多種手段調動老年人的積極性和活動性，讓他們在
體驗自身價值的同時減輕社會負擔。
注釋：
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民主社會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吉登斯．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www.china.com.cn．
周戰超．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雙月刊）．2007（1）．

Ⅶ 吳帆的會議論文

2012.9,香港，華人社會福利政策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兒童成長中的政府責任與行動：一項針對中國兒童行為干預個案的啟示」。
2012.7，銀川，中國社會學年會，發表論文：「代際沖突與融合：基於老年歧視群體差異性的分析與政策思考」
2012.5，天津，「中國家庭變遷與家庭政策」研討會，發表論文：「我國家庭生命周期結構變化及其政策涵義。
2011.12，昆明，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與社會工作實踐教學創新研討會，發表論文：「基於社會需求的社會工作教學與服務實踐改革：以評估為視角的分析」
2011.10，韓國，政府治理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The Role of the Third Sector in Reconstructing Growth-up Environment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2011.7，南昌，中國社會學年會，發表論文：「從個人福利到家庭福利：中國家庭政策價值基礎的重構」。
2011.6，上海，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國際會議，發表合作論文:：「讓我們做朋友——一項為中國兒童引入的社會及情緒調節技能訓練項目（Mark Fraser、吳帆）」。
2011.5，台灣，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中國大陸老年歧視的群體性差異及制度性歧視根源」
2011.10，北京，2011年中國人口學年會，發表論文：「中國家庭變遷現狀分析及政策思考」
2010.5，香港，國際社會工作會議，發表論文：「職業壓力的性別差異與企業社會工作介入模式」
2009.4，印度新德里，中印出生性別比會議，發表論文：「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to Address High SRB in China」，美國國際婦女研究中心主辦
2009.8，廣州，中國人口學年會，發表論文：「集體理性與個體理性：治理出生性別比偏高公共政策低效原因探析」
2009.12，台灣，「區域治理與地方發展」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區域發展中的社區建設：以天津濱海新區為例的研究」。
2009.8，廣東，2009年中國人口學年會，發表論文：「集體理性與個體理性：治理出生性別比偏高公共政策低效原因探析」。
2004.9，英國，牛津大學 「Media in China」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論文：THE MASS MEDIA』S IMPACT 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WOMEN』S DEVELOPMENT IN CHINA

Ⅷ 學姐或者學長…你能否幫我寫一篇800字的公共政策小論文呢

公共政策視角下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
[摘要]文章回顧了人口變遷尤其是「嬰兒潮」所帶來的問題，以揭示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在「經濟國家轉型期」的總體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審視了家庭結構、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長期護理需求以及社會的責任。同時，通過對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以及相關研究的評析，對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護理以及個人社會服務的發展也進行了考察。在聯合國實行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下進一步探討了老年人的就業、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內容。最後，討論了與實現國家的明確目標有關的政策、實踐和理論問題。文章強調，為應對老齡化而作充足准備，要考慮個人、家庭、執業人員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
[關鍵詞]中國，老齡化，公共政策，社會福利與服務，養老護理
一、前言
作為人口變遷的重要過程，中國老齡化問題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採取計劃生育予以應對。如今，當年「嬰兒潮」的一代人開始進入老年期，其後果是社會急劇老齡化，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顯現。如今中國的家庭結構為 4-2-1的倒金字塔結構，從老年人生活中的長期護理需求(LTC)的角度來看，如今年輕一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由於實行了去政治化的「經濟國家」的總體公共政策(GPP，即一個政策體系首要目標及首選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與開放的政策(Chen，1996)，中國已積累了大量的資源，因此有能力來應對這樣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改革又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又一個去經濟化的過程，即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的角色開始轉變成為社會服務的提供者(經濟國家轉型期)(Chen，2004)。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負擔不斷加重，社會「撫養比」不斷上升，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致富目標的一大障礙。此外，由於在中國(尤其是在城市地區)人們一般都會在較早的年紀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後很長一段的生活中，他們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方面的需求顯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國這方面的條件卻都還很有限，與美國以及一些發達國家相比，還處於落後水平(不考慮一些在福利項目上的實質的區別)。本文通過回顧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從中國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旨在通過了解中國特有的內在關系，明確中國目前為應對老齡化問題所採取措施的現狀，從而確定有關重要的課題以供研究、實踐以及政策制定參考。
二、人口老齡化和中國人口激增
