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子女回憶父母

『壹』 誰知道陳寅恪的後人現在怎麼樣

能否介紹一下陳寅恪教授後人的情況？

蔡鴻生：陳寅恪先生的大女兒學的是醫學，現在在成都定居，二女兒學的是生物學，後來到了香港，三女兒陳美延學的是化學，在中山大學執教。

陳美延教授在搜集、編輯陳寅恪先生的文集時，我提供過一些書籍給她查引文。我也有很多問題請教她。比如，「恪」的讀音，我問過她。她說，她在北平上小學時起，在填學籍報家長名時就讀「que（卻）」。女兒不會讀錯的。而且，師母、黃萱、劉節、周一良、季羨林都這樣讀。這個字的讀法來自陳寅恪先生祖籍江西修水的族譜，屬於客家方言的舊讀。

（——引自《南方周末》2004.3.18 D30閱讀版《不能以陳寅恪先生的是非為是非――蔡鴻生教授訪談 》）

『貳』 陳寅恪 說哈姆雷特代表現在唐吉可德代表過去，為什麼/

你可以通過哈姆雷特的命名來理解那麼，我們就需要進一步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激情」呢？弗洛伊德和厄內斯特·瓊斯認為是哈姆雷特的潛意識中有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結」，而被叔父捷足先登了。這種說法基於一個前提：每個男兒都有「俄狄浦情結」，而這個前提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所以整個的心理分析顯得牽強。但如果以為弗洛伊德的看法不值一提，那就錯了。起碼我們應該承認這樣一點：孩子與母親之間存在著某種尚未完全洗清的血緣情感，人們形象地稱之為「膠帶聯系」。這種感情使孩子認為母親是屬於自己的。對於哈姆雷特來說，父親意味著理想，而理想並不意味著血緣聯系，所以哈姆雷特對父親多有敬仰之詞，而對其死並無刻骨的悲痛。母親與父親的性關系是愛與理想的結合，是天經地義的，但一想到母親居然要同克勞狄斯這樣一個陌生人結合時，他就感到無法忍受，一想到母親鑽進叔叔的衾被，就有一種自己被強奸了的感覺。所以，他對母親的譴責和規勸最後落實到「不要上我叔父的床」。（《莎士比亞全集》第9卷，第91頁）

在上面剖析的劇中第一段有名的獨白道出時，哈姆雷特還不知道父親的死因，因此復仇的任務也未提出。很快，父親鬼魂與王子見了面道出被毒死的實情。一個震駭人心的陰謀展示在哈姆雷特面前：殺兄娶嫂。這就像神話劇《俄狄浦斯王》中展示的殺父娶母的同等罪惡，於是就像索福克勒斯在戲劇中描寫的那樣，丹麥的天地也為之震怒了。《哈姆雷特》一開場，哈姆雷特的好友霍拉旭就敘述了種種不祥之兆：

……捧著殮衾的死人都從墳墓里出來，在街道上啾啾鬼話，星星拖著火尾，露水帶血，太陽變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蝕得像一個沒有起色的病人，這一類預報重大變故的徵兆，在我們國內的天上地下也已經屢次出現了。

（《莎士比亞全集》第9卷，第9頁）

所以哈姆雷特說，「那麼世界末日到了」。

就像所有的騎士那樣，哈姆雷特向父王表示要復仇，同時有要「重整乾坤」，但原話是這樣說的：

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

（《莎士比亞全集》第9卷，第33頁）

「唉，倒霉的……」中包含著一種和驅騎士精神或人文主義戰士絕不相容的無可奈何。別林斯基的解釋是「巨人的雄心與嬰兒的意志」的矛盾，是由於對歷史任務之艱巨性深刻認識而發出的慨嘆。作為一種社會性觀點的解釋無疑是有道理的，但並不充分。哈姆雷特並非天生「意志薄弱」，還有更深刻、更隱秘的原因所在。

哈姆雷特確實意識到宮廷里到處都是奸王的耳目，自己必須裝瘋加以掩飾，伺機復仇。但當觀眾希圖看到這個勢單力薄的年輕人如何在瘋癲的外衣下實施自己的復仇計劃時，卻又失望地看到他神思恍惚、忽冷忽熱，不僅沒有復仇的行動，甚至連計劃都沒有，看上去整個像只神經失常的可憐蟲。泰內解釋說，由強烈打擊導致的激憤像風暴一樣把哈姆雷特的理智給毀了，使得他無法思考。整個人像一扇在狂風中搖曳的破門，理智只能像樞紐一樣勉強把門固定在門框上不致隨風而去。（《莎士比亞研究》，張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激情壓縮理智」，這一心理學的道理在第二幕中得到生動的顯示。歌德則認為是充分發達的智力麻痹了哈的行動本能。哈姆雷特在本質上是一個思想家而不是行動家。哈姆雷特自己也承認「審慎的思維給熾熱的決心蒙上一層灰色」。這種思考圍繞著如下的命題：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存在還是毀滅，你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這就是著名的「哈姆雷特命題」。

這一命題是理解哈姆雷特的一把鑰匙，也是貫串哈姆雷特全部戲劇動作的思想主線。事實上，如前所述，從哈姆雷特在舞台上一路面，他所提出的就是「人生有無意義」的問題。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是比較能理解「哈姆雷特命題」的。儒家不思考身後之事，而認為人活著總是有意義的，上為君王、國家、民族，下為父母、妻女、兒孫，倫理之網把人生視為盡義務。佛道兩家主張厭世脫凡，目的是追求仙境和長生不老，本質上也是樂觀的。中世紀基督文化從悲歡的角度視人生為贖罪，人屬於上帝，無權考慮「活與不活」的問題，《聖經》明確規定禁止自殺。只有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人從上帝那裡索回自己才產生「活與不活」的問題。所以，哈姆雷特命題的提出，是個體覺醒的標志。

文藝復興初起，人們對自身充滿信心，不大考慮「不活」的問題，而更多想的是如何活得快樂、活得長久。莎士比亞早期十四行詩中勸那個貴族青年結婚的絕妙理由是結婚生子、子又生子，可以使個體的美無限地延續下去。但到了文藝復興末期，黑暗的社會現實使人們對實現自身解放的可能性發笑懷疑，於是又有了「不活」的問題。哈姆雷特感到人生無意義，而死後所去的天國也是神秘可怖的：

誰願意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為懼怕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是它迷惑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寧願兇殺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們所不知道的痛苦飛去？

（《莎士比亞全集》第9卷，第64頁）

生不得生，死不得死，人變得無家可歸。這就是哈姆雷特所道出的窘境。

如上所述，哈姆雷特視人生無意義的根本點在於人類本體是丑惡的。這種丑惡，不僅包括克勞狄斯、波洛涅斯、吉爾登斯吞、羅森格蘭茲，而且包括王後喬特路德，甚至自己鍾愛的情人奧菲莉婭。

哈姆雷特辱罵奧菲莉婭的一段戲也是頗為難解的。弗洛伊德說哈姆雷特對奧菲莉婭表現了「性冷淡」，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劇中交待哈姆雷特在父王死前對奧菲莉婭是非常熱愛的。是由於喬特路德的改嫁叔父，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對女人的看法，「美麗使貞潔變成淫盪」雲雲全系由喬特路德引發而來，導致對全體女人的否定，可見母親委身於奸王這件事對哈姆雷特的傷害有多深。

