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司馬氏如何奪取曹魏天下
從三國志看，用的是禪讓的手段，實質是逼宮。
咸熙二年五月，立為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眾息役，國內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為丞相，鎮南將軍王沈為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為衛將軍，議郎裴秀為尚書令、光祿大夫，皆開府。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於陶唐，亦以命於有夏。惟三後陟配於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於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勛德光於四海。格爾上下神祗，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於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於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皇後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誕惟四方，罔不祗順，郭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後，用集大命於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於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眾望。」禮畢，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啟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於皇考文王，睿哲光遠，允協靈祗，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於宇宙，功格於上下。肆魏氏弘鑒於古訓，儀刑於唐虞，疇咨群後，爰輯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托於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享休祚。」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於太廟。封魏帝為陳留王，邑萬戶，居於鄴宮；魏氏諸王皆為縣侯。迫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後。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後，宮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皇叔父干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皇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王，幾為燕王，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為渤海王，晃為下邳王，瑰為太原王，圭為高陽王，衡為常山王，子文為沛王，泰為隴西王，權為彭城王，綏為范陽王，遂為濟南王，遜為譙王，睦為中山王，凌為北海王，斌為陳王，皇從父兄洪為河間王，皇從父弟茂為東平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為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為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為車騎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為巨鹿公，侍中荀勖為濟北公，太保鄭沖為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為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公。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歷為太始歷，臘以酉，社以丑。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各在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己巳，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附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是月，鳳皇六、青龍三、
B. 古人說的關於素質道德的話
治民先治吏,是歷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經驗。這是因為,官吏的管理與權力的運用相伴而行。因此,官吏既要具備普通社會道德和基本的職業道德,如忠於國家、忠於職守、勤於政事、揚清激濁、辦事公道、救危助困等,又應在權力運行的過程中養成官德,也就是權力道德,如清正廉潔、誠實無私、遵紀守法等。另外，中國古代的百姓視官如父母，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質狀況不僅直接影響著國家的統治效能，而且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有廣泛影響。正所謂官德如風，民德如草，官風正則民風純。鑒於官吏在社會道德體系中的這種主導地位,歷代統治者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都始終把對官吏的道德素質要求放在一個十分突出的位置。