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中國基本上是沒有外來或對外移民的問題。中國與其他發展中新興工業國家一樣，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歷著一個快速的人口轉型期， 即從一個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階段過渡到一個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壽命延長(由於醫療條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時維持高出生率的階段。這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徵是高人口增長率。新中國成立後的高人口增長期剛好與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二戰後的 「嬰兒潮」是同一時期，但在這一人口轉型過程中，中國的人口增長更加快速，規模更大。然而，在這一發展時期，高度政治化的總體公共政策過於強調了政治在經濟中的主動性(Chen，2004)。在當時，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全盤否定，但又無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一難題，其結果就是無限制的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計劃中的經濟發展，後來成為政策制定中越來越感到頭痛的問題。最後，在隱性失業和其他相關問題的壓力下，尤其是「上山下鄉」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權宜之計的失敗，中國政府終於醒悟過來，從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長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矯枉過正」。
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徵。這樣的政策有助於人口擁擠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時也加速了中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正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中國還未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准備。20世紀末，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了10%。按照國際通行標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已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
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出中國在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中有哪些不足，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在中國「嬰兒潮」時出生的那一代人，他們現在剛剛好跨進中國法定退休的年齡(男性60歲，女性55歲)。這個群體的巨大規模以及他們的需求是對整個社會嚴峻的考驗，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們的家庭、所在社區、相關制度，還有勞動力市場等等，都會受到這個迅速「老化」的社會的影響(Frazier，2006)。
三、家庭結構和長期護理需要
計劃生育政策給中國的家庭結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中國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這樣的家庭結構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齡化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變成了一個倒金字塔結構。如今在中國，典型家庭結構(尤其在城市)是一個孩子加上父母兩人以及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現在醫療條件好了，說不定太公、太婆都還在世。此外，現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讓幾代人同居在一個屋檐下的夢想變得困難了(雖然並不是不可能)，這讓那些獨生子女們想照顧他們年邁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難上加難。隨著越來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國人再也不能對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結構抱有理所當然的想法了，這對那些陷於老弱病殘的老人來說影響尤其巨大。在這里，我們可以看一個現實報告。這個報告是關於2000年從20個不同省市區調查的20255個中國老齡人的潛在護理需求。報告指出，大約1/3(35%在城市，29.6%在農村)的85歲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護理(Pei，2007)。
但值得關注的是，對政策制定者、理論家還有普通的中國人來說，無論傳統的家庭護理有多麼需要，但它卻不是應對老齡化潛在護理需求問題的唯一途徑。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可以從市場獲得幾乎所有需要的資源，為老服務，包括長期護理(LTC)也都可以從市場上獲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經濟支付能力，這樣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兩個例子就簡要地說明了這個情況。
筆者曾經目睹一個富有的中國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衛星電視上，講述為他的上了年紀的母親高薪聘請了3個家庭護工。護工們為老人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長期護理，雖然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親自來做，但並不妨礙他作為孝子盡的一片心。最後她母親在平和與安詳中逝世，而這位百萬富翁也算盡了孝道。
筆者也曾經看到一個真實的報告。在農村，一個84歲高齡的老婆婆，膝下無兒無女，房屋破爛，家徒四壁，生活極其困難。她的老年生活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這種狀況令人觸目驚心。
對比如此兩個真實的事例，前一個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於高昂的費用，看起來也並不是大多數的中國老年人都能夠享受到的。也許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看到如第二個事例中那位貧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會卻不能忽視這樣一群身處社會底層、生活貧困的老人。所以，公共與社會策略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四、社會福利與經濟轉型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經濟國家」(Chen，1996)，員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單位來管理，或是由當地政府相關部門來代理的，在農村則是由人民公社的生產隊來管理。因為當時的計劃經濟讓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處於一個極低的標准，一般群眾的養老保障需求並沒有顯得特別突出(Chen，2004)。多虧了當時中國的人口相對年輕，盡管當時的政治願望是從經濟上趕超發達國家，但是在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也就是所謂的階級斗爭下，卻掩蓋了經濟倒退的事實。