在哈姆雷特辱罵奧菲莉婭的一段中，他有一段自我剖白值得注意：

我自己還不算是個一頂壞的人，可是我還可以指出我的許多過失，一個人有了那些過失，他的母親還是不要生下他來的好。我很驕傲，有仇必報，富於野心，我的罪惡性是那麼多，連我的思想也容納不下，我的想像也不能給我們形象，甚至於我都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把它們實行出來。像我這樣傢伙，匍匐於天地之間，有什麼用呢？我們都是些十足的壞人；一個也不要相信我們。

（《莎士比亞全集》第9卷，第65頁）

這不是瘋話。他還說，「美德不能熏陶我們罪惡的本性。」看來，哈姆雷特對於人類的否定是包括自己在內的。這種深刻的悲觀主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是罕見的；但過了300年，到了20世紀初，卻成為西方的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

莎士比亞關於人性丑惡的觀點，不同於中世紀，這是一種無可救贖的丑惡。哈姆雷特雖然在克勞狄斯懺悔時因不願送他上天堂而未殺他，但論及人生處，哈姆雷特表現出濃重的「死後無天堂」的思想。特別是在為奧菲莉婭下葬時他對著死人頭骨說的那些話，這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絕望和虛無。

在《哈》劇里，哈姆雷特並非全無作為，他終究運用機謀把那個充當幫凶的同學送上了現場，並且手刃奸王克勞狄斯。但在總體上他始終被「人生是一場虛無」的觀念所支配，從戲劇的開始直到生命終結以前，他面對死亡的那種平靜也不是騎士的勇敢，而是對生命的冷淡。作者借霍拉旭和小福丁布拉斯這兩個形象為觀眾留下些許光明和溫暖。但這點光和熱怎麼也掩飾不住慘淡的人生和那種冷徹骨髓的虛無。這是《哈姆雷特》悲劇內涵之真正所在。

哈姆雷特命題是振聾發聵的。直到今日，西方的哲學家和藝術家們還被它所糾纏，夢魘般地問著自己：「存在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叄』 白居易小時候父母教育的故事

唐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創造了輝煌的唐代文明。唐代文明的昌盛離不開祖國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唐代文學，尤其唐詩的繁榮亦是如此。

西晉之亂後，南北朝對峙，北方中原地區少數民族政權輪番更迭，形成多民族沖突、融合共處的狀況。最後，隋文帝楊堅取代宇文氏的北周，建立隋朝，不久，攻滅陳後主，統一中國。隋王朝的制度、政策基本沿襲北朝。唐承隋後，亦大致如此。大一統後，多民族和睦相處，共同創造大唐文明。

一 隋唐制度的淵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統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敘論》曰:「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制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舊史又或以「山東」目之者，則以山東之地指北齊言，凡北齊承襲元魏所採用東晉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屬於此范圍也。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制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制度之變遷發展乃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孫未能採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舊史所稱之「梁制」，實可兼該陳制，蓋陳之繼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所謂（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遠承魏、（西）晉之遺風，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保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應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所有舊史中關隴之新創設及依託周官諸制度皆屬此類，其影響及於隋唐制度者，實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後世史家以隋唐繼承（西）魏、周之遺業，遂不能辨析名實真偽，往往於李唐之法制誤認為（西）魏、周之遺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陳氏認為隋唐制度有三個來源，其中（北）魏、（北）齊之源實承襲漢魏西晉東晉南朝前半期漢族文化，為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所採用，已融合南北、漢胡文化。其梁陳之源乃漢族文化經隋傳之唐者。其（西）魏、周之源者乃漢族文化與鮮卑等少數民族文化之混合品。此三個來源本身都已是混合文化，而在隋唐時又進行總的融合。唐代文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起步的。

關於李唐氏系，朱熹雲:「唐源流出於夷狄。」 ① 繆鳳林曾提出為漢胡混合之北統。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則雲:「李唐先世本為漢族，或為趙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戶』，或為鄰邑廣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華盛之宗門，故漸染胡俗，名不雅馴……其初之血統亦未與外族混雜。總而言之，李唐氏族若僅就其男系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也。」「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問題實為最要之關鍵。」就陳寅恪所言，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乃後來之事。李淵母親獨孤氏、妻竇氏，李世民皇後長孫氏是鮮卑族，所以李淵父子始為混血。李唐文化淵源既是融合之文化，加之李唐氏族長期生活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中，且血統上又有胡漢混血因素，勢必影響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也勢必對唐代社會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自五胡亂華起，北方中原名門大族多數南遷，但仍有許多留在家鄉死守先墳，嚴守家風，而不受民族融合影響，如范陽之盧、滎陽之鄭、清河博陵之崔等。這些豪宗大族在大騷動時期能保存其家，並對照五胡之異種誇示漢人神明之遺胄，因此受到社會的尊崇。岑仲勉認為當日山東門第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是在於能保持『禮教』，『禮』即漢族相傳之習俗，所以能夠保持，就在於少混血。簡言之，『山東門第』者比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② 這種尊崇門第的做法，在唐初就受到高祖李淵的批評，他說:「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太宗李世民亦對這種現象「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下詔修氏族志，書成，以崔干為第一等，太宗看後表示強烈不滿，下令根據現實狀況重修。這件事說明唐初民族成分發生了較大變化，一些固守傳統的人還想維持原先漢族禮教，把堅守漢族禮教的家族列為上等已不能為胡漢混血的李唐皇室所接受。氏族志重修後，列李唐皇族為第一等，調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級，正反映了社會現實的要求。《舊唐書·高祖本紀》載唐初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唐太宗李世民對隋煬帝大忌胡人的做法很不贊成，據《貞觀政要》二《慎所好篇》三載:「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中唐詩人元稹《法曲篇》雲:『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白居易《時世妝》雲:「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唐傳奇《東城老父傳》雲:「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都說明了隋唐以來多民族的融合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呈現空前的盛況。胡三省在《資治通鑒》注中雲:「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 ③ 認為當時名人中少數民族已佔多數，再堅守傳統的漢族禮教，分什麼民族界限，已不合時宜了。

二 多民族融合對唐代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影響

隋唐文化上的這種背景，必然對隋唐政治及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隋朝短命，此不深論。就唐代而言，主要有如下幾個表現:

首先，唐王朝對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較開放，且比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總結有四個特點:1.不強迫同化，只順其自然。2.不掠取俘虜分散為奴婢。3.不使雜處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這種自由開放的民族政策對全國的安定團結，經濟文化建設意義重大，其效果亦非常顯著。

其次，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對各族人員不分彼此，同樣信任。誠如陳寅恪所言:「李氏據帝位，主其軸心，其他諸族入則為相，出則為將。」 ④ 唐之開國，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將兩類，而府兵「不堪攻戰」，其主力實賴蕃將。其著名蕃將（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執失思力，突厥酋長;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李謹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戰功卓著。玄宗時，安祿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數民族出身而任節度使，天寶後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寶臣、李抱玉、李光顏、李克用、王思禮、王鎔、仆固懷恩、烏重胤、渾瑊等少數民族位兼將相。《北夢瑣言》雲:「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說明中唐以後，少數民族入相更為普遍。

少數民族人員出將入相，必然會對當時的政治以及社會心理產生重要影響。少數民族的尚武精神很為青年人所發揚，許多詩人對尚武精神進行歌頌。

其三，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較寬松。李唐的這種文化背景，使他們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較積極，亦比較通達。他們努力造成一種統一的和諧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納百家，並蓄兼收，不但傳統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樣尊重，而且對於自西域傳入的景教、 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等，也聽任它們在國內傳布。