早在夏朝,統治者就有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選拔官吏時,吸取夏商亡國的教訓,特別強調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聖、義、中、和）與「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為選拔官吏的標准。由於司法官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西周在選拔司法官時更是強調必須遵循「有德惟刑」的標准，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貴族世襲政體的崩潰，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時更加重視能力與德行。管仲把禮、義、廉、恥視為維系國家的四大繩索，並強調「清潔於貨」是設置官吏的重要條件，即用官時必須考慮「清廉」之節。秦朝是我國歷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學說為統治思想的王朝,在國家治理上反對「禮治」,「獨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職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質。《雲夢秦簡·為吏之道》載：「為吏之道，必精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無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由此可見,秦朝的官吏守則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此外,秦律中還規定了「五善」與「五失」的考課原則,「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可見其內容主要是對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
到漢代,伴隨著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禮義道德教化也被置於治國的首位,對官吏的道德素養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漢朝選官的主要途徑是察舉制,其法定的主要標准為「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四科取士」為：「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四曰剛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祿四行」為「質朴、敦厚、遜讓、節儉」。由此不難看出,漢朝選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順序進行考察的,德被置於首位。三國時,曹魏創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辦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終止。盡管該法在選官標准上過於重門閥家世，但對才德亦有具體要求。如西晉咸熙二年頒行的《諸郡中正六條舉淹滯令》對官員的德行就有明確規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
唐朝統治者在「德禮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導下,更加強調德禮在治國中的作用。其時,從官員的選任到考績到監察等一整套職官管理制度中,每一個環節都高度重視官員的道德素質狀況。唐朝實行科舉選官制度,科舉考試及第者還須經吏部的考試,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職。吏部考試主要從體貌、言詞、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進行,若「四事皆可取,則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通典·選舉》）。唐朝對官吏考績的法定標准為「四善二十七最」,所謂「四善」專指品德 「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據不同部門的職責規定的具體標准，其中第三條是「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書吏部》）。唐朝對流外官則按四等第進行考核。《唐六典》規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過，立四等第而免進之：清謹勤公，勘當明審為上；居官不怠，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數有愆犯為下；背公向私，貪濁有狀為下下。」另從唐玄宗時制定的監察法規——《六察法》的內容來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惡」。由此可見,唐朝對職官的選任、考核和監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唐以後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職官管理制度方面與唐有諸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課方面,對「四善」的要求與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這位以重典治國治官著稱的明代開國君主,也認為「禮樂者治本之膏梁」,在察舉賢才時,「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和社會賢哲也強調「禮樂刑政,綜合為治」,但由於儒家倫理觀在中國古代社會始終居於支配地位,因而道德教化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無限拔高了。無論是董仲舒提出的「刑者德之輔」，還是唐代律家倡導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或者康熙帝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其主旨無不在強調道德教化在綜合治理中的主導地位。統治者意圖通過突出道德教化來喚醒官員的良知和責任感，從而遠惡近善，不去違法，達到防患於未然的目的。盡管這一目的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實踐中遠未達到,但強調道德教化這一手段對治理貪官、反對腐敗所起的作用還是應該肯定的,其中有些東西對今天也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C. 恪忠盡職的意思
出自於《孫子兵法》。解釋為恪：謹慎，恭敬。盡：完善。盡自己的努力，嚴守自己的職業或崗位。全詞解釋：負責做好本職工作，指謹慎認真地做好本職工作。細心、耐心地守住職位或崗位。
D. 什麼是官箴書
