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构困境

⑴ 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困境

虽然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和建设，取得相当成就，但面临中国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制度转轨遗留的历史欠账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新型的养老保险仍有许多重大的、急需破解的问题。
养老保险覆盖面仍然狭窄
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其中，国有企业基本实现全覆盖，城镇集体企业覆盖率为75．39%，但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仅为17%，还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未参保[3]。虽然各级政府重点抓“扩覆”工作，但离全覆盖的目标仍有距离。截至2010年底，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57亿人(含农民工参保人员3000多万)，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民人数为1．03亿人。这样，参加各种养老保险的总人数为3．6亿人，仅占当年全部2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36．7%，也就是说，养老保险全国的覆盖率只有大约30%多。这样的覆盖率显然不能发挥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也不能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9年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2011年开展试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任务艰巨，特别是如何保量又保质，需要好好实践。比如，由于缴费负担过重，各地已经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退保情况就较为严重。
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较低
由于十年“文革”动乱，养老保险沦为企业保险的历史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至今依然很低。就全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看，少数省份实行了省级调剂金制，但调剂的比例和数额极为有限，大部分省、市、县仍实行分级统筹。这样带来诸多问题:养老保险基金抗御风险的能力脆弱，很容易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养老保险跨地区关系转续以及领取不便;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另外，养老费用畸轻畸重还会加剧区域发展差距。如2010年广东一个省就有3000多亿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可有的省份却基本没有结余，年年都有缺口，需要中央补贴。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省份，财政实力较为雄厚，再加上流动人口多，他们的养老金就多，因为流动人口不在那里养老，光在那里缴费做贡献了。而人口输出大省就倒霉了，这些省剩下的不是小孩就是老人，青年人都到外头打工去了，钱都贡献给外省了，但对本省的老人是要支付养老金的，从而造成收入少、支出多。所以养老金数量跟人口分布的空间和流动是有关系的，而人口流动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地区。于是造成了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平衡。越富的地方养老金越多，越穷的地方养老金越少，越富的地方经济越发达，越穷的地方经济就越落后。
转制隐性债务以及个人账户“空账”问题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我国政府1997年决定把长期实行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就出现了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问题。所谓隐性债务，是指在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或半基金积累制转变过程中，由于已经工作和退休的人员没有过去的积累，而他们又必须按新制度领取养老金，那么他们应得的，实际又没有“积累”的那部分资金。隐性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继续付给新制度实施前已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总额;另一部分是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人员，在新制度实施前没有积累的养老金总额。这两部分债务的具体规模依赖于退休年龄、缴费率和投资回报率等重要参数。根据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课题组的推算，隐性债务最小为1．8万亿元，最大接近12万亿元。我国庞大的隐性债务将是悬在养老保险制度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养老保险实行改革后的新制度，按照制度设计，对已经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应该用社会统筹资金。但是，由于现在的退休者没有(或很少有)个人账户的资金，又要按标准发放，社会统筹的资金远远不够支付庞大的退休群体的需要。各省、市、县为了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就挪用了本应是将来才能支付的现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没有分开管理)，从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养老基金的有名无实，空账运行。究其根源，空账的出现还是要归因于我国养老保险体制转轨所形成的隐性债务。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1万多亿元，虽然做实空账工作已经开展几年，但空账规模仍在扩大。从债务关系来说，养老金的空账运转是现在向未来透支，是老一代向年轻一代的透支。长此下去必然蕴涵巨大的资金风险，也会降低改革后新制度的信誉，动摇新制度的根基。
保值增值效率低下难以应付过高通货膨胀
2010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将近2万亿，虽然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5万亿，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对应的个人账户。一方面现阶段职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被用于支付现期的退休金，账户上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资产，大部分是空账[6];另一方面，现行制度要求养老保险金余额除满足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80%左右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由于近期银行存款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导致养老保险金的结余在不断地贬值，这些钱的收益率多年来一直不到2%，在财政账户里死死放着，这势必加重未来时期养老保险的负担，也会增加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支出负担，应对老龄化的长期资金平衡压力巨大。