自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後，新的中國領導班子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大膽地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把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通過改革，希望找到解決國家發展困境的出路，同時快速提高自身的經濟實力。首先，在經濟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對國有企業中的福利制度進行改革，因為這些制度阻礙了社會公平競爭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曾被認為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但是它對經濟改革卻是一種阻礙，它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抱著一個「鐵飯碗」，一起吃著「大鍋飯」，這是導致當時中國經濟萎靡的直接原因。筆者曾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就是對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國的改革更多的是將福利供給制度分離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與經濟相結合。這樣，中國希望保證企業是以經濟發展為主，以提高企業的市場活力，並提供一個更公正的競爭基礎。從經濟的方面來講，政府原先是統一集中所有的資源後再通過計劃來分配資源，是計劃經濟的做法，現在則通過徵收統一稅收來進行調控。一個獨立的社會保障系統是要建立在風險分散機制的基礎上的，但一個機制本身並不能保證好的效果。如過去在國有單位工作的人，因為進行國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崗了(Hassard et al.，2006)。而當時，完善的福利制度還沒有被建立起來，他們原先的福利隨著被下崗而被剔除，脫離了社會保障制度。
如同歷史上每一次的經濟社會變革一樣，中國的經濟改革中也有贏者和輸者。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最大的贏者無疑是那些敢於冒險創新的企業家。在經濟快速轉型期，也有人趁著制度還未完善，通過特殊的關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鑽制度空子，在國有和集體資產轉向市場的過程中侵吞國有財產和集體資產。而對於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現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齡的人們，他們最大的損失就是改革後造成的單位保障制度與社會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之間一度存在的鴻溝，使得他們處於尷尬的境地。還好，如今中國政府已經在努力消除這樣的差距了。
中國經濟全面的提升是實行新的總體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結果(包括對外開放政策)。但是，隨著資源的豐富和國力的強盛，國家也必須著力來處理那些眾多的社會問題，例如人口老齡化。與經濟改革初期相比，現在中國的總體公共政策已經由一開始的以保護企業經濟發展為中心轉變到以社會保護為中心上來(Whiteford，2003)。這是回歸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個信號。但與過去不同的是，中國如今是要在一個更加有活力的、更加發達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與此同時，全國都在關注，在鄧小平通過市場經濟政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能否適時實現「全面富裕」的下一步發展。在這個條件下，對中國老齡化社會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義的。
《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反映了國家為應對1.44億60歲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總人口數的11%)而在國家總體公共政策上發生的變化，承認國家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明確了國家對老齡人口的法律權益的保護的責任，同時，還給出了一份關於中國政府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進程中所做出的「應對老齡化人口問題的發展模式」的詳細工作報告。在白皮書中，反復重申了國家的目標，即「國家重視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尊重他們的優良品德，積極創造條件，發揮老年人的專長和作用，鼓勵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會，繼續參與社會發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頒布的老齡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政策達200餘件，初步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為主體，包括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國務院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和有關政策在內的老齡法律法規政策體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國務院成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統籌規劃和協調指導全國的老齡工作，研究、制定老齡事業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協調和推動有關部門實施老齡事業發展規劃，指導、督促和檢查各地老齡工作。建立了老齡事業統計指標體系和老齡統計工作制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三次進行全國范圍的老年人口狀況調查，為老齡事業的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同時，鼓勵社會廣泛參與老齡事業發展，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分析作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書不僅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政府的真實目標，同時通過相關的研究也能發現潛在的問題。
五、收入支持、健康護理以及社會服務
2006年《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的重點是關注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的一貫性，但是建設新的社會保障系統，使其從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經濟改革的「配套改革」，對消除社會差距和不公平來說，不是一條輕松易行的道路。與白皮書中研究觀察的對象相比，我們在辨析一些深層事件的同時，也應認識到這些年努力所獲得的成果及存在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關於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護理和社會服務。
(一) 老年人的社會保障
中國已經把保障老齡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標准作為首要任務，在老齡人口白皮書中，強調要大力建設涵蓋政府、社會、家庭以及個人全方面的老齡人口保障系統。
首先，在城市地區建立完整的養老保障系統。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退休，繼續由國家財政或單位按國家規定標准支付離退休費。相比之下，企業原有的單位福利制度系統有了根本轉變。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步建立覆蓋城鎮各類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的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1.75億人，其中4367萬離退休人員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國家建立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根據職工工資增長和物價變動情況適時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達4041億元人民幣，同年各級財政補助基本養老保險基金651億元人民幣，當年征繳收入總額達4312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國家積極發展補充性養老保險，引導和扶持有條件的企業為職工建立企業年金，由企業和職工共同繳費，實行基金完全積累，個人賬戶管理。2005年底，全國已有2.4萬家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參加職工達924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為了緩解和消除老年貧困。國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家庭按標准給予補助。2005年，包括貧困老年人在內的2233萬城市貧困人口領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實現應保盡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