史稱唐太宗李世民對南朝文化非常欽慕，他喜愛二王的書法，作詩也受南朝詩風影響，並且信任由南方來的大臣，這一方面是由於他確有所好，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政治上的原因。他要造成穩固的一統局面，不能不做出姿態，從思想文化方面來加以融合。

這種思想統治上的寬松局面，使人們思想無禁區，創作無約束，眼界放開，自由馳騁，從而促進文學藝術上百花齊放，促進各種流派、各種風格的形成。例如李白的思想與創作明顯受到道家的影響;王維的思想與創作則深受佛教思想浸潤;而杜甫的思想與創作則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唐傳奇、變文等則從西域文化與佛教文化中吸取大量營養。

《容齋續筆》二唐詩無諱避條雲:「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隱避。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等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唐代詩人敢於放言，自然就能充分表達所思所想所感，能把文學創作推向極致，創作出讓後人瞠目結舌的作品來。

其四，對傳統禮教的突破。西晉以後，中原地區長期處於少數民族統治之下，深受胡風影響。唐興以後，雖仍然以中國傳統禮教治國，但時轉世移，民風世俗不能不有所變化，很難再回復到魏晉以前。朱熹雲:「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⑤ 就指出了這種情況。

唐人突破傳統禮教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是保留了鮮卑族「母權制時代的遺風」。武則天以女人身份當了皇帝，這在中國封建歷史上絕無僅有。歷史學家們對此有各種解釋。盡管武則天才智過人，但歷代皆有才智過人的女性，為什麼只有武則天才能成功?這就得從產生這種現象的文化背景中去尋找原因。前文說過，北魏政權是鮮卑族建立的，仍有母權制時代的遺風。李唐政權從北魏逐漸演遞而來，且李唐皇室有鮮卑族混血。李淵妻竇氏、母獨孤氏，李世民皇後長孫氏皆是鮮卑族。因此李唐皇室就深受鮮卑族遺風影響。女主當家在皇室內就有被接受的可能。而唐代整個社會胡漢融洽，人們亦能接受女皇這個現實。唐朝大臣中少數民族較多，他們身上傳統禮教思想影響較為薄弱，自然能認可擁戴女皇。

武則天不僅以女性履九五之尊，且為人行事有越出傳統禮教者，而其行為亦能為人們所接受。她本是太宗才人，竟又能為高宗皇後。她當皇帝，卻又能廣辟男寵，這些都不合中國傳統禮教。其前太宗納弟元吉妃楊氏為嬪御，其後唐玄宗取兒媳楊玉環為貴妃也屬於出格之事。但衡之以胡禮轉房制，則屬正常。如《北史·附國傳》載:「妻其群母及嫂。」《北史·突厥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新唐書·吐谷渾傳》:「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唐皇室的文化背景使他們在為人行事方面保存了一些胡風，不能像山東士族那樣堅守文化傳統不變。這樣的事也發生在皇室之外的少數民族出身的人身上，例如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父母是舅甥關系，即他的母親是他父親的親外甥女。也就是說他父親娶了自己妹妹的女兒。這是違背傳統禮教的。陳寅恪在《白樂天之先祖及後嗣》一文中說:「樂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鎮之部屬歸向中朝。其家風自與崇尚禮法之山東士族迥異。如其父母之婚配，與當日現行之禮制（開元禮）及法典極相違戾，即其例也。」因此，唐代有許多違背傳統禮教的「反常」事情可以從胡風影響這種大的文化背景中尋得解釋。

其五，對世俗民風的轉移。《新唐書》卷八�太宗諸子條:「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發，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陳寅恪雲:「此突厥俗，見《通典·突厥傳》首，太宗以突厥為宮工，故承乾習染其俗也。」李承乾作為皇子，愛好突厥語言、風俗，以致於極力摹仿。又《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載:「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近服妖也。」長孫無忌是鮮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渾脫是胡物。長孫無忌戴少數民族風格的帽子並不為奇，但天下人都跟風效仿。又姚汝能《安祿山事跡》載:「天寶初，貴族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雲:「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白居易《時世妝》雲:「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陳寅恪箋白詩曰:「樂天則取胡妝別為此篇以詠之。蓋元和之時世妝，實有胡妝之因素也。凡所謂摩登之妝束，多受外族之影響，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須詳證者。」 ⑥ 其實，自北朝以來，男女衣飾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猶爾，至開元後稍博 ⑦ 。向達先生研究敦煌壁畫，謂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著胡服，即所謂褲褶，男衣短僅至膝，折襟翻領;女衣亦同而稍長，內面另有長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覘李唐一代服裝趨向之轉變 ⑧ 。總之，從唐初到中唐，少數民族妝束一直是引導新潮流者。

少數民族的音樂舞蹈亦為唐代各階層所喜愛。唐代音樂大體為西域化，樂工多為胡人或胡裔。《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載:「高祖登極之後享宴，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宴樂。自《破陣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盪山谷。《大定樂》加金鉦，惟《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陳寅恪曰:「可知唐世廟堂雅樂，亦雜胡聲也。」 ⑨ 廟堂雅樂亦雜胡聲，其餘音樂更不用說了。《舊唐書》卷三○《音樂志三》載:「又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為法曲。」《舊唐書》又載:「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為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虜女為後，西域諸國來媵，於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到了唐代，西域音樂更是風靡天下。西域之樂，常與舞相配合，故唐世亦盛行樂舞。唐舞分健舞、軟舞。健舞即武舞，據《樂府雜錄》載則有阿連、柘枝、劍器、胡旋及胡騰;軟舞即文舞，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及甘州等。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記述開元初其童年時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事。白居易新樂府《胡旋女》則雲:「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詩人在詩歌里對唐代的樂舞情況有充分的歌詠描述。

三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詩人

在大一統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詩人有著區別於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點。首先在民族構成上，很多著名詩人是少數民族出身，或者是漢化已久的少數民族。如白居易出於西域，元結、元稹、獨孤及出於鮮卑等。而大詩人李白的出身一直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胡懷琛認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國人 ⑩ 。陳寅恪認為李白「本為西域胡人，絕無疑義矣」 11 。吾師詹 釒英 先生在《李白家世考異》一文中說:「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後，以多資漸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則中西語文兼而有之。如此於其胡性之中，又加以詩書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詩豪放飄逸之風格。李詩之所以不可學者其在斯乎?」 12其實，無論李白出生於何族，無損於中國文學的光榮，正如裴斐先生所言:「唐代本來就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既然許多大臣、名將都出身異族，甚至最高統治者高祖、太宗、高宗身上都至少有一半異族血統，如果李白出身異族或有異族血統而仍以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自居，這一點也不奇怪，這不正說明中國文化的偉大凝聚力嗎?」 13 所言甚是。李白這樣一位唐代的代表詩人，其出身問題在今天看來倒成了一個疑問，這正說明了唐代民族融合的普遍性，說明了當時人們並不以此為怪，並沒有把李白的出身當成問題。唐代各民族出身的詩人同為一家不分彼此，共同創造大唐文明，使大唐文明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豐富性。

唐代不僅境內各民族詩人不分彼此，對於外國的詩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新羅人崔致遠等。