官箴書是中國古代為官者入仕必讀書。在中國古代社會，官箴書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在國家系統中，官德修養的好壞關繫到國家政權的興衰存亡，影響到社會風尚及民風的好壞。所以，就最高統治者而言，希望通過官箴加強各級官員的道德自律，約束官員的思想和行為；就官員自身來說，可以從官箴書中汲取前輩官員的為官從政之道。官箴書是各級官員進入仕途的必讀書。秦漢以後，「官箴書」的內容有了很大變化，從原來的規勸、勸誡君王，逐漸演變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為准則。通過歷朝歷代對官員的要求，不難看出，官箴書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為指導，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終被放在了重要位置。最主要的幾部官箴書：一是宋呂本中的《官箴》；二是元張養浩的《三事忠告》；三是清陳宏謀的《五種遺規》；四是清汪輝祖的《學治臆說》。
E. 忠恪匪躬 意思
忠恪：忠誠恭謹
匪躬：忠心耿耿，不顧自身
忠恪匪躬：即忠心耿耿，不顧自身的意思。
F. 唐選拔官員時對道德和才能方面的要求有何變化
我國是一個德治傳統深厚的國家，從業有道德，我國歷史上對師德與官德要求比其它任何職業都高。官德，是官員的政治操守和職業道德，是基本的從政德行，做人要以德為本，當官要以德為基，我國歷史上產生了十分豐富的官德思想。
一、官德的作用
官德正則民風淳，官德毀則民風毀。官德正，則吏治清，則風清氣正。對於官德的作用，古人有深刻認識，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對國家統治效能的影響。孔子認為以德治國才能真正治好國，以德理民才能真正理好民，實行德治才能長治久安，所以他力主德治，而將以刑罰治民視為德治過程中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種手段，必須慎之又慎。這顯然是繼承和發展了周公「明德慎罰」的政治主張。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為統治者實行德治，他就會像北極星一樣自居其位而群星都會環繞著它轉。又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為統治者用政令來引導老百姓，用刑罰來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即使能老老實實不犯法，卻不能在思想上認識到違犯法律是可恥的行為；用道德來教化老百姓，再用禮制來規范約束他們，他們就會有知恥之心而自覺地走正道。
在孔子所創立的儒學的深刻影響下，先秦諸子百家中除法家外，其他各學派無不主張德治。漢以後兩千餘年間，儒學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的指導思想，「德治」思想被奉為准則或法度。
如管子認為，官職「授有德則國安，授無德則國亂」。王符《潛夫論》認為，「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西漢司馬遷強調，「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他在《史記》中《天官志》篇中把「修德」列為治國的三大方略之首，強調，「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正下無之。」
為什麼古人將官德置於這樣一種高度？因為官吏是國家機器的運轉者，是公務人員，其道德素質狀況直接影響著國家的統治效能，必須具備公正無私、清廉勤謹的道德素質才能幹好公務，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例如國家不能無法制，但法制是人制定的，是人執行的，無德者立法必無善法，無德者執行必亂成法。王安石指出，「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就是這個道理，歷史也反復證明了這一點。南宋名相趙鼎也在《從政遺規》中，做出了「吏不善，政雖善不行」的診斷，認為沒有好的官德，國家就不能得到好的治理。官吏干公務，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才能，但前提是官德好，否則其才越大其害越大。正如南宋胡宏《鬍子知言•好惡》中指出的那樣，「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勢利，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說的是無德小人依靠權勢爭奪利益，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唐朝的李林甫和明朝的嚴嵩就是典型。
二是對官員社會評價的影響。人生有三感，即生活上的歸屬感、工作上的成就感與社會上的榮譽感，而榮譽感來自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對一個官員來說，社會的評價取決於一個人的才能、成就、道德等方面，在這所有的因素中，官德處於首要位置。《左傳》對為官之道作了這樣的排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把官德修養列在建功創業、著書立說之前。朱元璋這位以重典治國治官著稱的明代開國君主，也認為「禮樂者治本之膏梁」，在察舉賢才時，「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康熙的德才觀也富有傳統色彩。他指出：「論才則必以德為本，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他還強調說：「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可以說品格高尚是一個人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的前提。
三是對社會風氣的影響。中國有「以吏為師」的傳統，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質狀況不僅直接影響著國家的統治效能，而且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有廣泛影響。正所謂官德如風，民德如草，官風正則民風純，官德有先導、表率作用。孟子說：「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唐太宗說：「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竟進。」選拔有德君子做官，則心正心善的好人會自我勉勵繼續行善；誤用邪惡之徒做官，則各種壞人就會爭先恐後地鑽進官府。所以，「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這就是唐太宗一類明君和政治家從總結歷史經驗中獲得的至理名言。西漢董仲舒在《對策》中向漢武帝建議：「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強調官德對社會風氣的引領作用。