其次，探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大約60%的中國老年人生活在農村，但他們得到的生活保障卻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國已有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約1900個縣(市、區、旗)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5400多萬農民參保，積累保險基金約310億元人民幣，300多萬參保農民領取養老金。2005年支付養老保險金21.3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特困戶定期定量救助，985萬農村人口被納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條件的貧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對「三無」老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或者其法定贍養人、扶養人確無贍養、扶養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國家實施在吃、穿、住、醫、葬方面給予生活照顧和物質幫助的「五保」供養制度。目前，全國享受「五保」供養的老年人達460多萬人。對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農村獨生子女或兩女戶夫婦，在年滿60周歲以後，由中央或地方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實施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該獎勵扶助的人群達到135萬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
白皮書關注農村所取得的成就，學者們則關注他們所面臨的挑戰(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國在農村的養老保障覆蓋率遠遠低於城市，對在中國建立一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系統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資金欠缺以及許多空頭個人賬戶都暴露了城鎮養老保險系統的沉重負擔。而由於農村的低收入以及農村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養老的願望成了一紙空談。城市與農村的養老系統的分離，給在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城市失地農民的生活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因此，必須加快養老制度體系的改革，為發展經濟和社會進步提供長遠有效的制度保證(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過實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鎮養老保險中，也存在著很多差異(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從一般企業退休的員工(辛苦工作一輩子，沒有存款)，他們所獲得的退休金與在政府和事業單位退休的員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約只有他們的1/3)。很明顯，這樣大的差距對整個經濟發展是沒有好處的，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乃至社會動盪
(二)健康護理
中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建立在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退休人員達3761萬人。「規定退休人員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對個人賬戶計入金額和個人負擔醫療費的比例給予適當照顧。各地普遍將老年常見病、慢性病等大額醫療費用納入社會統籌基金支付范圍，減少退休人員個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動各地建立大額醫療費用補助辦法，由個人或企業繳費籌資，為患大病、重病以及長期慢性病的職工及退休人員解決超過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以上的醫療費用。同時，中國政府積極探索建立城市社會醫療救助制度，通過財政撥款、彩票公益金和社會捐助等多種渠道籌集醫療救助基金，對困難群眾就醫給予補助。「到2005年底，醫療救助試點縣(市、區、旗)達1119個，全年累計救助163.3萬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從2003年起，國家開始進行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市、區、旗)擴大到1399個，覆蓋農業人口4.95億，3.96億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地區老年人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比例超過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國共補償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2.82億人次，補償資金支出144.12億元人民幣。另外，國家成立了全國性的農村醫療保險系統。「2005年農村實施醫療救助達1112萬人次，救助資金總支出10.8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各地積極引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轉型，開展老年保健、醫療護理和康復等服務。「截至2005年底，全國城市已設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1.5萬多個，95%的地級以上城市、86%的市轄區和一批縣級市開展了城市社區衛生服務」(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層醫療機構能夠根據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診、家庭護理、日間觀察、臨終關懷等服務。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問題在社區得到解決。