其次，唐詩人大都有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尤其在民族觀上，不像以前的文人那麼講華夷之辨。他們都主張各民族和睦相處，反對民族之間的不義戰爭。如崔顥《雁門胡人歌》:「高山代郡接東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閑多燒，雨里孤峰濕作煙。聞道遼西無斗戰，時時醉向酒家眠。」李頎《古從軍行》:「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高適《燕歌行》:「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古風》:「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王昌齡《箜篌引》:「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杜甫《兵車行》:「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都反對封建統治者的窮兵黷武，主張和平。安史之亂後，唐詩人都主張統一，反對分裂，對藩鎮割據、破壞民族團結之人加以批判。如劉禹錫《西塞山懷古》歌詠晉、吳興亡事跡，慨嘆於地形之險不足恃，而歷史上割據一方的局面，終歸統一。詩尾，對野心軍閥提出教訓。張籍《節婦吟》假託男女愛情，對割據軍閥李師道的羅致予以謝絕。杜牧《早雁》借雁以寄慨，懷念邊境流散的人民，批判回紇南侵、大肆擄掠等等。

其三，唐詩人對邊塞的嚮往與歌詠超過以前歷代。唐代邊塞詩非常繁榮，尤其盛唐時期，幾乎所有詩人都有邊塞之作。大批詩人親往邊疆游覽、謀職、生活。他們在詩中描寫了邊疆壯麗的風光和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情景。其中尤以岑參最為突出，他幾度出塞，久佐戎幕，對邊地征戰生活和塞外風光有長期的體察和深刻的認識。他的邊塞詩描寫了火山雲、天山雪等酷熱、奇寒的邊塞風光，以生動的筆觸展現給我們一幅幅塞外風俗畫，描寫了多姿多彩的邊塞生活，將士與少數民族友好往來，共同娛樂的動人場景。如「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坐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 （《奉陪封大夫宴》） ，「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慢臉嬌蛾纖復濃，輕羅金縷花蔥蘢。回裾轉袖若飛雪，左釒延右釒延生旋風」 （《田使君美人如蓮花北釒延歌》），「秋來唯有雁，夏盡不聞蟬。雨拂氈牆濕，風搖毳幕寒」 （《首秋輪台》） ，「暖屋綉簾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氍毹。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鏜亂點野酡酥」 （《玉門蓋將軍歌》）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蒸沙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於」 （《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於貂鼠袍」 （《趙將軍歌》）。

其四，唐詩人思想開放，行為放縱尤為突出。鄭處誨《明皇雜錄》載:「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陳寅恪雲:「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詞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盪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 14又雲:「唐代進士科，為浮薄放盪之徒所歸聚，與倡伎文學殊有關聯。觀孫棨《北里志》，及韓偓《香奩集》，即其例證。」 15 範文瀾雲:「唐朝士大夫無不縱情聲色，杜甫韓愈也未能免俗。」 16 唐詩人這種放盪而不拘守禮法的行為有其文人本身的傳統所自（魏晉以來，文人就逐漸形成了自身的特點），更主要的則是當時世風的影響。由於多民族共處，漢族傳統禮教，即「山東舊日士族」所固守的家法受到沖擊。正如朱熹所雲:「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17 唐人男女交往非常開放，據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又雲:「長安士女，勝春野步，則設席藉草以紅裙相插掛，以為宴 幄 。」長安富豪的園林內，每逢炎暑，往往結綴錦彩，搭造涼棚，邀約名姝和妓女游樂，安排避暑之會。唐代達官貴人還有在新進士中選婿的風尚。

唐詩人還喜和女冠交往。唐代女冠來源主要是公主、宮女和官僚地主的姬侍。她們在社會生活方面比較自由，行為不受拘束，可以和各階層人物接觸，自然易與人發生戀愛關系，甚至以入道為掩護，過浪漫不羈的生活。

唐代舉子還喜和妓女交往，唐傳奇《霍小玉傳》、《李娃傳》的描寫都反映了這點。蜀中樂妓薛濤善詩，「一時名士如韋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劉禹錫、張祜，咸與之唱和」 18 。唐朝宮禁不嚴，據《古今詩話》載，開元中，宮中製作戰袍分賜邊防軍士。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雲:「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棉;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後玄宗知其事，竟以寫詩宮女嫁得詩士兵。《古今詩話》又載顧況游苑中，得水上桐葉題詩，盧渥舍人於御溝得紅葉題詩，皆反映出宮女不甘深宮寂寞，題詩抒發精神苦悶，嚮往美好愛情，因此，唐代宮怨詩尤比歷代為多，成為唐詩一大特色。

宋釋惠洪在《冷齋詩話》中稱「舒王（王安石）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評價李白，人們一直存有疑問。姑不論其真假，而此評價卻也道出了個中信息，即婦人與酒是李白詩中重要的內容。其實，豈止李白，哪個唐代詩人的詩中沒有寫到婦人與酒?可以說，正是婦人與酒，給唐詩增添了如此光彩，使其充滿青春激情，凌跨百代!

唐詩人少傳統禮教的束縛。他們敢於為婦女立言，敢於歌頌婦女，敢於歌頌愛情，在詩中反映了各個層面的婦女的生活。唐詩人也敢於在詩中寫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唐以前的愛情內容大多表現在民歌里（六朝宮體算不上真正的愛情詩），唐以後的愛情內容主要表現在詞曲與戲曲小說里。只有唐詩人才在詩中全面地健康地歌詠愛情。深刻地反映愛情的痛苦與歡樂。盛唐張九齡「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望月懷遠》） ，王昌齡「悔教夫婿覓封侯」 （《閨怨》） ，李白「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 （《春思》） ;中唐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江南曲》） ，崔護「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題都城南庄》） ，劉禹錫「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竹枝詞》） ，白居易「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采蓮曲》） ;晚唐皇甫松「船動湖光灧灧秋，貪看年少信船流。無端隔水拋蓮子，遙被人知半日羞」 （《采蓮子》） ，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無題》） 等等，都對男女相思相戀、恩恩怨怨種種境況作了淋漓盡致的抒寫。
參考資料：文學網

『肆』 陳寅恪有幾個子女

陳寅恪有三個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

——前排左起：唐篔（陳寅恪之妻）、陳寅恪。後排左起：陳小彭（陳寅恪次女）、陳流求（陳寅恪長女）、陳美延（陳寅恪三女）

陳流求，陳寅恪的大女兒，1929年出生在北京，1953年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重慶610紡織廠從事醫療工作，後因丈夫在成都，她於1961年從重慶來到成都，進入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內科工作，一直到1992年退休。

陳小彭，學的是園藝，80年代去香港定居。

陳美延，學的是化學，在中山大學任教。陳寅恪的文稿基本上都是她整理的

『伍』 陳寅恪的親屬成員

祖父：陳寶箴，晚清維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撫。
父：陳三立，晚清著名詩人，字伯嚴，號散原。光緒十二年進士，授吏部主事。
母：俞明詩，山陰俞明震（恪士）之妹，俞大維之姑母。能詩而擅鼓琴，有《神雪館詩集》（未刊）。
兄弟：陳衡恪、陳隆恪、陳方恪、陳登恪。
妹：陳正午（俞大維之妻）。
夫人：唐篔，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
子女：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