四是對樹立權威的影響。作為官員，要令行禁止，需要一定的權威，權威的樹立，來自自身所處地位與才幹，但更重要的還是來自人格的魅力。魯國執政大臣李康子向孔子請教關於政治的問題，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率）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所謂政治，就是治國理民者心正身正腳步正，你們這些當官執政的人帶頭走正道，下面的人有誰敢走歪門邪道。孔子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官員為人有德，正大光明，即使不對百姓強迫命令，百姓也會聽從；當官的為人無德，不走正道，即使強制百姓做這做那，百姓也不會真心信服聽從他。唐太宗李世民正是憑著人格的魅力，不戰而屈人之兵，降服了陰謀作亂的兵部尚書侯君集與突厥悍將阿史那斯摩。
二、官德的內涵
著名哲學家黑格爾說得好，「組成一個國家的不是物質，而是精神。」對一個國家精神形成起主導作用的就是官德。中國歷朝歷代關於官德的具體規定有所不同。如西周朝有知（智）、仁、聖、義、中、和「六德」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為善行、恭敬多讓等「五善」；漢朝有質朴敦厚、遜讓、節儉等「光祿四行」；晉朝有忠恪匪躬、孝敬盡禮、友於兄弟、潔身勞謙、信義可復、學以為己等「中正六條」；唐朝有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等「四善」，宋元明清各朝的有關規定大體上與唐朝一樣，但具有共性的是公、善、慎、廉四個字。
一是公。即為官公正、正直，天下為公。歷代思想家、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名臣討論道德之內涵，首先都強調居官者必須具備「公正無私」之德。《尚書》說：「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無偏無黨，王道盪盪」。就是說執政者能以公心滅私慾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賴歸服；不為小圈子謀利，不結黨營私，國家的政令就能暢通，國家就能興旺發達。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子》說：「公生明，偏生暗。」《淮南子》說：「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意為居官從政者有公正無私之德，說一句話也能使萬民聽從，團結一致。清初朱舜水在《伯養說》中說：「公則生明，廉則生威」，說明為政必須用心公，持身廉。公以服人，公以治國，已成公論；如果不公，就如《管子•七法》所雲：「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
二是善。即寬以待人，嚴以律己，與人為善。清初唐甄《潛書•抑尊》雲：「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在天下之下。」意謂無論哪一級官員，都必須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絕不能自視高人一等。《左傳•定公五年》雲：「大德滅小怨，道也」，西晉陳壽所撰《三國志》中《吳志•孫皎傳》雲：「愛人多容，可以得眾」。《尚書•伊訓》雲：「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西漢楊雄《法言•修身》雲：「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北宋林逋《省心錄》雲：「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雲：「君子以細行律身，不以細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說•天地篇》雲：「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強調的都是對別人不求全責備，而對自己要嚴格，這樣才能服眾，得到下屬與群眾的擁護與愛戴。否則一方面會脫離群眾，一方面容易樹敵。
三是慎。即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作為官員，一言一行關系各級政府機構乃至國家的前途、命運，因此說話、辦事必須謹慎，而不能隨意。三寸金蓮本是後唐皇帝李煜的一大畸形愛好，後來流入民間，相沿成習，成為摧殘中國婦女上千年的一種野蠻習俗。「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個老頑童，有一天拿著一根蔥葉吹著玩，從此以後宦官往宮內大車大車拉蔥，導致市面上蔥價飛漲，「向前蔥」。隋煬帝去甘泉宮避暑，嫌裡面沒有螢火蟲，第二天便有人拉來五車螢火蟲，照得甘泉宮如同白晝。故《禮記》、《大學》指出，「一人僨事，一人定國。」意思是官員一句錯話就可以使事業失敗，謹慎處事就可以使國家安定，說明治國者必須謹言慎行。明代張居正也強調，「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講的就是慎言慎行。
四是廉。即廉潔從政，不謀私利。《皋陶謨》雲：「無教逸欲有邦。」意思是說，不使人們貪圖安逸，滋長私慾，國家就會長存。《荀子•儒致》也講：「志忍私然後能公。」意思是說，在意志上能夠抑制私慾然後才能為公。北宋張載《正蒙•有德篇》雲：「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意思是說，名利並不是可高興的事，只有頭腦中沒有名利才值得高興。春秋末孫武所撰軍事名著《孫子》中謀政》篇雲：「上下同欲者勝。」宋代胡宏《鬍子知言•紛華》雲：「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宋代林逋《省心錄》中說：「為善者不雲利，逐利者不見善。」西晉傅玄《傅子•曲制篇》中說：「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無大於不知足。」
以上四個方面，是不同朝代居官從政者都要遵守的職業道德，也是不同朝代官員運用權力、執行公務過程中都要遵守的行為准則。
三、如何加強官德修養
高尚的官德不是於生懼來的，而是通過後天學習和從政實踐而成的。歷史上一切清官廉吏無不重視自身的官德修養，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堅定不移，持之以恆，贏得清廉美譽，流芳千古。