醫療服務是中國學者關注老齡化中的重要問題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國的醫療服務系統曾經是低收入的農業社會中的典範，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醫療服務價格就開始節節攀升。用另一句話說，就是「一個原本依賴於公共補貼並且平等地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系統已經轉變成為一個以市場為導向，成為個人用於資本投資的系統」(Kaneda，2006)。在實證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過對家庭調查的數據研究了年齡效應(正相關和負相關)對非預算款項下醫療服務支出的影響，結果顯示，年齡效應對從醫療保障條件到醫療健康支出有著明顯的間接效果。通過對年齡效應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結論是非預算醫療支出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對於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會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歲組，醫療自費部分也會佔到他們正常收入的20%。從這個結果來看，改革後的醫療服務系統給老年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尤其是女性。自費部分的提高給一般人在尋求早期防治時增加了阻礙，導致看病難，尤其是在城鎮與農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這樣的趨勢對老年人至關重要，他們需要高質量的健康服務，但是卻沒有辦法負擔得起高昂的費用，而他們在農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年輕人」(Kaneda，2006)。如果一個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醫療保障系統水平來說是不能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的。與此同時，國家也已經在通過各種方式來試圖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過體育活動、健身等等。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如吸煙、酗酒等誘發疾病的陋習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佔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
(三)個人社會服務
比起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單位福利或是農村生產隊都是中國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會依靠，同時也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保障支持網路體系。而經濟改革將原先是由單位作為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改為讓「社會」來承擔這一責任(Chen，1996)。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在這方面取得了一些傑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務中的創新領導，中國引入了社區服務運動，社區老年人是服務對象主體(Chen，1996)。這項舉措在20年間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區建設」。它從大都市向各個中小城市普及，目標是最終覆蓋所有的城市地區。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時，快速增長的社會組織不僅為社會提供幫助，更是把為老年人服務的事業認為是黃金陽光產業，並在全國火熱發展。
白皮書中還涵蓋了題目為「為老社會服務」的章節。裡面指出，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機構養老服務，努力滿足老年人多樣化的為老社會服務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託、機構養老為補充的為老社會服務體系。2005年底，全國城市社區服務設施達到19.5萬處，綜合性社區服務中心8479個。各地採取上門服務、定點服務和巡迴服務等方式，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務、緊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無償、低償服務項目。從2001年起，中國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建設社區老年福利服務設施的「星光計劃」，總投資134億元人民幣，建成「星光老年之家」3.2萬個，涵蓋老年人入戶服務、緊急援助、日間照料、保健康復和文體娛樂等多種功能，受益老年人超過3000萬。2005年，全國平均每個街道有1.32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每9.8個社區居委會有1個城市老年福利機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時，志願服務也覆蓋了許多社區，包括日常護理、醫療護理以及社會養老看護院里的合法看護，同樣也包括家庭一對一的專屬看護服務。「截至目前，全國共有1300萬人次的志願者為280多萬名老人提供了超過6.3億小時的志願服務，建立志願者為老服務站6萬多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從1989年開始(當時筆者在中山大學主持了首屆全國社會工作師資培訓班)，隨著社會公益事業教育的迅猛發展，國家也大力提倡培訓專業的養老護理人員為老服務。
是社區護理還是機構護理，這個問題在西方國家困擾了很久，但是社區護理從來沒有消除對機構護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來，國家加大資金投入，在城鎮建立面向「三無」老人的社會福利院。在農村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養場所和生活服務。從總體上看，「大力發展老年公寓、養老院和老年護理院，為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別是高齡病殘人群提供機構養老服務……鼓勵和調動社會力量，採取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補貼、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推動養老機構較快發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國城鄉有社會福利院、敬老院、養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護理院等養老服務機構39546個，總床位149.7萬張，其中農村鄉鎮敬老院29681個，總床位89.5萬張(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
這些統計數字對於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長期護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筆者回到中國，又拜訪了一些民營及公共養老機構。其發展令人矚目，但它們也同樣面臨著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問題，如供求問題、收費標准還有護理質量等。通過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護理與機構護理仍有明顯不同。如一個家庭將88歲的老母親留在家中照顧，但是由於老人會經常需要醫療方面的護理，家人們還是要經常把老人送去醫療機構，這樣往來，給整個家庭帶來不小的經濟負擔。在對養老機構的條件和服務作出了解後，發現其所提供的也多隻是老人的住所，養老護理所需的專業服務和醫療服務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當老人需要24小時全方位護理時，還是要家人去承擔看護，哪怕已經付了可觀的養老院費用。

Ⅸ 淺談中國社會福利的論文

中國社會福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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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求關於社會老年人福利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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