⑵ 为何说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养老的困境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独生子女家长在我国整个老年人口中已形成很大的占比，造成了我国所特有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养老的困境。

专家表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长达30多年，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早期的一代独生子女家长在我国整个老年人口中已形成很大的占比，造成了我国所特有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

希望养老问题的严重性能被逐渐的关注，并早日解决！

⑶ 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开题的可行性分析

现在空巢老人确实很多，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养老院，因为在养老院都是同年龄的人，有共同的语言，而且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比一个人在家里要开心得多。

⑷ 托老所的发展困境

观念难改、资金难筹
如个别老人观念与思想较难接受此种“幼儿园式”的管理模式，同时也有个别子女的从观念上也很难认可，要么有的老人认可则子女反对，要么有的子女说好老人则说不。若要保存“托老所”的生命力，老人和子女都要从观念和思想上有所改进与提高。
资金短缺、前景堪忧
“托老所”是由街道与老年联合会合作的一个服务项目，由多方投入，如场地由街道办免费提供，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老人可用“居家养老服务券”购买服务；其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公益基金，剩余部分由老年联合会投入，其中还包括老人和子女的一定费用。看得出来，“托老所”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必须维持正常运行，还要考虑回收成本。日前，资金和场地都在困扰着“托老所”的发展。所担心的是，如果一旦成为一种公益市场，而缺少资金支持的话，“托老所”必将举步维艰。
政策之贫、法律真空
虽然各级政府积极倡导社区养老，但至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对社区养老有权威和规范的界定。没有法律规定，就意味着日托中心合情理，却不合法理，面临一大漏洞。正因为此，不少老人及子女在准备尝试“托老所”时，总会多一层顾虑：找不到法律做靠山，出了问题，向谁申诉？过去法律所认可的，养老服务主要是由民政福利处和老龄办共同监管，前者侧重于监管机构养老，后者侧重于监管居家养老等。但是，“托老所”主要是由购买服务的有关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使用服务券购买服务，如出现问题，可以向养老券发放机构直接反映。
从业之难、服务之难
即使“托老所”护理员均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资格证”，多半年轻而经验丰富，同时体贴细腻，且对老人保健也在行，有时候却很难得到老人和子女的理解，总不能让老人照顾老人。
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充足、可持续的全国养老制度的目标：一是构筑一个普惠的保障底线，由政府的税收支付；二是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基本养老制度中无资金承担的成本；三是把双层基本养老制度转变成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四是通过中国的企业年金制度来扩大补充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五是形成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的现代养老保障体系；六是在全社会形成并弘扬一种孝道文化，提高养老义务、责任和公益意识与精神。

⑸ 我国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这种进程，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促使了社会养老方式的产生；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劳动方式的重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作为养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家庭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随之受到削弱。 (二)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推行之后，农村家庭类型由拓展型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家庭人口规模逐渐缩小。 (三)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导致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加严重。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农民举家流动的比例很小，人口向城市迁移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加速城市化将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四)农村土地的收入和保障功能被不断削弱。虽然土地在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活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功能，但因规模狭小、流动性差和产权不稳定，不仅难以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且也难以发挥其收入保障功能。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靠非农就业收入来源。 (五)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增加，商品性支出增大。农民收入提高，消费尤其是商品性支出的增加，改变了老年人供养以实物支付为主的传统方式，子女对老年人的供养主要表现为货币支出。自给性消费向商品性消费的转变使老年人经济供养来源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大，老年人供养状况直接受子女货币收入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并隐藏着风险。 (六）农村社会网络的作用也在下降。例如，农户家庭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日益弱化，无力为困难家庭提供帮助。

⑹ 目前我国养老行业发展有什么瓶颈

1、我国养老产业仍需突破系列瓶颈，比如产业发展仍相对粗放，存在养版老床位和从业人员缺口权较大、

不少养老机构设施和服务水平有限、老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等问题。

2、必须紧密结合我国老年群体的现状，从政策支持居家养老、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规范养老服务标准等方面多措并举，

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才能促进整个产业的健康和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