一要培養崇高的氣節。儒家講修身，怎樣修身？公孫丑問孟子：「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回答是「善養吾浩然之氣」。這浩然之氣其實就是氣節，要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意思是得志的時候，便與老百姓一同前進；不得志的時候，便獨自堅持自己的原則。富貴不能使其驕奢淫逸，貧賤不能使其改移節操，威武不能使其屈服意志，這樣才叫做大丈夫。具有大無畏的精神，為他人想得多為自己想得少，心憂天下，這便是傳統的士大夫精神。我們常說，得志的時候將別人當人，不得志的時候將自己當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二要樹立報效國家、造福百姓的偉大理想。古人強調的修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此「致君堯舜，使民小康」成為封建士大夫的最高理想。他們認為民為天下之本，民生則國生，民富則國強，故藏富於民乃生民之大道。故養民是養政之方，急民事是治政事之策。民不得其養，則民情險急、禍亂叢生，居心叵測者窺其位而競相為之，國家有傾覆之虞，社稷有柱之維艱之險。一切清官廉吏，無論管位大小，都是真正的大丈夫，都有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為人民謀福祉、淡泊個人名利、務求高風亮節的寬廣胸懷和遠大志向。由於立定了這樣的雄心壯志，他們的官德修養才有自覺性和持久性，才能節節升華，直達高峰。這實際上涉及的是做官為政的動機問題，為公則有大志，為私則無大志，還會產生邪念惡行。對清官廉吏來說，做官不是他們的人生目的，不是他們的生活目標。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居官從政這一途徑濟世益民，他們的目標是在居官從政實踐中為聖為賢。
三要時刻自警自勵，「不以小善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從點點滴滴做起。這就是古人所倡導的官德修養功夫。他們為此發明了許多頗有效驗的方法，如記功過格，置座右銘，寫官箴、自成約，懸官署對聯自勵，定期瞻拜先賢祠，日日自省其身，甚至經常征詢同僚、吏民意見，虛心接受批評並作自我檢討，等等。清官的「自責書」與明君的「罪已詔」屢見於史書，從中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君德修養是大有講究的，在封建專制的歷史條件下能做到這一步也是相當開明的表現。
若論官德修養功夫，清朝一位著名清官孫嘉淦的「居官八約」很有代表性。孫嘉淦當官四十年，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擔任過學政、直隸總督、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要職，敢於只諫，在打擊豪強、興修水利、發展經濟等方面貢獻卓著。他為自己立下了《居官八約》：「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大意是：對國君忠誠而不自我炫耀；對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爭權奪勢；不追逐功名；辦事務求興利除弊；說話務求簡明扼要；不結黨營私；勤儉節約、艱苦奮斗以保持清政廉明。
孫嘉淦始終恪守《八約》，即使被貶為小吏也不改初衷，贏得皇帝的尊敬和百姓的愛戴。乾隆剛繼位時，他就上了一篇《三習一弊疏》，指出：「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厭惡）剛」；「耳習」於山呼海頌，則「喜諛而惡直」；「心習」於唯唯諾諾，則「雄才而易事」，即自以為雄才大略而恣意妄為。「三習」既成，必生「喜小人而厭君子」一弊。國君被小人包圍，則過必亂，君必危。孫嘉淦剖析「三習」的成因在於「自是」——自以為是，自以為聖明，一貫正確。所以要根除「三習」，必須經常清醒地、客觀地反視自己，能夠「自以為非」而「從人之是」。晚清大臣曾國藩對此疏非常推崇，認為不僅「君德」修養需要破除自以為是和「三習」，他要求子弟錄寫《三習一弊疏》，作為做官的座右銘，經常對照個人，反躬自省，以提高官德水平。
中國古代的官德思想對喚醒官吏的良知、反對官場的腐化墮落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G. 在隋朝科舉之前任職官員的途徑是怎麼樣的
主要是察舉制。
由漢武帝於元光元年確立。察舉制不同於以先秦的世襲和後來隋唐的科舉制，主要特徵為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及選取人才，推薦予上級或者中央，被試用及考核後，再任命為官職。
察舉制是漢代至隋代的一種選官制,度，王朝根據不同需要設立各種科目，指定有關官員擔任舉主，依規定薦舉相應人才，經朝廷檢驗後給予錄用或升遷。定期的察舉科目稱為常科或歲舉，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詔要求貢舉的為特科、制科或詔舉，如賢良、文學、明經、有道等科。察舉的對象，既有平民，也有現任的吏員。孝廉科是漢代最主要官,員來源。
從察舉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倫,理,道,德為中心，注重聲名取士。它的另一個特點是以薦舉為主，考試為輔。
察舉制是在中國古代產生的第一個系統的選官制,度，它對當時社會以及後來的選官制,度產生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在隋唐時期，察舉演變成了影響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制。
中國古代的官吏選拔制,度主要經歷了世襲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這幾個階段。
先秦時期中國的世族在社會上有重要地位，幾乎全部官位的重職、要職都有世族成員擔任，雖然這一時期也有所謂鄉興賢能制的選舉，但這只是選拔伍長、鄉吏等小官，如孔子之仕「委吏乘田」，皆為小吏。在這種制度下，只有王公貴族子弟才能世代為官。
從西漢開始建立完善察舉制來作用主要的仕方法，徵辟製作為察舉制的補充。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選拔制度，比漢代多了一條以推薦考核為選官途徑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對東漢察舉制的反思與改進的基礎上創設的。
察舉製作為中國古代第一個系統的選官制度，先後約持續了約八百多年，對中國古代的社會有深刻的影響。