『陸』 陳寅恪國外游學16年，沒有拿到一張文憑，朱自清季羨林為何拜他為師呢

季羨林和朱自清的文章，無論是散文或是隨記語句意境都十分優美，讓人感覺到八千里路的雲與月，都走進了我們的心靈深處。

季羨林與朱自清都算是我國近代有名的國學大師了，他們的文學成就已如此之高，中國很難再有人成就於他們之上，這就不禁讓人思考，那他們的師傅，又會是怎樣博學的一個人？今天我們就來說說，中國最博學的人——陳寅恪。

讀書奇才

陳寅恪先生1890年出生於湖南長沙，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語言學家，他年輕時曾在多國留學，研習文化知識。

陳寅恪先生學貫中西，他一邊守護著中華傳統文化，一邊引進著西方的先進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梁。許多認識他的大師都說，「跟陳先生的學問比起來，他們只能做他的一個小助理。」

陳寅恪是一個嚴謹細致的人，對於知識更是如此，他從小生活環境好，博覽群書卻又不盡信書中的話，總是保持著批判思維，在那個時代，這是非常難得的。

他總是會在閱讀的時候給書中添加標注，看到什麼總會有感而發的空白處記錄自己的思想，可惜的是這些手稿很多在抗戰期間不幸葬身於戰火之中。

陳寅恪先生雖然是個文人，但是在抗戰時期也非常有氣節。在抗戰時期，陳寅恪與當時一眾文人更是有著為報效祖國獻出生命的必死決心，為國捐軀，與戰友們一起共赴國難，面對國家的情況，陳先生更是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遺憾離世

可惜的是，如此一位蓋世奇才，在1969年10月7日，因病離世，距今陳寅恪先生已經離世五十餘年了。

早在抗戰時期，陳寅恪就因為沒日沒夜地學習工作患上眼疾，因為不願在淪陷區教書而放棄了治療的機會導致右眼失明，開始過上顛沛流離的生活。

好不容易熬到了新中國成立，卻又遇上了「十年特殊時期」，成為了重點批評對象，當時的他已身患重病雙目失明。

在1982年的一天，他不小心摔斷了腿，只能癱瘓在床。後來中印戰爭結束，到了商量邊界線問題時，沒人知道該查閱什麼資料，該如何談判商議。這時已經失明癱瘓的陳寅恪站出來，憑借著自己的記憶給政府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兩百天里，他躺在床上，骨瘦如柴，淚流滿面，終於在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先生，痛苦而無奈地離開了人世。

陳寅恪先生，這些年來也逐漸成為了一個文化坐標，如今這個時代，大多數人可能並不那麼了解陳寅恪先生，只不過陳寅恪先生早在德國留學時，就被尊稱為「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在這近百年來，他的學術在歷史文化領域是無人能超越的，是真正的「大神」級的存在，他的個人魅力和風骨更是中國讀書人應該學習的。

『柒』 唐篔畢業後在那個地方執教

唐篔（1898—1969），廣西灌陽人，台灣巡撫唐景崧孫女，出生時，母親難產去世，由伯母潘氏（蘇州人）接養，從小被帶到蘇州生活，先後畢業於南京金陵女校、天津北洋女師體育專業，畢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

一次，陳寅恪的同事閑談中偶爾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師家中看到牆壁上懸掛的詩幅末尾署名「南注生」，說不知「南注生」是什麼人。陳寅恪很感吃驚地說：「此人必灌陽唐公景崧之孫女也。」南注生是唐景崧的別號。唐景崧就是在中法戰爭時請纓抗法的封疆大吏。他寫的《請纓日記》陳寅恪早已讀過，於是便有了登門拜訪女教師的冒昧之舉。由此，陳寅恪認識了唐篔，也觀賞到了唐篔居室中懸掛的唐景崧手書條幅:其一:蒼昊沈沈忽霽顏，春光依舊媚湖山。

補天萬禾忙如許，蓮盪樓台鎮日閑。

其二:盈箱縑素偶然開，任手塗鴉負麝煤。

一管書生無用筆，舊曾投去又收回。

不久，38歲的陳寅恪與30歲的唐篔締結了偕老之約。

1937年至1942年，受戰爭的影響，陳寅恪及家人輾轉湖南、廣西、越南、緬甸、雲南、香港等地，歷經艱難。

1942年5月初，在朱家驊等人的營救下，陳寅恪全家逃離香港，一路波折，變賣掉身上衣物換取車船票，終於在6月18日到達桂林。朱家驊已電告在桂林雁山園的中央物理研究所所長丁西林，派車將陳寅恪一家五口接入桂林雁山園，安排住入中央物理研究所。歷盡千險萬難，死裡逃生的一家人，對這一次會面，自是百感交集，終生難忘。當中央地質研究所李四光和國立廣西大學校長高陽等人來看望陳寅恪一家時，陳寅恪對他們說：「寅恪已兩月未脫鞋睡覺。」唐篔更是哽咽地連聲說道：「良豐（雁山園也稱良豐園）是故鄉。」並雲：「故鄉亦短夢，他鄉何處尋。」許多年後，陳寅恪大女兒陳流求深情回憶道：「抵達物理所時，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西林）讓我們住進他的宿舍里，緊接著研究所的伯伯、伯母們來熱情問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樣。環顧宿舍，雖是茅草房頂，竹籬夾牆，但是人情溫暖，父母眉頭也舒展開了。」

陳寅恪本欲在雁山園短暫休整後，赴四川李庄任中央歷史研究所教授。廣西大學校長高陽聞訊，力加挽留。再加之李四光、丁西林等人的力薦，陳寅恪最終留在了雁山園，擔任廣西大學客座教授。此時國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陳寅恪一家生活十分艱辛。三女美延曾回憶說：「良豐山上住的房子很簡陋，父親除了有課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廣西大學上課外，其餘時間就在簡陋的房子里伏案看書、寫文。這個『案』其實就是一個大箱子。一張小木凳放在箱子前，連放腿的地方都沒有，雙腿只有彎曲著頂在箱邊，這樣一寫就是整個半天不抬頭。住房的屋頂既漏雨又不隔熱，夏天日間他的白短褂被汗水浸透貼在背上，好像全不知覺，晚上在僅有一根燈草的小油燈下繼續揮筆疾書。」雖然條件艱苦，但陳寅恪依舊潛心治學。陳寅恪在雁山園的碧雲湖水樓（碧雲湖舫）上，為廣西大學法商學院政治系的學生講授「唐代政治史」。陳寅恪上課時，特別強調歷史研究的科學和實證性。在「書於桂林良豐雁山別墅」的學術論稿中，陳寅恪的「史詩互證」的史學方法與理論也逐漸系統化，走向成熟。

2010年陳寅恪先生的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出版了《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一書，其中記載了1943年他們一家在廣西大學的經歷。書中提到：他們住在半山小築時有位英國人修中誠（當時牛津大學的中國宗教與哲學高級講師）應邀到家中做客，專程來與陳寅恪討論其去牛津的工作構想，雙方談得很投機。這次見面對後來陳寅恪當選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有直接影響。正是在修中誠的邀請下，陶育禮和李約瑟作為英國文化與科學使團1943年3月到8月訪問中國，受到國民政府的接待，並雙雙被聘為中研院通訊研究員。陶育禮訪問了昆明、成都、桂林，在成都轉達了英國學術院對中研院的問候。陶育禮回國後，即在1944年邀請自己的好友、恩師穆雷的女婿湯因比以及老前輩庫克一起聯名推舉陳寅恪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1944年7月12日在倫敦伯林頓花園六號召開的院士大會通過了陳寅恪當選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的提案。此後陳寅恪作為通訊院士的記錄一直出現在《英國學術院院刊》，直到1975年。陳寅恪在桂林雁山園中身心調整，任教18個月中，除教學外，在歷史研究，論文、書稿寫作、文字研究等收獲頗豐。在陳寅恪的隨筆中也留下痕跡，完成於「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陳寅恪記於桂林良豐雁山別墅」的《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前言，後來被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

1943年8底，陳寅恪、唐篔帶著孩子們，離開了被唐篔稱為「故鄉」的雁山園，撤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學任教。

『捌』 陳寅恪是怎麼做到精通20多種語言的

留學與刻苦學習的經歷，是陳寅恪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其中以梵文和巴利文最為精通。懂得掌握的如此多的文字語言，使他掌握了一把研究史學的利劍，而且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經過多年的留學經歷又使得他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見解與學識，多為國內外名人所推重。

『玖』 不懂就問.李唐家族到底是什麼民族

隋唐皇室的漢人血統不容置疑，唐朝皇室宗源辯正，隋唐都是華夏正統（轉載）（一）隋唐皇室的漢族血統不容置疑隋唐皇室屬於漢族，這早已是史學界的共識，原本是很清晰的基本史實。但自從八旗韃子及其包衣奴把持文史界、文藝界之後，各種虛無化漢族的歪風邪氣甚囂塵上。八旗韃子及其包衣奴們很熱衷於討論漢族的血統，企圖通過宣揚漢族虛無論來瓦解漢人的民族認同感。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居心叵測的人（有滿遺也有漢奸）故意歪曲歷史，斷章取義，把隋唐皇室說成是鮮卑族，企圖虛無化漢族歷史，打擊漢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三人成虎，韃子叫獸編造的謠言流傳甚廣。所以，有必要撥亂反正，結合史實澄清隋唐皇室的民族屬性，還歷史真實面貌。
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541—604年）的父親是南北朝時期的漢人名將楊忠，其先祖是東漢太尉楊震。楊堅之父楊忠曾跟隨西魏權臣鮮卑人宇文泰起兵，在建立北周政權之後，楊忠官至柱國、大司空，封隋國公。北周和北齊的鮮卑統治者和上層貴族普遍熱衷於鮮卑化與胡化，下令給很多漢族大臣賞賜鮮卑族姓氏。作為功臣，楊忠被北周皇帝賜鮮卑姓「普六茹」氏。楊堅承襲父爵父姓。
在取代北周政權之後，隋朝的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立即大力推行漢化措施，提拔一大批有真才實乾的漢人擔任朝廷要職，罷黜了很多頑固不化的鮮卑舊臣，嚴厲鎮壓了鮮卑貴族的反叛，還下令屠殺北周的鮮卑王室貴族，把前朝遺留的鮮卑特徵都抹去了。隋文帝楊堅的當時做法就像後世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後，採取禁胡語、禁胡俗、禁胡姓、禁胡服等漢化措施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樣。隋文帝楊堅對漢文化的恢復發展傳承起了重要作用。魏晉南北朝時期，長達幾百年的混戰，致使春秋自漢代以來的華夏文化典籍因戰火焚毀、遺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詔訪求古書典籍，獻書一卷賞絹一匹，「民間異書，往往間出」，「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隋時的藏書量是中國歷代最多的，隋朝藏書最多時有37萬卷，77，000多類的圖書。後來，大部分圖書又毀於戰火，唐朝藏書最多時也只有8萬多卷。
更重要的是，在正式取代北周，創建隋朝前夕的公元581年（大定元年）二月，楊堅就發布了「已前賜姓，皆復其舊」的命令，下令所有曾被鮮卑皇帝賜了鮮卑姓的北方漢人都要恢復自己固有的漢姓，楊堅也恢復了自己的漢姓，把自己祖上「被賜」的鮮卑姓「普六茹」改回了舊姓「楊」。知道什麼叫「賜姓」，什麼又是「舊姓」嗎？假如隋朝開國皇帝楊堅是鮮卑族，那他完全可以像先前的那些鮮卑皇帝一樣繼續沿用鮮卑姓氏，或至少像北魏孝文帝那樣專門改姓，而不是「復其舊姓」，更沒有必要在尚未廢帝奪位之時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讓漢人們恢復自己固有的漢族姓氏。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是鮮卑人？
把唐朝的統治者說成是「鮮卑民族」同樣沒有可靠的證據。事實上，唐朝開國皇帝高祖李淵乃隴西成紀人（今甘肅秦安），其七世祖李皓於晉末五胡入侵中原引發史上慘烈的五胡亂華大動亂時，在秦涼一帶建立漢人政權以自救，史稱西涼。據近代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考證，這一帶和東晉以及繼承者南朝同為保存漢文化最完整，並對北魏的漢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地區。唐朝李姓皇族又怎麼可能是「鮮卑民族」？其實，在隋文帝楊堅掌握了北周大權後，李淵的父親也「復高祖姓李氏」，即去除鮮卑人所賜姓「大野氏」而恢復了他們的舊姓「李」，倘若不是漢人，何來「復其舊姓」，即恢復漢姓？倘若李淵真是鮮卑人，那麼他推翻隋朝而建立唐朝之後，就應當恢復他們那"鮮卑舊姓"才對啊。然而，唐朝開國皇帝李淵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還拿出了他們祖先是漢人的家譜。這說明他們要麼是真正的漢人，要麼就是完全認同漢人並接受了漢文化傳統的鮮卑人。可是，假若真是後者，即他們真不是漢人而是鮮卑人，那也該知道並接受了漢人的文化傳統觀念。歷史上漢人是很重血統的，有非常強烈的血統意識和宗族感情，因此特別注重祭祀自己的祖先，絕不會把他族祖先當作自己祖先來祭祀，因為"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的神靈不會享用不與自己同族、不是自己子孫所供奉的祭品，所以人們也不會去祭祀異族祖先的亡靈。這是漢人，特別是掌握國家政權、江山社稷的皇帝及其貴族們自古就嚴格遵循的祭祀原則。而且祭祀是一項十分嚴肅的國家大事，決不允許隨隨便便把他族祖先誤當自己祖先來祭祀，這就是《禮記·祭法》所說的「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認為自己祖先是漢人，並有家譜佐證的唐朝李氏皇室只能是漢人，而不可能是鮮卑人。
《舊唐書·高祖本紀》、《新唐書·高祖本紀》、《冊府元龜·帝王部·帝系門》等正史典籍都明確記載，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隴西李氏，唐朝開國皇帝李淵是十六國時期的西涼國君主李暠的嫡系後裔，李暠則是西漢名將李廣的十六世孫。著名隋唐史專家陳寅恪曾對唐朝李氏皇室的祖先進行過分析考證，也得出了李氏血統其初本是華夏的結論，陳寅恪先生還推論唐高祖李淵可能不是隴西李氏之後而是趙郡李氏之後，但趙郡李氏同樣也是漢人，而且也曾是望族，不是什麼鮮卑人。就算是北魏的孝文帝，作為正宗的鮮卑人，雖然他大力推行漢化政策，嚴禁鮮卑語、鮮卑習慣、鮮卑姓氏和鮮卑服裝，但也沒有到篡改自己的家譜，弄個千百年前的漢人作一朝皇帝的祖宗的地步。所以，所謂唐朝李氏皇室本是鮮卑人，杜撰了自己祖先是漢人的家譜的傳言，不但沒有任何根據，道理上也是說不通的。