秦代和漢初用人，承襲了戰國以來政,府獎勵軍功的政,策，主要憑軍功賜爵。但隨著形勢的發展，特別是為了削弱貴族的勢,力，西漢前期逐步建立完善察舉，大舉納入人才並大膽果斷地打破了漢興以來非列侯不拜相的慣例，任命沒有封爵的公孫弘為丞相，然後再封他為平津侯，這對貴族勢力企圖長期把持高官顯位，是一個強有力的打擊。漢武帝通過健全察舉取士標准，親自選用干練有實才的官吏充任三公九卿及高級軍,事,職,務，如桑弘羊、張湯、張騫、李廣、衛青、霍去病等都曾官居高職。特別是兩漢時期，察舉制在大部分時間里起著積極的作用，它帶來了漢代英才輩出、功業興盛的局面，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漢王朝之所以能在華夏文明史上成為一個強盛的封建王朝，成為當時舉世無雙的文明大帝國，這也與察舉得人密切相關。
魏晉南北朝時期，察舉仍是基本入仕途徑之一，西晉時，察舉形成了秀才對策而孝廉試經的格局。但曹魏以後，門閥士族勢力日益發展，與之相適應，在選官上產生了九品中正制，察舉制的地位開始下降。由察舉入仕者，多為普通士人，高門權貴子弟一般是憑借門第獲得上品，並由一些被視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為官。東晉時，察舉已相當衰落。南北朝時，察舉又趨復興。但此時之察舉，特別是秀才一途，大多為門閥士族占據。北朝後期，隨門閥制,度的衰落，察舉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南北朝時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遷調，而是直接任命為博士、秘書郎、著作郎、員外散騎侍郎、奉朝請、縣令等，或為公府、軍府、王國和州府的僚屬。
在南北朝，考試日益成為決定被舉者得官與否的中心環節。人們對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對策時文辭的優美，孝廉則在於經學的精湛。唐代初年，王朝規定參加科目考試者可以自由報名，員額上沒有限制。這樣，察舉制也就由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經漫長演變，變成了一種中央設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舉制度。
察舉制在實行的數百年間，不斷增減調整，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察舉科目，成為兩漢取士的主要來源。
漢代察舉科目繁多，大而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經常舉行的科目，稱常科；另一類是不經常舉行的科目，這種科目是皇帝根據需要臨時指定的特別選舉科目，稱特科或特舉。
孝廉是察舉常科中最主要的科目。常科中還有秀才、明經等科目。秀才最初為特科，到了西漢後期秀才科也成了歲舉的常科。明經科察舉通曉儒經的人才。另外還有選拔12至17歲之間的「博通經典」者的童子科。
察舉製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系統的選官制,度，經過局部變更產生曹魏以後的九品中正制。特別是隋唐時期，為了彌補察舉客觀性差的弊病，逐步加大考試在其中的比例，最終形成了後期的科舉制。它對中國的教,育,制,度、人才選拔,制,度、官吏制,度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察舉各科設置之初，頗能體現選賢任能的原則，也的確選拔出不少濟世之材。同時極大地促進了講習儒經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和教育的發展。但是察舉的主要特點是以主管官,員（地方長官和中,央,各,部,門,長,官）的推薦為前提。加上察舉薦舉為主、考試為輔的特點，以及對倫,理,道,德的要求，導致察舉制主觀性很強，客觀性差。因此到了實施後期，「聲望」是很重要的，於是，士人便沽名釣譽，弄虛作假，或者攀附權貴，賄賂請托。因而，士風日下，察舉不實。
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政府的一種官員選拔制度。東漢延康元年（220年）曹魏建立前夕，由吏部尚書陳群提出。《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最早漢代推行察舉制，因缺乏客觀標准，長久以來為門閥把持，乃至賄選之風極盛。曹魏時，以陳群之議，定九品中正制以選拔人才。其主要內容是，在各州郡選擇「賢有識見」的官員任「中正」，中正必須是二品現任中央官，中正以簿世（譜牒家世）、行狀（才幹、道德）、鄉品（中正鑒定）為標准查訪評定州郡人士，將他們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正給鄉品前先列某一層次，即所謂「輩目」，先由小中正（郡）列入記錄，再報大中正（州），最後轉呈司徒，作為吏部授官的依據，曹魏時對人才的提升和使用有重要作用，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大中正亦可推薦小中正，但無權任免。陶侃亦曾任中正。咸熙二年（264年）以六條作舉薦標准：忠恪匪躬，孝敬盡禮，友於兄弟，潔身勞謙，信義可復，學以為己。
中正制每隔三年清理調整一次，有所上下，言行有修者則升之，如由五升四，道義有虧者則下之，如自五退六。
九品中正制是要改進漢末察舉之頹風，漢末人口流徙，戶籍紊亂，鄉論不能行，於是以該地賢者，評論當地之人士優劣，以代鄉論。但到了西晉時實際上官員都從世家大族中選定，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情況。為防止庶族假冒士族，世家大族便編寫譜牒（家譜），譜牒學成為一門學問。
中正制只重家世，不問賢愚，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都以此制選,官，久之造成社會風氣浮靡，世族弟子終日清談，不問國事。世族為維持門第血統，婚姻必擇門當戶對。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和科舉制實現，此制終被廢除。
H. 竭忠盡智,恪守職位的意思應該怎麼回答
可以用殫精竭慮，恪盡職守來回答。
I.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慈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揚之 在清朝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這段如何斷句的？？？？慈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揚之？回
慈父事君臣，子篤匪答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揚之？
慈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揚之？
慈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揚之？
得有個斷法啊！！！