現在史學界的基本共識是：唐朝李氏皇族的父系出自漢人的名門望族，母系即開國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的親生母親則是早已漢化了的鮮卑人後裔。人類早已進步父系社會，父系即為民族屬性。李唐皇室的民族屬性其實已經很明確了，更何況母系是經過隋唐之前一百多年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公元495年）時期早已漢化了的鮮卑後裔，文化上已經屬於漢人了。不僅如此，李唐皇室的父系血統是漢族，文化屬性也是漢文化，他們代表的利益也是漢人，連他們自己也確認自己是漢人。
正因為唐朝皇室祖先一直都是漢人，所以在唐朝建立後，唐朝皇帝沒有像四五十年前的北周、北齊統治者那樣恢復鮮卑姓氏或鮮卑特色，而是像隋朝皇帝一樣，建國後就極力抹去本已所剩無幾的鮮卑特色。唐朝李氏皇室當然也不可能改回什麼「大野氏」之類的鮮卑姓（因為「大野氏」這個姓本來就是從前的鮮卑皇帝下令「賜予」漢人大臣的）。包括蒙曼在內的一些滿遺叫獸總喜歡拿著唐朝皇室祖先中有過娶鮮卑姓的女子的事當做唐朝含有濃厚鮮卑血統的非漢族政權的證據，甚至還得出了所謂「唐朝是鮮卑族所建，不是漢人政權」的荒謬論斷。但是，這些人恐怕連那幾個鮮卑女子身上到底有多少鮮卑血統，她們還保留了多少鮮卑文化，跟其他漢人有多少的不同，這樣的基本問題都沒弄清楚。因為早在三四百年前魏晉，甚至五百年前的東漢，就有不少漢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與鮮卑族混居了，而北魏中後期，鮮卑人不是大批死亡，就是被漢人漢化而最多隻剩下個象徵其祖先中有鮮卑的姓而已，文化上則完全漢化，怎麼能因為那幾個女子的姓是鮮卑的，就不但說她們是純種的鮮卑人，還說她們嫁給漢人後生下的子女也是鮮卑人呢？如果以皇帝身上有鮮卑人或者其他異族血統就說該王朝是鮮卑人所建的政權或其他什麼異族王朝的話，那麼近代的日本天皇還有朝鮮人的血統，日本國豈不成了韓國人、朝鮮人的國家？那韓國人、朝鮮人為什麼還老譴責日本侵略了韓國、朝鮮？韓國人、朝鮮人豈不是吃飽了沒事找事的無賴？
所謂「隋唐君主是鮮卑後裔」這種說法極為牽強。是的，隋代國君姓楊，唐代國君行李，它們曾在北朝時期被迫接受鮮卑統治者的「恩賜」而改姓「普六茹氏」、「大野氏」，但隋文帝楊堅一奪取皇位就首先認祖歸宗改回漢姓「楊」，還下令讓那些被強迫改姓鮮卑姓氏的漢族貴族恢復原來的漢族姓氏。唐朝皇帝同樣繼承華夏正統，還拿出自己的家譜，證明李唐皇室是華夏漢人。試問，如果他們本來就是鮮卑人，他會立即主動採取這種恢復漢姓、匡扶華夏的漢化舉措嗎？與此類似，大家都知道，元朝的「孛兒只斤」皇室是真正的蒙古人，你認為蒙古族皇帝征服中國之後當然不會改成漢姓，也不會宣稱自己是漢人。清朝的「愛新覺羅」皇室是真正的滿洲人，滿族皇帝入關得位後也沒有改成漢姓，更不會宣稱自己是漢人。
隋文帝楊堅的皇後獨孤氏的祖先原本是漢人，史載，劉秀之子劉輔的裔孫劉進伯官度遼將軍，在攻打匈奴時失敗被俘，囚禁於獨山（今遼寧省海城境內）之下，他的後代有屍利單於，為谷蠡王，號獨孤部，也就是隋朝皇後獨孤氏的祖先。若說唐高祖李淵的皇後紇竇陵氏是鮮卑族，更是以訛傳訛，因為她的祖先是漢朝外戚竇氏，原本就是漢族人氏，後投奔匈奴擔任「大人」，而在魏孝文帝改革時又改回竇氏，認祖歸宗。只能說是個胡化的漢人。再說，北朝的鮮卑貴族與漢人長期通婚，同時接受華夏文化，本身就已經是鮮漢混血的鮮卑人。另外，如果人們非要把混有鮮卑人血統的漢人叫做鮮卑人。那麼北魏孝文帝的母親本身就是漢人，我們也可以稱北魏孝文帝是漢人了。再說了，假設就算隋唐皇室的母系是純正的鮮卑族又如何呢？滿清的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後是蒙古族，其母親佟氏是漢族，康熙的滿族血統至多隻佔四分之一，蒙古族血統佔四分之一，漢族血統卻佔二分之一，但誰會說康熙皇帝是漢族或蒙古族呢？因為，按照世界各國的傳統，尤其是東亞民族的傳統，民族成分主要是依據父系劃分的。
其實，即便是鮮卑人本身，在創建北魏政權之前就已經長期與漢人雜居和混血，其文化中早就含有大量的漢文化，而北魏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就更不用說了。包括那位滿遺教授蒙曼在內的一些人認為只要有少數民族血緣的，就不是漢人，只要建立王朝的人身上有絲毫的少數民族血緣，甚至僅憑借史書上記載的某人的只言片語，甚至僅僅是懷疑其身上有少數民族血緣，就狂言他們是少數民族，他們的王朝就是少數民族王朝，卻全然不顧這些他們身上的漢人血統，全然不顧他們對漢人祖先，對漢文化、對漢民族的高度認同。既然這樣，那反過來我也可以說，只要有漢族血緣的，就不算少數民族。如此一來，北魏比唐朝都還要有資格是漢人的政權了，因為不僅制度和文化，就連北魏的皇帝老子們身上流淌的大部分血也是漢人的嘛，呵呵。在此就撇開文化等方面的漢化事實,按照這些人的「邏輯」單純從血統來看看鮮卑人向漢人的轉變，北魏為什麼是漢人的王朝。首先，鮮卑族的人口遠比漢人的少，鮮卑族的大部分又是貧困潦倒的軍戶，因此連年的戰爭，再加上天災人禍，以及在短短的百年內所遭受的幾次清洗，鮮卑族人大量死亡，使得支撐鮮卑族政權的「國家柱石」軍隊都不得不由當地純種漢人組成（也即府兵）,另外還有不同民族間的通婚與強制等等，因此到了隋唐時期，究竟還有多少純種的鮮卑族人活下來都是個大疑問。事實上，不用說一般鮮卑人不是戰死，族滅，就是早被漢人漢化掉了，就連不會因餓死、戰死、病死而絕種的北魏皇帝，到了最後,也只剩下了1/128的鮮卑血統，而127/128，即99.21875%的血統其實都是漢人血統了。
下面是北魏王朝皇族血統的中國化表(參照宮琦市定《大唐帝國》等)1.
1、 北魏創始人道武帝（純種鮮卑人）======劉貴人|
2. 明元帝(1/2 鮮卑血統)======杜貴妃|
3. 太武帝(1/4 鮮卑血統)======賀夫人|
4. 太子晃(1/8 鮮卑血統)====== 閭氏(鮮卑)|
5. 文成帝(1/8 鮮卑血統)====== 李貴人|
6. 獻文帝(1/16 鮮卑血統)====== 李夫人|
7. 孝文帝(1/32 鮮卑血統)====== 高夫人
(孝文帝時期，唐朝皇室祖先之一的李沖時任北魏高官)|
8. 宣武帝(1/64 鮮卑血統)====== 胡皇後|
9. 孝明帝(1/128 鮮卑血統)
(上面括弧內的分數為北魏皇帝的鮮卑血統的比例)
也即到了北魏末年，其皇族只剩下1/128的鮮卑血統,即只有0.78125%的鮮卑血統!從上表可知,推行漢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只有1/32=3.125%的鮮卑血統,而有96.875%的漢人血統,因此,他禁止胡語胡服胡俗而全面推行漢化路線是理所當然的。而那些因李世民的母親有一點早已漢化了的鮮卑後裔的血緣，就說李世民，乃至李唐皇族都是鮮卑族的人為什麼不說北魏是漢族王朝呢？！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文化、習俗、傳統、價值觀上來看，還是從血統上來看,不用等到隋朝、唐朝，早在北魏時期，大部分鮮卑人已經變得與漢人相差無幾，只有少部分鮮卑人還留下個空頭的鮮卑姓氏符號。所以，按照某些人的「血統論」觀點，北魏政權就更是漢人王朝了。
（二）、大唐皇室宗源辯正
首先，包括《舊唐書·高祖本紀》、《新唐書·高祖本紀》、《冊府元龜·帝王部·帝系門》等在內的正史典籍都明確記載，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隴西李氏，唐朝開國皇帝李淵是十六國時期的西涼國君主李暠的嫡系後裔，李暠則是西漢名將李廣的十六世孫。（《新唐書》記載為隴西成紀，《舊唐書》記載為隴西狄道）。這些記載都出自可信度很高的正史典籍。
其次，國學大師、中國古代史泰斗陳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出了李唐皇室出自趙郡李氏的推斷，其主要論據是是《唐光業寺碑》，全稱《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以及《畿輔通志》、《隆平縣志》等方誌關於此碑刻的拓文。此碑為唐朝光業寺的建築之一。唐高宗（李治）總章年間（668～670年），唐朝宗室為保護高祖（李淵）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賜之陵（即建初陵、啟運陵，二陵共塋，全稱「大唐帝陵」），在陵墓正東修建光業寺。唐玄宗（李隆基）開元十三年（725年）又擴建整修，並增建大佛堂，竣工後立此碑以示紀念。關於此碑，《畿輔通志》之拓文為「皇祖瀛州剌史宣簡公謹追上尊號，謚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張氏謹追上尊號，謚宣慶皇後。皇祖懿王謹追上尊號，謚光皇帝。皇祖妣妃賈氏謹追上尊號，謚光懿皇後」從殘存的碑文可以直接得到的文字為「維王桑梓，本際城池」無疑提供出李唐源出趙郡的鐵證。近年來，通過考古發掘，從陵區南側出土的唐王後胤墓誌銘，更進一步證明其為隴西李淵宗室舊域陵寢所在。再者，李熙、李天錫、李虎、李昺的塋墓，都是按照漢人舊制，而這些陵寢之建造，都發生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張氏都是漢人，其子李天賜及妻賈氏也是漢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也是漢姓，李虎則是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祖父。
以上事實足以說明，李唐宗室是漢人無疑。但有人對此提出疑義，李唐皇室既然出自趙郡，何必託名隴西？這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趙郡之李與隴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隴西之李與山東之崔盧李鄭，同為望族，自西魏宇文泰以關中為根據地建國，由此就硬性規定關隴李姓為望族，趙郡之李的名望屈居關隴之後，李淵託名隴西，實是藉以提高自己的身世地位；或者，本為隴西之李，但並非華盛之門，後展轉遷徙至趙郡。二是陳寅恪先生認為，李唐皇室的先祖本為趙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戶」，或為鄰邑廣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因不是名門望族，是以家風漸染胡俗，名不雅馴。李氏一族至西魏時才真正顯貴起來，李淵祖父李虎入關後，東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趙郡之姓望為隴西，繼而又自稱是西涼的嫡裔。
綜合上述兩種論述，聯繫到當時的實際政治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李唐皇室之宗源出自趙郡，當無疑義，趙郡之《唐光業寺碑》以及李唐先世的陵寢，提供出最有說服力的實物證據，但為何自稱隴西之李？何以表明與山東之崔盧李鄭甚為生分的態度？實際上，是李唐王朝出於實際的政治利益考慮。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論述說：「隋唐兩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仍舊施行『關中本位政策』，其統治階級自不改其歧視山東人之觀念。」這樣的論述令人信服。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士族門閥制度，延續到隋唐，仍然有相當的社會勢力，統治階級為獲得更多的政治地位，也為標榜自己的出身，託名名門望族完全是可能的，這一現象，甚至到中唐，仍然存在。例如，韓愈的籍貫應為河南孟州，但為提高門第，託名河北昌黎，因昌黎韓氏在唐代是郡望，李唐王朝為給自己的統治尋找更多的合法性，也為提高門第身份，託名到西涼李暠之嫡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出自實際的政治利益考慮，西魏以至隋唐，關隴貴族一直是中國最有權勢的貴族集團，是關隴漢族地主豪強武裝與鮮卑的軍人集團結合起來的強勢聯盟，誰想統治中國，必須以關隴集團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現，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陳寅恪先生的論證非常有力，令人信服。李淵、李世民父子首先是務實的政治家，其首要考慮的，是鞏固關隴集團的政治勢力而非單純的認「宗族」，「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的封建政治規則使得聯姻、宗族譜系的「認定」，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政治意義，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編纂《氏族志》，也是同樣的目的：確立以李唐皇室為核心關隴貴族為中心的政治權威，協調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的政治利益。同樣的理由也可以支持唐太宗在立儲上為何最終確立晉王李治為太子，而非魏王李泰、或者吳王李恪，因為唐太宗首先要考慮的是關隴集團的整體利益。為鞏固大唐帝國的基業，防止可能出現的內部分裂甚至內訌，太子的人選的確定，必須得到以老臣兼元舅的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權臣的支持，吳王李恪是庶出，魏王李泰見惡於長孫氏，唯一的人選只能是晉王李治，雖然以才幹邇論，晉王李治是最次的人選，卻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來源：網路）

『拾』 陳寅恪和陳寅格是同一個人么是同一人的話，陳先生為什麼要改名字謝謝

我想，是一個人，但是，沒聽說陳寅恪先生改過名字，一直都是陳寅恪，只是在「恪」字的讀音上面有爭議，有人說念「que4」，有人說念「ke4」，陳老先生的父母都念「que4」，因為在他的老家，用方言是這樣念的，而當時，漢語言還未改革時，「恪」也的確有「que4」這個音，但是後來就沒有了，統一讀作「ke4」，陳老先生自己也讓大家念「ke4」，中國有名從本人的習慣，所以「恪」念「ke4」。
所以，目前為止，只聽過在最後一個字上的讀音上面有爭議，沒聽說在字形上面有爭議的，會不會是編輯的問題，打錯字或者寫錯字沒有得到及時糾正，所以會使你有這樣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